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自选集

    母亲却摇着头说：“那就不是我儿子了。一大瓶酱油一元多呢，他想还，不向我要，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钱呀！姑娘，告诉你家大人，大妈替你们全院儿都问问。”
    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由“大娘”而自称起“大妈”来了。“大妈，那就给您添麻烦了。我走了。大妈再见！”“再见，姑娘，有空儿一定来玩啊！”“哎！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母亲随了几步，满面慈祥地目送着。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那个孩子正是我。而且，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相当重要。
    星期天。我家吃过早饭不久，她和她的姥爷，还有她的两个弟弟，带着锤子、锯子、钉子盒什么的来了。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赶快将门插上。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我不答应。母亲敲门，我不开。“这孩子，聋啦！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母亲生气了。我终于出现，母亲瞠目而视。仿佛不认识我了。
    我上下穿得很整齐：白小褂，蓝裤子，白胶鞋。我将平时舍不得穿，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并且系了红领巾。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我才如此这般。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又洗了一遍脸。用香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洗脸很少用香皂。手太脏时，也不过用肥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我头发硬，平时不梳。蓬乱得太不像样子，就用手指拢拢。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
    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他们也一样。尤其她。“怎么，你……你今天有队日活动？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
    “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其实，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我的感觉，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河马大婶”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她的姥爷也是。母亲说：“没有队日活动，你穿上队服干什么？快脱了去，换身破衣服，帮着干活！”我执拗地说：“不，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她的姥爷指着我，刚想说什么，被她及时扯了一把，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母亲更生气了：“这孩子，今天抽的什么风！”举手似要打我。她急忙说：“大妈，弟弟要穿，就让他穿吧！弄脏了我替他洗。”她一边说，一边向她的姥爷直丢求援的眼色。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说：“哪个孩子不喜欢穿得体面些呢？让孩子穿吧！我们小晶不是愿意替他洗吗？我这外孙女，是说话算话的！”他看了他的外孙女一眼，挺郑重地问：“是不是？”她笑了。笑得又大方又愉悦，还朝我眨了眼睛。既不像有些女孩儿家受到几句夸奖就洋洋得意，也未显出丝毫害羞的样子。
