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然而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辩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贵族阶级在其盛期不仅领导事务，他们还领导舆论，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    
  不仅如此，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    
  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但是他们从哪里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们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1789年贵族在陈情书里对王权的侵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他们在15世纪陈情书里表示的一样。在国王方面，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仿佛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相反，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样，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们已亲眼见到那么多场革命的残迹，就更觉奇怪：在我们先辈的头脑中竟没有暴力革命这一概念。人们既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设想过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断给稳如泰山的社会一次次轻微震动，每天提醒社会可能覆灭，必须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渊的这个18世纪法国社会，却毫无即将倾覆的警告。    
  我细心阅读过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我讲三个等级，即贵族等级、教士等级和第三等级。    
  我在这儿看到，人们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儿看到，要求改革惯例，我一一做下笔记。这样我继续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加使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这点在1775年蒂尔戈致国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国王进谏，要进行自由的全民选举，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但不给议会任何实权。议会只谈行政，绝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说实话，只有权讨论法律，无权制定法律。蒂尔戈道：“这样，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谁也不会低估一项措施的意义和蒂尔戈所在时代的精神。的确，常常在各次革命临近尾声时，人们才能不受指责地实行蒂尔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奥古斯都的尝试曾获得成功。一国国民倦于冗长的辩论时，只要能获得安定，心甘情愿地任人欺骗；历史告诉我们，要使国民满意，只消在全国纠集若干无名的或无独立性的人，发给薪金，让他们在国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议会的角色就够了。    
  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愤激。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蒂尔戈却一无所知。    
  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    
  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    
  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旧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    
  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人们常将我们的革命归因于美国革命：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多影响，但是，当时在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及当时法国的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美国革命在欧洲其他国家还只是一个新鲜奇特的事件时，对法国人来说它并不陌生，只不过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罢了。    
  在欧洲，它令人震惊；在法国，它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