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官事

    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看书，睡觉。从大三开始，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才像从睡梦中惊醒。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只喝白开水，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消受。我爸爸也不喝，喝不起。他口渴了就喝凉水。他用木瓢舀了凉水，仰着脖子就灌，喉结急剧地上下窜动，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胸膛便冒着汽，有点像铁匠淬火。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太阳很老，晒得我头发蒙。爸爸口渴了，取过田边的竹筒，咕呼咕呼地灌了几口凉水，然后把竹筒递给我。我摇摇头，没有接过竹筒。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了。爸爸怪笑一声说，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做个城里人了，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我是命贱人贵，喝凉水肚子就痛。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她说怀上我那年，正遇大荒，她总是吃不饱，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夜里摸着黑，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地里的红薯却胀得好大一个的。那年啊，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我才慢慢明白，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队里的红薯，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他们还生了我，养了我，算是我的运气了。不然啊，你还是一口痰哩！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我只觉得自己原本脏兮兮的，本是一口痰。只为我的单薄，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调子太高，拖得老长，我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这也就是我的个性，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这其实就是懒，没本事。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知足了，还挑什么单位？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我着急了。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竟一语成谶。
    可我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而我去的茶叶公司，谁也没听说过！就几片破茶叶，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我读大学那会儿，虽不怎么争气，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见我愤愤不平，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我愈加愤怒，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却不许我生气。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农民倘若安分守己，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厚道。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就是农民式的狡黠。你若执意要平等，就是农民意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有意撮起鸡屁股那样的嘴巴，吹小曲。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血都快煮沸了。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市**。这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我必须去市**上访。我当时思考这事，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上访”之类的官方语言。我把**说成当局，上访说成交涉，请求**竟成了正告当局。似乎**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
