名人演讲在北大

（笑声，长时间的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O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决不会像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20世纪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的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笑）――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把博奕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像，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全部都是自动的。他一年是5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很惊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笑）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九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五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像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策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