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灵异事件薄-暗战

第3章


难道这份神秘的纪录就是顾执华一生最大的秘密?我翻开了下页,仔细的看了起来.以下为笔记本大致内容,我只是略微整理了一下,以使得整个事件更为连贯,文中的"我"为原文中的记述者.部分地方的年月、事件本身似乎纪录不详,但是原文如此.
五、
沈战、柯腾江――
这两个人因为叛徒出卖,在1945年底被军统逮捕,随后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里.如果当时是他们,或者其中一人走漏风声甚至叛变,那么在1945年底被逮捕也可能只是个幌子.49年底解放重庆的时候,地下组织和解放军配合,解救出了沈战,但是柯腾江却牺牲了,并且找到了他的遗体.这证明,柯腾江不是叛徒.
沈战获救后,进入重庆市民政部门工作,在1960年病逝.这两个人在生的时候,那个东西并没有发作或者造成危害,一定程度上证明他们很可能不是叛徒.
汪文天――
那个事件以后,沈战、柯腾江、汪文天和我也被组织隔离监视,但是由于我是第一经手人,所以我的嫌疑更大.很快汪文天就结束了隔离期,重新恢复了工作.沈战、柯腾江也相继结束隔离.也许正是这样,他们两个人不久后即被军统抓了起来.
这样,组织上认为我的嫌疑更大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叛徒,因此汪文天在我心目中的嫌疑最大.但是他不久就身居组织高位,还在49年前成为重庆沙区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证明他的表现获得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可是,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再出现.而我被隔离的时期最长,事实对我非常不利.组织上曾经宣称结束了我的隔离期,但我却明显感觉得到日常生活中一直被人监视.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放松警惕,然后做他们怀疑的事情.
我也一直在暗中监视着汪文天.尤其是在沈战、柯腾江被捕后,我越来越怀疑汪文天.可是,他的表现始终都是正常的.即使他就是叛徒,那为什么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呢?
解放后,汪文天以及组织仍然把我作为一个有嫌疑的人,无法恢复身份.我被安排进入以前联络站所在地――树仁中学的校办工厂做了工人.
这几十年来,组织一直在暗中监视我,而我也没有放弃监视汪文天.
文革期间,我因为那个事情的嫌疑,以其他的借口被打成反派,押解到农场劳改.我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十年.期间我一直害怕汪文天如果真的是叛徒,那岂不是十分危险?可是文革结束后,我依然没有听说任何关于那么东西的消息.它好像已经神秘失踪了.
直到现在,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就象它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消失了.究竟是我们哪里弄错了呢?难道果真没有叛徒?或者是叛徒交出那个东西后,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
罗博士(即罗耀祥)――
对那个东西了解得最详细的人,莫过于第七实验室负责人罗博士.他掌握着那个东西在我们这里独一无二的样本.从一开始,组织就安排我们务必要配合安插在第七实验室的内线,保护罗博士的人身安全.但我们实质上做的工作就是监视罗博士,所以我怀疑其实组织是明要我们保护他,暗地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当那个事件发生以后,组织上根据内线的情报识破了日本间谍的身份.于是我在组织安排下,第一个出击把偷抢出那个东西的日本间谍敌人抓获.但是那个东西并不在他身上.同时,罗博士也向上报称那个东西已经失踪了.由于事态严重,军统部门兴师动众,对整个第七实验室进行了长达三天的大搜查,却一无所获.除罗博士外,其余人员全部被秘密扣押,包括我们的内线.
而根据我们在军统的内线情报,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被扣押的人和失窃有关联.唯一的嫌疑人就是那个被我们抓获的日本特务.但是他却拒不承认把东西带走,并偷偷吞毒自杀,从此失去这条线索.
排除了这些嫌疑后,罗博士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我们的怀疑对象.不过他一直在国民政府所属的研究所任职,深得权势人物信任,而且也一直是个爱国科学家,不可能干下出卖中国人的事情.组织对罗博士的关注也一直没有放松,包括我自己.
重庆解放前,罗博士随国民党残兵一起去了台湾,从此,他对我们便音讯全无.但是,对于他的清白,我始终不敢肯定.
第七实验室――
我们根据内线提供的资料,分析了下第七实验室的人员构成.
实验室负责人,罗耀祥博士,历来在中国顶级医学研究单位进行秘密课题研究.实验室内共四名助手.其中一人即为我方内线.他和另外一名姓黄的女性为跟随罗博士多年的学生.另外两人,其中一个叫做安定辉的即为我亲手抓获,并吞毒自杀的日本特务,因为曾经有留学日本的相关医务经验,所以被招纳进去.另外一人,则隶属于军统,实质上是国民党政府安排的监督人.
除安定辉外,事发后,其余三名助手全部被拘押盘问.虽然罗博士多次亲自求情,但是最后全部被处以枪决的极刑.此一事件,也导致军统方面认为是我们组织盗取那个东西,所以很快展开了对我们的追捕行动,在当时曾有多名同志不幸被捕,被关押进中美合作所严刑逼问.这也表明,军统特务很有可能对此事并未参与.