    我刚准备跨进市**大门，武警战士手一伸，拦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镇静，不用害怕。**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是人民**啊！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扑扑地跳个不停，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几乎口吃了，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却只好在心里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还《挑担茶叶上北京》，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别说上北京了，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来试试！我茫然四顾，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我瞧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让愤怒给我勇气。
    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睫毛上挂着泪花。见我推门进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后，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免得跑了冷气。这里凉飕飕的，太舒服了。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我是第一次，内心有些尴尬。我尽量显得从容些，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时地耸着双肩，像位西方绅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很专心的样子。她的神情让我感动，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绝。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你是说这事啊？不归我们管。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我还想申述几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来，硬着头皮道了谢。当我拉上门的时候，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我脸立即发烧。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点，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外面热得令人憋气。后来我总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便猜测，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那个下午，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多年之后，我只要想起**，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
    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不想去淋雨，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家乡到这个市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遥远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岁。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也不往前走了。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的生活，说毛主席真幸福，嘴里老是衔着冰糖，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她是毛主席的堂客，手艺好，又快，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没有这套好手艺，毛主席肯娶她？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就忍不住哭起来。
    奶奶要是知道我今后可以天天喝清茶了，可能会骂我。因为毛主席红烧肉都不吃了，我还舍得喝清茶。公司正在装修，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磁地板砖。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女的，四十多岁，姓陈，叫陈雪华。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几天了，想清楚了许多事情。我想这个茶叶公司，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我从这里走进去，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我萌生这个野心，没有任何依据，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我便很愉快似的，笑眯眯地进了她的办公室。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镜框显然太大了，滑落在鼻尖，压得鼻尖亮亮的，有些反光。我从小就有个毛病，不喜欢发亮的东西，甚至包括光、金等跟亮有关的词。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