    母亲望望她，望望她的姥爷，望望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母亲的表情告诉我，过后是一定要对我追究个为什么的。
    她看着我说：“小弟弟，这不等于我完全支持你。大妈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你也得向大妈表示一点妥协呀，起码把红领巾摘下来行不行？”
    我觉得母亲对她的评价是对的。她说话真像位大姑娘，尤其她跟大人说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听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家说话用“毕竟”和“妥协”这样高等的词儿。何况她两个月后才十四岁。我觉得听她说话，仿佛是在听语文成绩优秀的学生造句子，并且不得不承认她造了些好句子。
    我默默地顺从地解下了红领巾。
    母亲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额角说：“哼，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孩子样子，我倒省心了！”
    母亲是街道居民小组长，负责我们这条街上居民义务方面的一切事，具有等同于“甲长”的地位和权力。当时她正急去开居民小组长会议。
    母亲匆匆走后，我们立刻开始拆除那排经历了许多风蚀雨淋的“板障子”。而首先要做的，是斩断那瀑布一般泻过这边来的“爬山虎”。那面的院子荒芜已久，这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已经像一张乱毛蓬蓬的皮，和木板长在了一起。花儿依然开得很烂漫，但毛虫隐蔽在茂密的叶子底下。
    她说她怕毛虫。
    她的两个弟弟说也怕。
    她的姥爷倒没说怕。但说看见毛虫就皮肤过敏。
    我也怕。我怕毛虫甚于怕任何可怕的东西。但是我毫无惧色地声明我一点儿也不怕毛虫。我说小小毛虫有什么可怕的，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这项“特殊任务”。
    他们负责将我斩断的“爬山虎”用木棍挑到预先挖好的坑里，埋得严严实实，踩得平平坦坦。
    我们合力推倒了“板障子”。
    当她的两个弟弟协助她的姥爷锯木板时，她悄悄对我说：“挽起你的裤筒儿。”
    我说：“干这种活儿，用不着挽裤筒儿。”
    她说：“让我看看你腿，那天摔破了没有？”
    我说：“没有。真的没有。”
    她说：“听话。我一定要看。”
    她的表情，她的口吻，好像是如果我不听她的话，我在她眼里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我听话地将两条裤筒都挽了起来。我两腿那天都摔破了，结了两块厚厚的痂。“当时流了很多血吧？”“嗯。”“当时很疼吧？”“嗯。”“当时你哭了吧？”“嗯。”“一边跑一边哭？”“嗯。”“你为什么要跑呢？”“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还一瓶酱油呢？”“我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钱呢？”“拉小套儿挣的。还有，捡些碎玻璃卖。”“拉小套儿？那是怎么回事儿？”“火车站、大桥前，拉车的人上不去坡，我帮着拉。你见过两匹马拉的车吗？有一匹马是驾辕的，另一匹马是拉边套儿的。拉小套儿就像拉边套儿的马，帮着拉上一个小坡五分钱，帮着拉上一个大坡有时能挣一毛钱呢！”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为什么。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憨笑。
    “碎玻璃也能卖钱？”
    “能呀，一斤碎玻璃能卖四分钱呢！”
    “那，上哪儿去捡呀？”
    “垃圾站啊、建筑工地啊，有时能捡到，有时捡不到。我常捡碎玻璃卖。卖两斤就能买一本作业本。”
    “你为买那瓶酱油，捡了很多吧？”她用她细长而娇嫩的手指轻轻触摸我腿上的伤痂。我看得出并且相信她那绝对是情不自禁。她似乎想要通过她的触摸使它消失。“我得帮着干活儿了！”我难为情地放下了裤筒儿。“你真是个古怪的小孩儿。你觉得你自己古怪吗？”她低声问，显得严肃。
