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对作家的起诉几乎总是拖沓、杂乱、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让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对教会损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罗致函大卫·休谟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言之成理。作为自由国家的居民，他对此有经验；狄德罗以文人身份判断事物，休谟从政治角度判断事物。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国，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对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    
  英国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出世以前，我们这种非宗教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授：正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担负起这一事业；他们从未能使它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对革命心怀疑惧的人都急忙来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连他们当中卷入当时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哲学家的学说并非谬误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险而加以拒绝。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这些榜样所打动，从不感到孤立，为其自身事业拼死战斗。尽管英国教会的组织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胜利地经受住了冲击；教会阶层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竭尽全力捍卫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社会自己抛弃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为何不在法国而到别国去找例证呢？今天有哪个法国人会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谁愿去读这些书？我几乎要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尚不全面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厌恶这种危险文学。请看一看，在国民的不同阶级中，随着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峻学校中获得的经验，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获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旧贵族阶级，1793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他们第一个被冲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击时，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逐渐地，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众混乱中会有所失的人们中，随着对革命恐惧的出现，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    
  旧制度结束时的情景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我们对宗教在各帝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维持国家秩序和使人民顺从的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传播；他们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    
  法国教会以前曾产生过许多大演讲家，此时却感到被所有与教会有共同利益因而应来维护教会事业的人所背弃，于是变得沉默无语。人们一度相信，只要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准备对它的信仰发表谴责。    
  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鸦雀无声，从那时以来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经常见到，不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问题。保留旧信仰的人唯恐成为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惧怕孤立甚于错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尽管与群众思想不同。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情感，就这样似乎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从那以后，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上世纪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    
  当我力图辩别非宗教运动当时在法国产生的不同结果时，我发现与其说非宗教使人心堕落或风尚败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奇特的极端行为。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间充满了感情和思想，它们一度占据了宗教的位置，暂时使灵魂不至消沉。    
  如果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不虔信，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缺乏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心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诚然，骄傲自信心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    
  我深入地研究过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显出了主要缺点，但同样显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质，即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然而非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大多数伟大政治革命中，攻击现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数宗教革命中，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一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府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沿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们便开始摇动政府的古老大厦；它已经摇摇欲坠，但是自由的问题尚未提及。伏尔泰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在英国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英国人随意传布的怀疑论哲学使他倾倒；他们的政治法律却对他触动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于其优点。在他的杰作之一——有关英国的书信中，议会是他谈得最少的；实际上，他最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却不大留心他们的政治自由，仿佛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长期存在。    
  临近18世纪中叶，出现了若干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由于他们提出的许多原则彼此相似，人们便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名称——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大概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哲学家几乎没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经济学派没有脱离理论，但理论更接近事实。一些人讲述能够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应该做的事。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得到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月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碍他们计划的东西应该打碎。他们不大尊重契约；毫不尊重私人权利；或者，准确地说，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然而总的说来，这是一些德行温厚、和气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练达的行政官；但是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指引着他们。    
  经济学派对往事抱着极大蔑视。“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统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