    公司没有空房了，陈姐让我先住在办公室里。我原是最喜欢睡懒觉的，现在只得早早就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等待上班时间的到来。好在是夏天，不用铺床叠被。晚上，我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报纸拿开，用几本书做枕头，躺下看书。困了眼睛一闭，就睡觉。
    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陈科长。有时她不在办公室，别人来问，陈科长在吗？我说你是找陈姐？她不在。别人就说，对对，陈科长。她不在？好几次都是这样，当我说陈姐时，他们就替换成陈科长。我便怀疑自己叫陈姐是不是叫错了。一天清早，她一进门，我就叫陈科长早。陈科长应得比平时响亮多了。笑容也灿烂些。我便后悔起初怎么没有叫她陈科长，却叫陈姐，简直自作多情。
    陈科长让我先熟悉基本情况，给了我一大摞文件。这可苦了我。我是那种古板的理科生，如果不是文字特别好的美文，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我宁愿看方程式或者化学分子式。如今她让我天天看文件，如何了得！又是夏天，闷热难耐，端着文件看上几行，就昏昏欲睡。我只得隔会儿跑到水龙头边去冲脸。等我冲了脸，回头总可以望见几个民工站在身后，板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在等着接水。我保持风度，说声对不起，不同他们计较。他们是辛辛苦苦，是在帮我描绘公司美好的蓝图哩。我想公司装修好之后，一定气派。
    我到公司快一个月了，都没有见到我们的总经理。总经理姓刘，叫刘雅文。听上去是女人的名字，其实是男的。我总没见着他，只天天听着他的名字。领导就是这样，影响无所不在。听久了总经理名字，刘雅文几个字在我头脑里就形象化了，似乎总经理应是位斯文的读书人。副总经理有三位：邢亚礼管业务，排第二；贺发友管财务、人事等，排第三；何平管党务、纪检、监察、工会、计划生育等，排第四。这几位副总倒是见过几面。他们到人事科来过，找陈科长。陈科长介绍我时，他们差不多都说同样的话。哦，新来的大学生？好好，年轻人，好好。
    陈科长说刘总很忙，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申请公司破产。
    我听了眼睛都直了。我怎么这么背时倒运？好不容易读了十几年书，从那贫穷的乡村里奔出来，就是为了到一个破产的公司来？
    陈科长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你刚接触实际，还不懂。想破产不容易，你得有能耐才能办到。我们公司，破了好啊！
    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司破产竟然是好事。我只知道公司破产，职工就得失业，就得流落街头。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叫失业，而叫下岗，但还是想不清楚这事。可陈科长说到这事，却一脸愉快的表情，很佩服刘总的活动能力。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介绍一个奇怪的部落，人死了，家人不能哭，而是哈哈大笑，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奇怪的部落？
    可是，既然公司要破产了，还装修什么？
    我这话问得一定很傻，因为陈科长似笑非笑地凝视我片刻，摇了摇头。
    我越来越懵懂。好像林语堂先生说过，人在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上了大学就以为什么都懂得，出了校门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
    刘总还没见着，陈科长同我谈了话，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档案。她说，本来，人事档案都由党员干部管，你又不是党员。现在，年轻人加入组织不积极，公司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你先一边干着，一边积极向组织靠拢。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学校表现不错的，组织上信任你。
    我却丝毫没有被信任的感觉，倒像被人窥视了隐私，浑身不自在的。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平平，只是没有挨过处分而已。陈科长说话头一点一点的，鼻尖上的亮光便一晃一晃的。望着这种刺眼的光亮，就像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心里躁得慌。听中文系的同学说，这好像叫通感。
    档案室就是办公楼顶头拐弯进去的一间阴暗的屋子。选择这样一间屋子作为档案室，实在是个很好的创意。陈科长想拉亮电灯，一伸手，见拉线断了，够不着，就站在门口说，你先清理一下档案吧。
    陈科长走了，我架上凳子，才拉亮了电灯。屋子的四壁都摆着大柜子，只有一面墙上的柜子顶上开着高窗，透进些灰暗的光。热浪夹着霉味扑面而来。我忙拧开了电扇。电扇一开，灰尘又扬了起来。我跑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等尘埃落定之后，才敢进屋去。陈科长说过，公司已经好久没有档案员了，档案有些乱，先得清理。