    我摇摇头，拿起锤，钉“板障子”去了。男孩儿天生是男孩儿的朋友。她的两个弟弟没用谁吩咐，便主动成了我的助手。她则成了她姥爷的助手。他锯，她压住木板。
    “你几年级？”双胞胎中的一个问我。“二年级。你们呢？”“才一年级。”另一个回答，瞧着我那种目光，似乎对我这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小学生不无恭敬。“那，你是二年级入的队吗？”“二年级？那也太晚了！”“你一年级就入队了？”“当然！”“那，你是几道杠？”我想回答是“三道杠”，可担心谎话说过了头，反而被怀疑。
    “一道杠”呢，又觉得太渺小，有些说不出口。犹豫了一下，谦虚地说：“我本来被推选当‘三道杠’来着。可我认为自己还没那么好，就接受了个‘二道杠’……”
    我轮番回答他们的话。他们对我也愈发显出恭敬的样子。我戴红领巾，并非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向他们的姐姐表明：我可不是这条街的野孩子。我是少先队员！
    “我姐姐是一年级入的队！”
    “我姐姐以前是‘三道杠’！”
    “她还当过全校的大队长呢！”
    “她以前每年都是三好生！”
    他们开始向我赞扬他们的姐姐。仿佛她是他们的重型武器，一展示出来，就足以从心理上彻底将我打败。
    我半道“杠”也不是！我还没入队呢！校队鼓手中，有好几个不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学校特批给我们的，只许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戴。平时是没资格戴的。我当然是被他们从心理上打败得稀里哗啦了！我故作镇定，问：“那她现在呢？”“现在……现在……”“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吗？”“对，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嘛！她就得在新的学校从头开始争取了。”我不由回头看了她一眼，很怀疑是她的弟弟们说的那样，认为肯定另有原因。
    她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目光，迅速避开了。她那样子很不自然，甚至有几分愠怒。她大声训斥两个弟弟：“多嘴多舌的，别人会把你们当哑巴吗？”
    她们的姥爷，好像根本就没听我们几个孩子在说些什么，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锯木板。她的两个弟弟，都一声不吭了。显然，他们的姐姐，在他们心目中，是具有特殊位置的。一旦严厉起来，他们是有些惧怕的。我觉得锯条被腐朽的木板夹住所发出的紧滞刺耳的声音，似乎更响了。
    一排新的“板障子”终于竖起在我们眼前，和她家临街的“板障子”一样矮。一扇小门的上端，也锯成了美观的月牙形。这么一来，站在我家门口，不，就是站在屋里，也可以从窗口望见她家院子里的情形。在我们全院，除了我家，谁家也不可能和她家举步相通。因为别人家与她家院子相隔的，是他们房屋的后墙。只有我家这儿，相隔的是一排“板障子”。
    她姥爷的衣服，已被汗湿透了。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问他的外孙女和两个外孙：“这样好吧？”她默默无言地微微点了一下头。而她的两个弟弟齐声回答：“好！”他又问我：“你说呢？”我也回答：“好！”他说：“你们都觉得好，我就更认为好了。”沉思片刻，念念有词起来：“满园芳菲着人意，栽情篱下不羡山。”
    我完全不懂他的之乎者也。而她，分明是懂的。起码懂一部分。不知为什么，她显得忧郁了。
    他又自言自语：“种什么花儿好呢？”
    我抢先说：“种蝴蝶花吧！蝴蝶花顶好看啦！”
    她的两个弟弟紧接着说：“种百合！种百合！姥爷您不是说过，百合的根又好吃又能治病吗？”
    他的目光转向他的外孙女，目光中尽是深蕴的慈爱。似乎，还有些别的。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无奈的歉疚。他能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外孙女呢？
    “你说呢小晶？”
