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但是，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达到目的，而且凭借极不完善的手段。大地产因此逐日减少，却没有积聚起大宗流动财富；在大领地的原址，通过节衣缩食，惨淡经营，兴起了许多小领地。    
  土地分割方面的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不久即将爆发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认为无需在公民社会中引入某种平等，就能在政治领域中永久确立彻底平等，我看这些人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我想，谁也不能不受惩罚地使人们时而极强，时而极弱，让人们在一点上达到极端的平等，在其他点上却忍受极端不平等，这样一来，不用很久人们肯定会渴望全面强大或者变得全面软弱。但是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险的，是由于不分地而产生的不平等。    
  拥有土地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认识这些极为重要，而拥有动产是不会或很少产生这些思想和习惯的。    
  大地产以某种方式使财富的影响限于某个地方，使它在某些地点，对某些人发挥特殊作用，影响更大、更持久。动产的不均使一些个人富有；不动产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钱人彼此联系，把几代人之间也联合起来，并在国家中建立一个单独的小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总能获得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对民主制政府最为有害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相反，对民主制统治最为有利的，莫过于将土地划分为小块产业。    
  拥有少量动产的人几乎永远或多或少地仰赖于他人的情绪。他必须或者屈从于某一联合会的规章，或者屈从于某个人的意愿。他要服从于国家工商业命运的最细微变迁。他的生活不断被富裕与穷困的无常变化所打乱，这些支配他命运的动荡，很少不引起他思想的混乱，不经常改变他的爱好。小土地所有者则相反，只听命于自身的动力；他的范围狭窄，但他在其间活动自由。他的财富增长缓慢，但却丝毫不受意外风险的影响。他的精神与他的命运一样平稳，他的爱好与他的劳作一样有条不紊；正因为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将独立精神置于贫穷之中。    
  人们不会怀疑，大量公民心中的这种精神安定、这种安静和这种单纯的欲望，这种习惯和这种对独立的爱好，大大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对我来说，当我看到，在社会地位存在极端不平等的人民中建立起民主制度时，我将这些制度看作是暂时事件。我相信，有产者与无产者处在危险之中。有产者冒着猛然丧失财产的危险，无产者则面临猛然丧失其独立的危险。    
  欲达到民主制政府的民族所期望的是，不仅他们内部不存在财富的极大的不平等，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不动产在这种财富中并不居支配地位。    
  18世纪末，在法国，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仍专制地支配着政治社会。法国人不仅有一个贵族制，而且有一个贵族阶级，这就是说，在以不平等为基础的所有政府制度中，法国保留了最专制的，而且我敢说，最顽固的政府制度。要为国家服务，必须是贵族。没有贵族身分，人们便很难接近国王，繁文缛节禁止平民接触国王。    
  各种制度的具体规定与这种原则是一致的。替代继承、长子继承权、佃租、行会师傅身分，所有旧封建社会的残余依然存在。法国有国教，国教的神父不仅像某些贵族制国家一样是特权者，而且是排他性的统治者。像在中世纪一样，教会是一部分领土的所有者，干预政府。    
  然而在法国，很久以来，一切都已朝着民主迈进。不愿停留于表面现象的人，一定愿意回想一下教士在道义上的无能状态，贵族的贫困和衰落，第三等级的财富和知识，地产独特划分的既成事实，大量的中等财产，少量的大产业；回想起那个时代那些公开宣扬的理论，那些心照不宣但几乎公认的原则；我认为，如果有人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事实归纳概括，必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这个有着贵族、国教、贵族制法律和惯例的法国，总的来看，已经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而18世纪末的法国人，由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公民组织、思想风尚，已远远超过了当今最明显地趋向民主的那些民族。    
  第二部分    
  18世纪的法国和当今的法国相去不远，并不仅仅是由于不平等状态。其他许多我们认为是崭新的民族面貌特征，当时已经隐约可见。    
  可以一般地说，没有比贵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久远了。    