    档案管理很重要的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哩，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啊，你得好好学习，一点一点积累经验。陈科长说着这些道理，表情严肃得就像档案。
    其实我清理了几天，发现就这么一回事。这里的档案原是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的，要找一个人的档案就得把几个柜子翻遍。听说原先那位档案员跟总经理搞僵了，有意把档案弄成这样子，赌气出去自办公司了。
    我稍稍一想，发现这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先列了张表，把所有档案分成在职和离退休两大类，再按姓氏声母分成ABC若干类。表上确认无误了，再按图索骥，分类进柜。四百多人的档案，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清理完毕。我有些得意，这毕竟是我走出校门后完成的第一项工作。
    ABCD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分类呢？我们原来是按科室分类的。
    我没想到陈科长会不满意，一时语塞，支吾老半天，才说，我想这样分类科学些。公司科室的人员肯定是经常变动的，档案就得动来动去，不方便，还增添了很多无意义的劳动。若是这样，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档案只在一个柜子里不动，省事多了，也好查找些。
    陈科长笑笑，说，你读书人，很能说啊！
    直到陈科长走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她并不是赞赏我口齿伶俐，而是在嘲讽我。我顿时脸红耳热，心跳加速。独自坐在档案室里想了好久，只好忍气吞声。人家的嘲讽很含蓄，我纵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里含蓄着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档案。我很快发现，档案工作原来真的有意思，甚至能让人着魔。我对档案的兴趣是从退休工人李满生的档案开始的。他的档案材料最乱，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结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市茶叶公司合并到土产公司。（我）后到王家桥橘子加工厂任内箱组（组）长，还负（责）加工组工作。加工组的向玉英因（为同我）工作接触较多，我验收出口橘子（要求）太严，工人反（返）工太多，所以少数同志（对我）恨之入骨，造谣说我和向有两性关系。（于是）就召开全公司群众大会，团员大会，诽谤我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兵痞，混入解放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我）偷橘子，作风非党（常）恶劣等罪名，后宣布两条决定：一、开除我的团籍；二、开除我的公职。见我家庭生活困难，允许我在公司做小工。1960年5月，在新店门市部，女职工李明花给小孩喂奶，我就去逗她小孩，摸她小孩的下巴，不小心手指碰着了她的**，她打了我一耳光。公司说我流氓成性，累（屡）教不改，调戏妇人，开了我的批斗会，不准我做小工了。李明花我们是老熟人，平时很随便，也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丑。打了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党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之后），在今年12月1日给我彻底平了反，（让我）从（重）见了光明。
    我读了一遍，有些读不通，再读一遍，默默加上括号里的字，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退休干部吴大运的档案也有意思，里面有这么一页：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73年，我被抽在公司毛**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剧。女演员林满英从参加工作起就同我在一个科室，平时关系很好，但只是纯洁的革命同志感情。我们平时也开开玩笑，都是很正经的。有回，演话剧《再上井冈》，中间有男女主角耳语的情节。先是我对林满英耳语，我说：“满英，我喜欢你。”其实是开玩笑，我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她是才参加工作几年的小姑娘。林满英不敢不点头，因为是在演戏。过会儿，轮到她同我耳语了，她骂我：“砍你脑壳！”我挨了她的骂，也只好点头，好像我同意她砍我的脑壳。再轮到我向她耳语时我骂了粗话：“我日你妈！”接下来就没有耳语场面了，我看出林满英心里很气的样子，那天她演戏都不太对劲。戏演完了，退到后台，林满英过来说：“我要同你说清楚，你别走。”散后，我跟她到了河边。我有些害怕，因为是我先惹她。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耍流氓？”我说：“我没有耍流氓。我说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是真的喜欢你。”林满英就哭了，说我欺负她。第二天，她把这事向组织上汇报了，我就被开除出毛**思想文艺宣传队，被戴上破坏宣传毛**思想和流氓的帽子……
    吴大运的文字通顺些，我翻翻他的学历，原来是解放初的高中毕业生。