    她凝眸思考了几秒钟后回答：“姥爷，栽菊花吧。您不是很喜欢菊花的吗？而且，您也不必像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了，您每天望菊东篱下，不是更好吗？”
    他点点头：“是啊。季节迟了，想种别的花儿也来不及了。只有从院子西边移些菊花栽过来了，不过……”他又一次将脸转向我：“这一定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啊？咱们刚才的意见，都算个人意见，你妈妈的意见，应该是最后的意见。因为她是居民小组长嘛！咱们都在她的领导之下嘛！这就叫民主集中啊！”
    他说得十分郑重，郑重得都有点儿使我感动了。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的母亲这么值得尊重。从来也没人对母亲表示过如此郑重又非常真诚的尊重。一个孩子，感到自己的母亲被人尊重，这孩子能对那个人不产生好感吗？我觉得我一下子喜欢起这个头发全白的瘦老头了。我想母亲也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在不值得任何人这么尊重她。她能当上居民小组长，纯粹由于她的热心肠。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她“领导”过谁。我们这条街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绝对不会有谁承认受过我母亲“领导”的。如果他们听了他的话，准会哈哈大笑的。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我母亲居然是“领导”他们的，母亲肯定再也当不成居民小组长了。
    我的队服为我作出了从未作出过的“牺牲”。白胶鞋面目全非，变成了黑胶鞋。我的奉献是巨大的。这奉献完全是为了她。我觉得她心里是明白的。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相反我很愉快，甚至对她充满感激，感激她明白我……
    她的姥爷收拾起工具，第一个从那扇小门通过，走到她家的院子里去了。他回望了一眼那扇小门。那种样子，如同一个刚刚学会穿墙术的人，念着咒诀不知不觉地穿过了一堵墙壁，但又不相信真的，回望那堵墙是否存在似的。
    “孩子们，过来呀！我不是已经过来了吗？”他朗声说，看样子对那扇小门很满意。说罢，大步向当初神父住的屋子走去。仿佛那一向就是他住的屋子。
    接着他的两个外孙走过去了。
    她也走过去了。
    只有我留在锯矮了的“板障子”这一边，一动没动，呆呆地望着那边。“板障子”锯矮了仍是“板障子”，我仍觉得我要通过那扇小门必须获得她家人的允许，觉得它是为了她家人到这边来方便，而不是为了我到那边去方便。尽管她的姥爷已经说了：“孩子们，过来呀！”但我认为他那是对她和她的两个弟弟说的，觉得其实并没包括我。我也为那扇小门付出了劳动。刹那间我内心充满委屈，眼泪汪汪。
    她见我没跟过去，走回来了。她站在“板障子”那边，替我打开小门，瞧着我笑。
    “先生，请！”
    她做了一个优美的邀请的姿势。
    我也噙泪而笑了。通过那扇小门后，我也忍不住回望一眼。倏忽我觉得我是通过了一扇奇异的门，觉得自己顿时长大了好几岁似的。我再看她时，连自己都觉得，已不可能是一分钟前的目光了。我自己对这一种变化有点儿慌乱和不知所措。我脸又红了。
    她脸也红了。
    大概是因为我的目光。还因为我的样子。
    井旁晒了几大盆水。
    她家那个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捧着一捧衣服，走到葡萄架前，放在木椅上。她穿的还是玄紫色旗袍，还是那种神情肃穆、不苟言笑的样子。她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威严地转身向房屋走去。一眼，仅仅一眼，我觉得那女人已将我掰开了揉碎了认认真真地研究了一番。
    “她是你什么人呀？”
    “小姑。”
    “她不太欢迎我是不是？”
    “你怕她？”
    “有点儿。”
    “我和弟弟们也怕她。不过她是个好人。除了爸爸妈妈和姥爷，她就是我们最亲最信赖的人了！”她说完，命令两个弟弟将两大盆水端到葡萄架内。“我得给他俩洗洗澡。你要是闲得慌，就替我浇花吧！”她从葡萄架内探出身对我说。于是我拿起喷壶浇花。一会儿，她的两个弟弟洗得清清爽爽的，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离开葡萄架也走向了房屋。