解放后,我方人员又再次去第七实验室旧址搜查,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那个东西的痕迹.由于这个东西确实关系重大,我方组织也曾经和军统方面进行过秘密接洽,双方均告知,没有任何人参与此事情,一定是内奸所为.并且,内奸极其可能是我方.这个嫌疑,看来又是我最大……哎
圣约瑟教堂――
根据我方人员对第七实验室的暗中秘密监视,发现安定辉曾经多次去过圣约瑟教堂.因此,我们也曾经怀疑他可能将东西带出,然后在圣约瑟教堂和他的下家进行交接.
于是,我们以及军统都曾经多次在圣约瑟教堂的各个位置进行搜查.但是双方均一无所获.此外,通过在军统内部的暗线,组织也知,军统也曾经严密监视过常去教堂的教民以及神职人员,却没有发现异样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一直在重庆城区内,没有和外界有太的接触.而外籍神职人员和国外的信函也统统被军统搜查过,也证实从来没有那个东西.
那么,究竟谁是出卖者呢?这个问题从身心上困扰了我将近五十年!在同志们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信任,背上一个根本就不该属于我的罪名,让自己一生惊慌恐惧,举目无亲.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恶魔般的东西并没有发生,但是我这辈子,却已经彻彻底底的毁在它的手上.我不服,我一定能够查出内奸.
恶魔!
六、
看着笔记本上的内容,我感觉到头上已经冷汗直冒.尤其是看见顾志华写完对每个人的怀疑后,重重的写下了一个几乎把纸划穿的"恶魔"两字.
想不到看似平平常常的看门老人顾志华,背后却隐藏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那个他一直没有明说的恶魔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生前孤单、无助,最终还死不瞑目,不过是因为早年的一件事情让他背负了如此大的冤屈.当真是造化弄人.
在笔记本后面的部分,多是记录顾志华在这些年来对圣约瑟教堂的暗查,以及不断收集的前述关联人的所有记录.而且在记录中,他明确记载了这条信息是摘抄自报刊新闻,还是道听途说.比如汪文天在政府部门的升迁、退休,罗博士的新研成果,甚至于其中部分人的讣告.
一些空白的地方,往往都画满了问号.后面的纪录越来越少,于是问号也随之变得密密麻麻,很多页干脆就写满了问号.而在最后一页上,顾志华则写着一个大大的"恶魔".和先前工整的字迹相比,这个词却写得十分的扭曲变形,甚至几乎没有写完全,说明写字的人当时手有强烈的颤抖.
我合上了这本不寻常的笔记本,脑子非常混乱.文字显示,在解放前的陪都重庆,顾志华是一名中共特工,他所说的组织也便是当时的地下党.他们执行了一项和"第七实验室"有关系的任务,为了一个他所说的"恶魔般的东西".一名日本特务企图盗窃这个东西,但是被顾志华老人亲手抓获,却没有找到那个东西,而参与此事的其他人都似乎看不出任何嫌疑,于是按照简单的排除法,就让顾志华背负了一辈子"内奸"的冤屈.那名专程来拜访的姓汪的老干部,从年龄上看也就是他以前的同僚――汪文天.也正是汪文天,主导了对他一生的怀疑,让他最终只能老死在一个看门人的位置上.
一个特工人员遭到自己人的终生怀疑,也许是他们最大的悲哀.怪不得,顾志华临死会如此悲哀.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晚年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怪异的行为.一定是那种在嫌疑中挣扎了一生的巨大意念,让他难以释怀,即使做梦也在想着为自己洗刷清白.
但是,那个"恶魔"究竟是什么呢?我仔细的联想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顾志华手指颤抖地写下"恶魔"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他曾经多次提到那个东西没有被找到,那么,他既会强烈担忧这个"恶魔"在以后重现世间会带来的巨大灾难,也会为自己被它残害一生而悲愤不已.
也许现在,我们都很危险.因为那个"恶魔",一直没有出现.
七、
我认为我得找到汪文天,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在屋子里,我一直等着王林回来,他身上有汪文天的联系方式.我看了看表,时间是晚上六点半,食堂这个时候差不多该下班了.但是我一直等到了七点多,也没有看见人回来.这家伙够粗心,留了个陌生人在家,也不顾着回来.我也不想等的太久,所以就干脆出去,在已经昏黑的夜幕下,径直去了食堂找他.
等我在食堂找到王林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同事热火朝天的玩"斗地主"的纸牌游戏.看见我后,他甚至还回忆了半天才想起来我是谁.
"刚才从你家离开的那个老人,我有点事情想问他.我想找你要下他留给你的电话."
"好吧."他有点不情愿的把手上的纸牌扣在桌子上,在衣袋里翻找起来.但是,那张电话纸条却不见了.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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