    我突然有了一种窥探别人的冲动。现在我最想知道陈科长档案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找来她的档案，从第一页看起。她的第一份鉴定表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填写的，时间是1972年。有点看头的是她的自我鉴定一栏：
    自我鉴定（政治思想及工作表现）：政治立场坚定，革命警惕性高，敢于同一切反革命言行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有一次，我看见同寝室的林满英鞋垫上纳有五角星，非常气愤，当面批评她思想反动。我马上将她的错误行为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使她的反革命险恶用心没有得逞。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思想。一年之内我通读了《毛**选集》四卷，深刻领会了毛**思想的精神实质。晚上熄灯之后，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毛选，结果被林满英报复，她向组织上汇报，说我晚上躲在被窝里看黄色书籍。后来组织上通过深入调查，证实她是诬陷。由于我学习毛**思想积极，被突击吸收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端。
    工作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苦活争着干，累活抢着干，脏活积极干。工作不怕流汗，革命不怕流血。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工作是最快乐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陈科长的思想政治表现和政治学习都写得很具体，还详写了事件，但写到工作却只有几句空话。也许工作太琐碎，不太好写吧。她的档案里还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这是过了几年的事：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75年，我妹妹陈秋华和王为民谈朋友。王为民同志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我作为姐姐，热情招待他。我妹妹话不多，结果在我家里的时候，我和王为民说话的机会还多些。我妹妹就起了疑心，说我抢她的男朋友。我说没有，她不相信。后来，我妹妹就疯了。她疯了之后，我和王为民照顾她，劝她，给她看病。我妹妹只要看见我和王为民在一起，就要死要活。有一天，她看见我和王为民进屋来，就往外面跑，卧轨自杀了。组织上认为我对这事负有责任。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想知道她后来是不是同王为民结了婚，查了查她配偶的名字，令我失望，她配偶叫张永生。这名字听上去像位革命烈士。
    我猛然想起，一直没有发现总经理刘雅文的档案。查了查索引表，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怎么回事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丢失档案的责任，我接手档案没有同任何人办移交，倘若少了谁的档案，就说不清了。我马上跑去办公室问，陈科长，怎么没看见刘总经理的档案？
    陈科长望着我笑笑，问，你想看刘总的档案？
    我脸刷地红了，急忙辩解道，没有没有。我清理档案，没有见着刘总的，就来问你。
    陈科长又笑了，说，刘总和几位副总他们是处级干部，档案在上面集团总公司，不归我们公司管。
    我这才想起来，另处几位副总经理的档案都不在我那里，我没有见过邢亚礼、贺发友、何平等几位的名字。
    陈科长说完就低下头看报纸，笑容还挂在脸上。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两边脸颊也亮晶晶地发光，又似乎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胸口发慌。因为刚看过她的档案，心里更不是味道。
    办公楼终于装修好了，但破产的事还没有搞定。有天，陈科长从刘总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让我送文件去，我拿上她要的文件，过去敲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是位小姐，问，先生找谁？
    我说，找刘总。
    小姐说，你预约了吗？
    我说，没有预约，我是……
    这时，陈科长开了里面的门出来，说，我说怎么老半天没来哩。陈科长向小姐介绍了我，小姐不好意思，向我道歉。
    陈科长没叫我随她进去见刘总，我便回到了办公室。我这是第一次去刘总经理办公室，没想到他那里的规矩就跟电影里似的。
    我坐下没一会儿，有位老人进来了，问，人事科有人吗？
    我问，您老人家找谁？
    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又问，人事科有人吗？
    我坐在这里连人都不算，心里很不舒服。可又不好同老人家计较，也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到底有什么大事，只好说，我是人事科的，新来的。
    老人家这才望我几眼，好像从这时开始我才算个人。他走到陈科长桌前坐下，说，小陈不在？
    我说，陈科长开会去了。我见老人家心里有气，不敢告诉他陈科长在刘总那里。
    老人家果然有气，说，什么陈科长？我在公司干那会儿，她算什么，还在同她妹妹抢男人哩！