    “你看，他俩用了两盆水，还剩下两盆水。一盆是为我晒的，一盆当然是为你晒的啰！我小姑并没有只想到了我们，也想到了你呀！你承认不承认她是好人？”
    她浑身湿漉漉地站在我面前，十分认真地问我。我说：“承认。”“帮帮我。”于是我和她共同将一大盆水移入葡萄架内。“该你了！”她说。“我……我……我回家洗。”我想逃。她揪住了我的后衣领。“水都为你晒了，你却回家洗！用凉水洗呀？激出病来，我们全家又会感到对不住你了！你这小孩儿，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的好意呢？快脱衣服！”她揪住我不放。我说：“我自己洗……”她说：“你得让我替你彻底搓搓泥呢！”我只好脱。但是没脱裤衩。她说：“小小孩儿，你还害羞吗？”
    我说：“我不害羞呀。”
    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就一下子将我的裤衩扯到了脚腕儿。我简直害羞得没法儿，恨不能遁入地下。“转过身去。”我乖乖地转过身。“双手撑着柱子。”我乖乖地双手撑着柱子。“你还说你回家洗！你还说自己洗！瞧瞧，瞧瞧，你自己能搓到后背吗？你真是个脏孩子，不搓，能算洗了一次吗？”她从我身上搓下了“成绩”。“转过身来。”我乖乖地服从命令。“站稳。““……””抬起胳膊……双手放在我肩上。”我乖乖地将双手放在她肩上。那一时刻她的神情忽然变得比她的小姑还肃穆。而我感到自己变得像一具石头人一样全身僵硬。我闭上了眼睛。我只能闭上眼睛。如果不，我不知自己的目光该看哪儿。看哪儿我都觉得不对。也许只有看着她的脸是最自然的。但她的脸是我当时感到最不该看的。我真的想逃……
    她用毛巾包住的手，搓我的肩胛窝儿，搓我的胸，搓我的肋。她搓的都是我怕痒的地方。我强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哈哈笑着跳开了。
    “你！”
    “你搓痒我了嘛！”
    她也忍俊不禁了。
    她将毛巾往我肩上一搭，嗔道：“我又不真是你姐，我不干了！吃力不讨好儿。你自己搓吧，要冲的时候叫我一声儿。”她背对我，坐到栏杆上去了。我也转身，背对她。尽管完全多此一举。一只蜜蜂飞入葡萄架，寻找不到出口，嗡嗡地着急。“姐，我搓好了！”话一出口，我后悔莫及。我惊讶于自己把一个“姐”字叫得那么自然，仿佛我每日里叫过无数遍。她缓缓地缓缓地回首一顾。我赶紧用毛巾遮我最害羞的部位。我看出她的惊讶一点儿也不逊于我。“我……我本想叫你……叫你小晶姐姐来着……”我讷讷地说。依我童稚的逻辑想来，叫“小晶姐姐”，是礼貌、是亲近，是任何一个女孩儿家不论乐意或不乐意，都满不在乎地认可的。而叫“姐”，只叫一个“姐”字，则是郑重得多的一件事了。如果她们不乐意不认可，她们是有正当的理由发脾气的。
    对我的嗫嚅之词，她的表情毫无反应。她只是开始默默地用木瓢舀水从头到脚地浇我。最后她开口说：“闭上眼睛闭上嘴。”她端起盆，将剩下的水都浇在我身上。“好了，你自己擦吧。”她说着，从地上捡起我的湿裤衩，连同我脏了的队服卷在一块儿，离开了。我问：“那我穿什么呀？”她一指栏杆，上面搭着一套衣服。我只好穿上。那是一套从未被穿过的新衣服。肯定是她哪一个弟弟的。我穿着很合身。她站在一簇“扫帚梅”花前，见我怯怯地走过去，盯着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我说：“我叫错了。我再也不那么叫了。”她说：“我没问你对错。我只问你刚才叫我什么？”我说：“叫你‘姐’了……”
    “你喜欢叫我‘姐’？”
    “喜欢。”“要是有一天，你听了别人的什么话，不这么叫我了，我该怎么惩罚你呢？”“那……你就恨我！”“只恨你就行了？”“我也恨我！”“还不行。”她摇摇头。“可是我不会因为听了别人的什么话就……”“你会的！你肯定会的！”不知为什么，她显得那么不信任我。“我不会！”我嚷了起来。“那，你以后就叫吧。”“姐！”她笑了。但那分明是一种苦笑。看见一个女孩儿家苦笑，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男孩子也准会为之伤感的。苦笑有时比哭泣还能触痛人的心灵。
    “没有谁高兴和我们家的人主动来往。没有哪一个男孩儿高兴叫我‘姐’，除了我的两个弟弟。你会对我，也对我们家的人变心的。反正你会的。”