  在贵族阶级占有的领土的各个地点上，每一处总可以找到一个或若干个贵族，他们由于出身与财富，天然地高人一等，取得或接受治理权。在一个地位平等的社会里，公民间大致平等，他们自然要将行政细务即政府本身，委托给高出于群众之上、引人注意的那个人。即使他们不准备把这项责任委托给他，他们也常常由于个人的软弱和难于和睦相处，而不得不容忍他掌权。    
  的确，当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知识在那里已经普及，当治国科学已臻完善，在人们已经尝到过集权的政府的苦头时，就会经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们如何在他们中间努力创建某种集体政权，来处理他们的自身事务。有时，最高权力在特权的重压下，试图使公共行政地方化，采取多少有点奥妙的手段，企图在领土的不同地点人为地建立某种选举贵族制。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凭本能就被推向中央集权制。他们只有凭深思熟虑才能走到地方自治制度。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总要冒极大风险。在贵族制的国家，不管中央政权如何，地方政府却经常存在，无需中央政府介入便能生存。在民主制的国家，地方政府常常是中央政权创造的，中央政权允许人们夺去它的某些特权，或者它自愿放弃某些特权。    
  民主的民族中这种中央集权的自然倾向，主要出现并明显增长在斗争与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中，两种原则争夺事务领导权。    
  当人民开始成为一种力量，并且发现贵族领导着所有地方事务时，便攻击地方政府，不仅作为地方政府，而且特别作为贵族政府加以攻击。地方权力一旦从贵族阶级手中夺过来，应该交给谁便成了问题。    
  在法国，独揽地方权力的不仅有中央政府，而且有国王。    
  其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我认为，社会的民主部分有一种中央集权的自然愿望；但我绝不认为人民的志趣会把行政权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这要依形势而定。当人民有选择自由时，它永远宁愿将行政权力委托给一个集体或民选的行政官，而不愿将它委托给一个人民无法控制的国王。但是，人民却经常缺乏这种自由。    
  当社会的民主部分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要崛起之际，它仅仅由众多的个人组成，他们同样软弱、同样无力，孤立地与贵族阶级的强大个体进行斗争。它具有那种不要任何治理工具而进行统治的本能欲望。这批为数众多的个人，由于极其分散，又极不善于联合，本能地感到需要在他们自身和贵族阶级之外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种已经组成的力量，他们无须共同协商，就能在这个力量周围齐心合力，依靠全体联合，便能获得他们每一个人所缺乏的那种力量。    
  不过，民主制远未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在贵族阶级之外，人民能够利用的已经组成的唯一权力就是国王。国王与贵族之间无疑存在着天然的类似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如果他们的爱好相似，他们的利益却经常对立。因此转向民主制的民族通常从增加王权的权限开始。国王激起的嫉妒和惧怕比贵族要小；何况，在革命时代，使权力易手已算是了不起的事了，哪怕只不过是剥夺一个敌人的权力，为把它转交给另一个敌人。    
  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    
  一般来说，只有在依靠国王、彻底摧毁贵族阶级之后，民主的人民才向国王讨还他们让国王占用的权力，并努力使国王依附自己，或将授与国王的权力转为依附权力。    
  但是即使当社会的民主阶级终于将行政权置于他们真正的代表手中之后，要划分行政权的行使时，他们也往往非常难于办到：或是因为难于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或是因为难以知晓委托谁来使用权力。    
  民主阶级在自己内部，总能找到大量有教养和精明强干的人材，足以组成一个政治议会或中央政府，但是却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才组织省政府；外省人民可能并不愿听任贵族阶级统治，而人民尚无能力实行自治。在等待这一时机到来时，人们不能不将行政权的行使委托给中央政权。    
  况且，刚刚摆脱贵族控制的人民要花很长时间，才感到有必要习惯于中央集权。    
  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里，每个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自幼便养成一种习惯，要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他羡慕或畏惧的人。同时，他将中央政府看作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当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赋予中央政权以超凡的神明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