    没想到这老头嘴巴这么臭，我只得岔开他的话，问，老人家对不起，不知道您是我们公司的老前辈。您是哪年退休的？
    我是八七年离休的。老头儿把那个离字表达得特别突出，提醒我他不是退休的，而是离休的。
    啊，啊，您老……
    没等我说下去，老头儿严厉地说道，你转告小陈，我离休的问题，什么时候有答复？我在战场上流血流汗的时候，她在哪里？还是她爸爸腿巴边的一坨肉！同我摆谱！
    老头儿说罢气势汹汹地往外走。我跟在他身后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叫老人家慢走。为了让老头儿高兴，我尽量低三下四。我觉得自己这样子真的不像个人。我本来就是爸爸说的一口痰。陈科长也不比我高级到哪里去，她原来不过就是她爸爸腿巴上的一坨肉！我这样在心里作践自己，感受到一种恶毒的快意。
    我不敢把老人家的原话告诉陈科长，但只说了几句，陈科长就气愤起来，说，他老找我干吗？他是不是离休，国家有政策，关我什么事？有本事他上中南海去。
    我问，老头儿是谁？
    还有谁？李满生！一个工人，哪有什么离休的？没听说过有离休工！谁不知道？他是我们公司有名的混混。兵痞就是兵痞，一辈子都变不了。
    我记起来了，就是这位退休工人的档案最先让我感兴趣的。中国的事情就是有意思，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干部就叫离职休养，别的干部就叫退职休息，而工人资格再老，只能休息，不能休养。
    这事越来越好玩了，过后我又找出李满生的档案，认真地看了看。
    个人履历：
    八岁一十二岁讨饭十三岁一十五岁学徒（理发）十六岁放牛十七岁做长工十八岁被抓壮丁。
    填表时间是1954年1月，没有标点，原文如此。下面内容是1968年10月5日填写的。
    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人口、姓名、政治态度、职业、生活主要来源、有多少田地、房子、财产）：
    解放前：自己壹人靠自己劳动生活，无房无地无耕牛。
    解放后：东方出了红太阳，来了救命恩人毛主席和共产党，劳苦人民把身翻。现在全家五口人，爱人，吴友莲，大儿子，李大毛，女李美丽，女李雅丽。五口人都靠我一人工资生活，无房、无地、无耕牛。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会心而笑。心想李满生虽然没有文化，却学会了司马迁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臧否自见。同是无房无地无耕牛，解放前他只要养活自己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解放后却要养活五口人。岂不明摆着今不如昔？当年怎么就没有人抓他的辫子，说他诬蔑社会主义呢？但李满生的文化水平显然越来越高了，错字不太多了，标点符号也有了，虽然乱点。这只怕得感谢多年的政治学习。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革命斗争？受过何种奖励、处分？处分的原因？1949年9月15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一营、三连任理发员，1954年9月从部队转业回老家，经转业委员会安排在市棉花公司，后来又调到市茶叶公司，在1959年3月说我乱搞两性关系而开除我的团籍。又要我离职，看到我生活困难、准我在公司做小工。这个是（事）到现在还没有帮我搞清，他们说要到运动后期解决。
    社会关系（亲戚朋友参加何种党派？与你有什么关系？）：我有一个母亲和大姐姐（两三岁离开）到现在没有找到，还不知母亲姓名，大姐也不知道名字。我五个月死了父亲，父亲的名字也不知道。解放前住在南正街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六叔，六叔名叫李远标，婶婶叫张福桂在广东省、宝安县，原杀猪，因六叔和我立场和关系搞不好，所以没有通信，不知他做什么工作。岳父吴云长郊县供销社工作，岳母夏氏，在燕子镇住，任居民小组长。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家读书。
    下面是“*****”期间，单位工会负责人填写的李满生鉴定：
    “*****”中的表现有何重大问题（由本人单位工代会审查填写）：该同志在“二四”批示后关于对运动不理解说走资派郭朝阳利有肃井冈铁流流毒在我厂当时起到了对运动的阻力当时我造反派起来反对思想转变效（较）好可以来公司结合请酌情分配工作。
    以上字迹太难辨认，通篇没有标点，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认全了。一看就知是一双长年干粗活的手写的字，恨不得把笔捏断，将纸凿穿。
    李满生的最后一份鉴定表是1986年11月25日填写的，内容都在历年所填的表中重复很多次了，唯一有新意的是关于他母亲的记载：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母亲：1980年我到住黑龙江漠河的妹妹家，异父同母的妹妹，母亲李龙氏，1986年在黑龙江出（去）世。
    想来李满生真是冤枉过了一辈子，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到七十多岁才找到母亲。年纪轻轻被抓了壮丁，解放后的全部事业，就是告状。退休前告状，退休后还在告状。看样子他这状要告到闭眼那一天了。这样也叫一辈子，真是的。
    陈科长什么事都安排我做，我也只得遵命。因为她是领导。可我做的任何工作，经她一转手，都成了她的业绩，而且总得把我或轻或重地数落一通。说明我什么事都做不好，非得她最后把关不可。我终于明白，她早年的鉴定表里面，为什么说到工作就全是空话了。
    有天，陈科长告诉我，她得陪同刘总出几天差，科里事情都让我处理，重要事情请示邢副总经理。她没说到哪里去出差，我也懒得问。