    “我不会。我发誓我不会。我……”我抽泣了。我从未被人如此不信任过。而这样一种固执的不信任，竟又是当面表示的。我受不了这个。我觉得被严重伤害了。“得啦得啦，别哭哇。这也值得哭？你还总不承认你是小孩儿！我也没说你什么呀！”她开始哄我。像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弟弟一样。并且，用手心轻轻替我抹去脸颊上的泪。“帮姐把这一盆水抬过去。”我破涕为笑。“现在该轮到姐洗了。你替姐当个哨兵，不许人走过来。我那两个弟弟也不许！”于是，我就忠实地当哨兵。葡萄肥大的叶片很密，将葡萄架遮挡得像一幢绿色的童话里小的房子。
    我倾听着那“小房子”里哗哗的濯水声，觉得宛如有一条小山泉在流淌。我抬头仰望天空，觉得天空从来没有那么高远、那么蔚蓝。我举目观览满院子的花儿，觉得一切花儿都美丽无比。我想母亲她是说错了，原来我命中注定必有一个姐姐！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男孩儿。我的命运简直值得我为它歌唱！我的目光望向那一排锯矮了的“板障子”，望向“板障子”那边我的家，甚至觉得连贫穷也不那么令人沮丧了。
    教堂钟楼内悬着的大钟静止着，似乎期待有人去敲，又似乎在向打算敲它的人声明：请别滋扰我。我更喜欢不被敲响的时候。镀铂的铁十字架，在日照之下熠熠生辉。我仿佛觉得银色比金色更加辉煌夺目。并且具有金色所不具有的圣洁感。十字架宛若一个大的加号，要将天和地加在一起，而那结果该等于什么呢？葡萄架内的濯水声终于停止了。我看见从那童话般的绿色的小房子里姗姗踱出一位全身发着清丽气息的天使。她对我说：“小孩儿，你已经知道我的小名了，现在我想知道你的。”我对她说：“跟姐儿。”“跟姐儿？”她说，“我喜欢这个名字。”“是的。”我说，“我也喜欢。”“跟姐儿，我家的人你都认识了，现在跟我去见见我妈妈好吗？”“好。”于是我第一次走入了神父住过的那一排房屋。那一排房屋分为四间。第一间最小，她的两个弟弟住。第二间最大，有二十多平方米，几排书架贴墙而立，整整齐齐摆满了书。正中是一张很旧的、圆形的桌子，未铺桌布，还有一张铁架床。她告诉我这原是神父会客的地方，现在她的姥爷住，全家人也在这儿吃饭。第三间她自己住。除了一张单人床，和床头一个箱子，再也没有什么。第四间她的母亲和小姑合住。屋顶本都倾斜了，地板有些角落已塌陷。墙皮处处剥落，好似患了红斑狼疮病的人的皮肤，并且留下了正方的长方的挂过画框的痕迹。积年累月的灰尘使那些痕迹十分清楚，清楚得像木匠用墨绳弹出的线条。而那些镶在宽边的框子里的画，全都反放在门后。我问她为什么不继续挂着。她告诉我画的全是耶稣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母亲为他哀伤哭泣的情形。说她家的人都不喜欢那些画。住进来的最初几天，因为画没取下来，她家的人没有不做噩梦的。包括她的姥爷。我问也包括她吗，她点了点头。问她做什么样的噩梦？她摇了摇了头，那意思是讲给我听，我也不会理解。屋子很阴暗，散发着潮气。因为这一排人住的房舍是背阳的。而朝阳的那一排是教堂。也许由于耶稣活着的时候受得苦难太多了，他的信徒们宁愿将朝阳的房舍让给他住？
    她的双胞胎弟弟、姥爷正同她的母亲和小姑在她们的屋子说话，说的恰是我。她告诉她的母亲有客人来了，他们便都走到她姥爷住的较大的屋子来了。
    她的姥爷也叫我“小孩儿”。
    他说：“小孩儿，随便坐。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对不对？我们不把你当客人，你也别把自己当客人。今后，只要你高兴来，我们就欢迎你。”
    她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看您，对一个孩子说这么多干什么？把人家都说得腼腆了！”又瞧着她问：“就是这孩子？”
    她点点头：“他小名叫‘跟姐儿’。”
    她家的人，除了她，都不由得互相望了望。分明的，我的小名使他们纳闷和奇怪。
    她的小姑什么也不说，沉静地坐着，注视着我。我觉得她又开始研究我了。
    “孩子，你坐呀！”
    她的母亲和蔼地说。那天这端庄的女人没穿藕荷色旗袍。她下穿一条黑绸过膝长裙，上穿一件短袖立领的白衫子。我觉得她不论穿什么都仪态大方，她的端庄是天生的。我觉得一个孩子即使真是一个野孩子，在她面前也会努力做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而我正是那样努力的。
    “跟姐儿，我们小晶本该谢你，你却还来了一瓶酱油。我们又不知你是谁家的孩子，可真让我们惭愧呢！”
    “妈，那瓶酱油，是他用帮别人拉车挣的钱，和捡碎玻璃卖的钱，三分五分攒起来买的。”
    她家的人，又都是面面相觑，似乎都觉得这件事儿对于这个“小孩儿”来说，未免太“原则”了点儿。刹那间，我感到她的小姑的目光中，有某种研究以外的成分介入了，但很快又被摈除。她的目光使我感到如芒在背。
    她的母亲又说：“跟姐儿，我们小晶认识了你这样一个……一个有性格的孩子，我们全家都高兴。”她说：“他已经叫我姐了！”显出自得的样子。于是她的小姑的目光，投射到她身上，似乎对她也不例外，更要掰开了揉碎了进行一番一丝不苟的研究。
    她的母亲沉吟地望了她片刻。我觉得这一位和蔼的端庄的女人，这一位心细而慧的母亲，是在掩饰她一时不愿表露的惊讶。她惊讶什么呢？这一位女人这一位母亲？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按年龄，他叫你姐，也应该的。”她的母亲说，“那瓶酱油，一定要让人家的孩子带回去。跟姐儿，你带回去行吗？”我抬头望着“姐”，我的目光在对她说：“不！”她领悟了我的目光。她说：“妈……”她的小姑严厉地说：“小晶，要听你妈的话。你妈的话是对的！”她看看我，很不高兴又无可奈何地撅起了嘴。“女士们，我可以对此发表点儿见解吗？”一直在看书的她的姥爷，合上了书本。于是两位女人的目光都望向他。他站起来，双手按在桌上，微微向她们倾着身子说：“这孩子，他已经是咱们小晶的朋友，当然也是咱们小苇和小芟的朋友。”他将脸转向两个外孙问：“是不是？”他们回答得像一个人的声音一样齐：“是！”他的目光又望向两位女人：“而你们却总是酱油酱油的！倒好像你们是在合审一桩关于一瓶酱油的案子。并且以为只有你们才能作出最公正的裁决似的！本人认为，让人家孩子把那酱油带回去不妥。酱油归我们。不过我倒主张，为了对这孩子表示谢意，也为了平衡我们自己的心理，我们应该送给这孩子什么别的，也算是送给孩子们的小朋友的礼物吧！我说小晶、小苇、小芟，你们支持姥爷的提案不？如果支持就为姥爷鼓掌！”
    她和她的两个弟弟立刻大鼓其掌，都无声地笑，都感激地望着“见义勇为”的老“辩护律师”。
    这老头说起话来慷慨陈词。而且说着说着，一支手臂便舞动起来，做出些有力度也有风度的手势，双目炯炯有神，面容表情多变，生动之极，大有一旦开口，不论就什么问题，一口气儿能讲上两个小时乃至半天的神采。我暗暗猜测，也许他从二十来岁起就是位了不起的演说家了。我看出小晶姐弟们，在他开口说话时，都对他很着迷、很崇拜。我觉得他慷慨陈词的时候我也对他很着迷。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全白了头发的瘦老头了。
    “跟姐儿小朋友，对我的提案，你自己满意吗？”他将脸转向我，目光平和多了。我说：“怎么着都行。”小晶哧哧地笑了。她的母亲也笑了。她的姥爷对我一摆手，长叹一口气，颇扫兴地坐了。那意思是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把我“出卖”了？你可真叫我不满意哇！结果人人开心大笑。我受感染，随着笑。
    “您啊，您总是那么爱激动！您自己说，您下过多少次保证了？因为自己的脾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您自己最清楚啊！我们哪儿是什么合审呢？不过闲聊罢了。跟个孩子，从一瓶酱油聊起不算过分嘛！”当母亲的慢言细语地说，并笑问当小姑的：“对不对？”
    当小姑的肃穆地点了点头。“我激动了吗？我激动了吗？我觉得我一点儿也没激动呀。”当姥爷的极力替自己辩白。可连他自己也苦笑了。不苟言笑的小姑终于又开口道：“其实我和您的想法一样。小苇，把你这套衣服，送给你们的这位小朋友，你舍不舍得啊？”
    那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爽快地说：“舍得！但他得永远做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一齐望着我，期待我的回答。
    我说：“嗯。”
    “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我们带你去看教堂！”
    他们一跃而起，一人拉我一只手，扯我跑出去。