    她在家没事，她出去了，麻烦事就来了。那天上午，我正翻着一本很流行的书，叫《老照片》。过去的事情，我本没有多少兴趣，但自从翻了那些发黄的档案，似乎就有了一种窥旧怪癖，对《老照片》这样的书也喜欢上了。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大声吵闹，忍不住跑去看看，原来是一位老者在总经理室里，同那位小姐争吵。
    什么东西？当上总经理才几天？就摆这个排场！把个办公室弄得跟外国大老板一样，还从外面招小姐进来做秘书！老者头发花白，脸却红得跟长满痱子似的。
    小姐只是微笑，叫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老者却说，姑娘你别这么客气，我不是什么先生。我们公司不兴洋玩意儿，叫什么先生？我姓吴！叫我老吴！我们公司就是这伙玩洋玩意的人给弄得快破产了！
    小姐说，破产是公司的大好事，刘总不知为这事花过好多心血哩！
    老吴更加愤怒了，吼道，没听说过，破产是好事！让你家倾家荡产你说好吗？破产了我们这些一辈子为公司流血流汗的老骨头怎么办？
    小姐还是不愠不火，笑问道，吴老，您老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我负责向刘总转达。老吴说，同你说？你是他刘雅文招进来的人，他承认我不承认，怎么同你说？
    这时，我见副总经理邢亚礼刚好上楼来，在楼梯一露头，就缩回去了。我这才发现各科室门都关着，谁也没有出来。只有我傻乎乎看着他们争吵。我便想溜了。可小姐叫住了我，回头对老吴说，这位是人事科新来的大学生，你不想同我说，就请你同他说吧。
    我跑不掉了。老吴审视我一会儿，跟我到了人事科办公室。我不知怎么应付他，忙倒茶给他喝，然后问他热不热，再把电扇开大些。老吴坐下来，缓和多了说，你这年轻人还不错。我见不得那样的小姐，把嘴巴涂得像鸡**。招这种人进来干什么？多个人领工资，难道还嫌公司垮得太慢了。
    老吴同志，您是老同志了，我听您的指教。我发现自己的恭敬效果不错，越发对他奉承了。
    老吴这时却谦虚起来，说，什么指教？倒谈不上。我在公司一辈子，什么事没见过？我叫吴大运，退休前就是人事科长。
    原来就是那位当年在舞台上调戏女主角的吴大运！我望着他，表情很尊重，私下却在琢磨这老头儿年轻时候可能很是帅气。他身材高大，五官粗犷，眼神刚毅。这种男人过分自信，年轻时不搞女人才怪哩！听了他的自我介绍，我便把老和吴调了位置，称他吴老了。吴老更满意了，开始同我拉家常，问我哪里毕业的，老家是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我——回答了。说起我的家乡，吴老沉吟起来，说，那是个好地方啊，我去过，有山有水，出产也丰富，就是富不了。这几年不知好些了吗？
    拉过家常之后，他没有接着说下去，我就没话说了。我无话找话，问，我们公司原来怎么样？
    原来？那可是一家好公司啊！我们又做外贸茶，又做支边茶，又做民用茶。现在呢？业务越来越萎缩，茶叶生产不做了，没有主营业务，不知他们成天干些什么。你找他们呢？他们都说很忙，总碰不上面。刘雅文上任快一年了，我才见过他一次。听说天天在跑破产！几个副老总呢？也是屁股上没有长肉的，就不见他们在办公室坐上半天。吴老气愤得唾沫横飞。
    我后悔自己不该提起这个话题，又弄得他如此激动。我知道他喜欢讨教，便再次讨教。我说，吴老，茶叶业务我不懂，什么是支边茶？
    吴老表情果然就满足起来，说，新疆、青海那些地方的牧民，吃羊肉、牛肉为主，得喝大量的茶，不然受不了。他们喝的是砖茶，都由内地供应，最初搞过计划调拨，后来是指令性计划。我们原来外贸茶的业务量也很大，我们茶叶出口几十个国家，唉，俱往矣！
    吴老的“俱往矣”让我忍俊不禁，直想发笑。“俱往矣”后面的句子应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知我们的刘总经理带着陈科长此时此刻正在何处风流？
    吴老，您说我们公司原来那么好，怎么就一天天不行了呢？
    都是这些王八蛋搞垮的！吴老握着拳头擂着桌子说，他们哪是干事业的？私心太重，又把总经理、副总经理的架势拿得像模像样，只图个人风光，只图个人口袋鼓起来，哪管职工死活？前任班子一屁股经济问题，至今没有过问。新班子一上任，别的事没干，就忙着跑破产，还一边喊破产，一边装修办公楼。这不是笑话？不装修办公楼，他刘雅文哪里捞钱去？你看他刘雅文办公室，装修成个大套间，还专门招聘个女秘书放在外面。他们哪，都把总经理、副总经理当做官在做，怎么搞得好公司？我是老搞人事的，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企业管理者就是管理者，往高层次走就是争取当企业家，不是当官。他们呢？爬上这个位置，就老想着自己是处级干部了，是副处级干部了，就像模像样地摆出官样子。
    好在没人来办公室，不然别人听了这些话，我也脱不了干系。他在走廊里也好，大街上也好，都可以骂总经理们，只是不能让人知道他同我面对面骂。我只希望他赶快走了，就问，吴老，您老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吴老说，我同小陈说过好多次了，专门给她递了个材料。我是高级政工师，在职期间出差、用车等等，都是享受副处级待遇。这个上面是有文件的。可是，只把我作为正科级干部退休。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这么对我，想不通。她总说给刘雅文汇报了，刘雅文又总找不到人。再不答复，我就上北京。
    我说，吴老，这方面政策我不懂，您老说的事，等她回来，我跟她说说，要她抓紧向上面反映。
    吴老也不走，也不正经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拿着本杂志翻翻。又拿张报纸翻翻。报纸翻得稀里哗啦，叫我心慌难耐。好一会儿，吴老才动身走了。还好，他还算多读了几句书，临走还招呼一声你忙吧。