    我们爬上教堂的窗台，站立着，几乎将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瞧。玻璃全是彩色的，不透明，但却是掺了胶的颜料涂的，而不是烧成的。我的两个新朋友教我怎样靠指甲达到目的。那是一桩需要灵巧和细致的事。先用锐利的指甲在玻璃上划十字，像用刀在罐头的封铁盖儿上划十字那样，然后用最薄的指甲，将颜料膜小心地掀起，于是玻璃上便有透明的一孔了。
    我顾虑上帝会生气，问他们这样做行吗。
    他们说，据他们所知，上帝一般不生小孩儿的气。上帝对小孩儿一向是很宽容的。不过他们提醒我，一定得划十字。看够了，还得用唾沫将颜料膜粘上。否则，他们不能担保上帝绝对不会生气。
    中午耀眼的阳光，将玻璃的彩色映在教堂的地板上，如同幻灯将幻灯片映在墙上，五彩缤纷，瑰丽奇异，使空寂寂的教堂笼罩于迷幻的色辉之中。在布道台的上方，我看见了一个几乎全身**的、长着短而黑的连鬓胡子的、瘦骨嶙峋的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铁钉分明是真的，并且还有血迹。我想那人肯定也是真的。虽然我相信他早已死了。我吓得呀的一声，不由得用双手捂住眼睛，结果从窗台跌下来。
    “你怎么了？”
    两兄弟仍站立在窗台上，奇怪地问我。
    我反问：“那个人就是上帝吗？”
    他们告诉我那不是上帝。上帝凡人看不见。但上帝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地上一切人的行为，也能看透一切人的内心。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世人谋害了耶稣，所以上帝让世人永远面对自己的恶行忏悔，并以此为条件恕免世人的罪。
    “那是真的耶稣吗？”
    小苇说：“那当然是假的。但你不可以认为是假的。”
    小芟说：“从上帝的眼睛看，那木头雕的耶稣是真的，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假的，所以他不过把我们当成他的羊群。”
    他们还鼓励我看耶稣降生的油画。我却再也不敢爬上窗台了。他们便嘲笑我胆小。他们替我用唾沫将划破掀开的颜料膜贴好，也蹦下了窗台。小苇问我，如果让我成为耶稣，我是否愿意。
    我连连摇头说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并且坦率地承认我经受不了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想，我的母亲肯定也绝不愿意当耶稣的母亲。见我遭受那样悲惨的折磨，她准会疯的。
    他说他愿意。他说他才不在乎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那点儿痛苦哪。他说他要是能成为耶稣，他要让出卖他爸爸的人永远跪在他面前忏悔，并且永不宽恕。
    他的想法令我十分吃惊。
    我正要问谁出卖了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现在怎样。小芟瞪着小苇厉声说：“你乱讲些什么！今后再听你乱讲这些话，我非告诉姥爷、妈妈、姑姑和姐姐不可！”
    小苇自知失言，缄默不语了。
    我回家前，“姐”交给我一块头巾，说是她的母亲送给我母亲的。“姐”还剪了一大束各种各样的花儿给我，让我回家后插在瓶子里。经过葡萄架前，我不由站住了。犹豫一阵，我轻轻踏上两级木阶，走了进去。葡萄架内铺着木板，木板还吸着水渍。我仿佛又听到“姐”在葡萄架内的濯洗之声，仿佛又听到“姐”搓痒我时，我自己爆发的大笑和“姐”的悦耳的笑声。我觉得这童话般的绿色的小房子，从此我是不会忘记它了。我抚摸着老葡萄盘枝错节的藤蔓，在心里说：葡萄架，你作个证吧！从今往后，我有“姐”了！而这对我很重要！也许以前不，但现在是。我发现她那白色的发卡掉在地上。我捡起了它。那一枚月牙形的发卡，它一端的尖角断了，却还能用，只是不美观了。它很轻。可能是塑料的，或是有机玻璃的。我因它的断损而惋惜。我想“姐”肯定不是由于它断损了便丢弃了。我想她一定是在洗澡时遗失了它。我本打算马上转回去还给她，但我最终又改变了主意。我相信我能将它的尖角重新磨出来，相信我能使它美观如初。
    母亲知道我已经接受了别人送的一套新衣服，大为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