    我忙个鬼！吴老一走，我就把门虚掩了。这吴老也真有意思，说人家只想着自己的官帽子，他自己退休都好几年了，还在争什么副处级。人哪，说人家都好说，轮到自己就是另一回事了。
    没事可做，我翻开一张报纸，看上一会儿，就瞌睡昏昏了。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没等我说请进，一位中年妇女推门进来了。
    陈雪华在吗？她问。
    我说，陈科长出差去了。我是新来的，您有什么事吗？
    她不说有什么事，只道，你就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听说了，果然帅气。我叫林满英，公司的，已经留职停薪了。
    你就是林满英？
    怎么？你认识我？林满英显得兴奋，眼睛和脸庞都放了光。凭她现在的模样，仍然看得出她曾是位美人儿。大凡漂亮女人，总感觉自己在众人目光注视下生活，她们一辈子都因此而愉快和傲气。
    我因为知道她一些事情，便像做贼心虚，忙说，我看过职工花名册，对你的名字有印象。心里却在想，吴大运迟走几分钟就好了，我想看看这两位当年在戏台上相骂的老对头，碰在一起是什么场面。
    见我并不认识她，林满英显得有些失望，坐下来说，我找陈雪华。她打过好多次电话给我，要我交留职停薪费。我是不会交的。我还有几百块钱的医药费公司没给我报，还要我交钱，哪有这个道理？陈雪华说我要是不交钱，公司就停交我的养老保险费。我就是来说这事。她敢这样，我就跟她没完！
    又是来者不善，什么鬼公司，这么多麻烦事？我只希望她快些走了，便说，林大姐，我新来，很多政策都不懂。等陈科长回来，我把你的意见向她转达？
    林满英说，这个公司还谈什么政策？没政策！强有理，弱不是。也不麻烦你转达，她要找我她自己来找我。我今天也是到这边办事，顺路来一趟。
    这倒省事，我求之不得。我想她该走了，可她却还想同我说话，问，你跟陈雪华共事，感觉怎么样？
    这话一听就有文章，我只装糊涂，说，我刚参加工作，不懂实际，多向她请教就是了。
    林满英嘴角露出一丝讥讽，说，你一个大学生，用得着向她请教什么？她什么底子，我不清楚？从一参加工作，我俩就住在一间宿舍。那会儿年轻人住集体宿舍。她呀，我太了解了，只知道算计别人。
    你们那会儿还有集体宿舍住，我现在睡办公室。天地良心，我说这话并不是发牢骚，只是开玩笑。
    林满英眼睛一亮，说，小伙子，你可要小心啊。
    我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只是未置可否地笑。
    林满英很有兴趣谈陈科长的事，继续说，她呀，心肠是又黑又硬。年轻时跟自己妹妹抢男人，硬是把自己嫡亲的妹妹逼疯了，逼死了。这在茶叶公司是尽人皆知，她当年还为这事挨过处分哩。
    我只是笑。
    她同谁出差去了？林满英问。
    我说，她同刘总出差去了。
    同刘总？林满英表精神秘起来，说，她真有功夫！刘总办公室放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不带，硬要带她这个半老徐娘出去。她啊，这方面本事大啊。当年她想死了她妹妹的男朋友王为民，可人家王为民又不喜欢她，她就主动献身。我在寝室就碰上好几回。我这辈子运气不好，只怪看到了这种晦气事。
    我好像明白林满英说的你要小心是什么意思了，便有些讨厌这个女人了。可她仍然凭着漂亮女人年轻时候养成的自信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话。我注意她的眉毛和眼睛，真的很好看。可她眼角的鱼尾纹已没法掩饰，脖子上的皮肤也早已松弛了。
    晚上，我躺在办公桌上看书，突然想起林满英，便找来了她的档案。原来，她同陈科长还有另一桩公案纠葛。
    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
    1974年，因自己政治学习不够，思想改造不积极，把五角星纳在鞋垫上。被同寝客观存在的同事陈雪华同志发现了，她狠狠批评了我，并将我的错误行为向组织上做了汇报。我因此受到开除团籍处分。1976年上半年，陈雪华的男朋友王为民常到寝室来找她谈心。有天，王为民来的时候，陈雪华不在寝室，我就同他说了很多话。我以为他是位有知识、有抱负的优秀青年，很倾慕他。后来同他接触就多了起来。后来又一次，王为民来的时候，陈雪华又不在，他就带我出去了。我们在河边的草滩上发生了两性关系。后来在不同地点又发生了几次，事情经组织上发现后，对我及时进行了教育。我因此受到群众大会批斗。
    怎么又是为王为民呢？这人真是艳福不浅啊。我想知道王为民最终是否成了林满英的丈夫，一翻她的配偶一栏，不是的。我突然觉得配偶一词特别刺眼，真有些动物配种的意思。我发现一条规律，那些年对两性关系抓得严，可我看过档案的人，却几乎没有谁不在这个问题上受过处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突然想到被李满生摸过**的李明花，又翻出她的档案，仍然翻到有关处分的内容。
    1961年6月，有天夜里，我在门市部值班，和我一个科室的同事舒向前调戏我。我不答应，他说，你跟李满生那个国民党兵痞都肯，同我就不肯？我说我和李满生没有那事，是他调戏我，我打了他，他还被组织上处分了。后来他就强行和我做了那事。我后来想着不服气，想告他。他就求我，说他上有七十老母，下有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要是我告了他，他就要回乡下去，老母亲就会活活气死。他又给了我一些饭票和菜票。我就心软了，不再告他。从那以后，他隔一段就来找我，过后都给我一些东西。后来，我俩的事被同事检举，我俩一起被放在群众大会上批斗。
    真是好玩极了。我猛然间有了某种灵感，发现了一条发财绝招。如今《老照片》这样的书这么走俏，要是谁出本《老档案》，保证洛阳纸贵。何必让别人去发财呢？我自己干！从这天开始，我就隔三差五地偷出四十五岁以上的员工档案，跑到外面去复印。我想只要时机一到，我只需把这些档案中的人名和地名换一下，就是现成一本书了。也用不着全部复印，四十五岁以上员工有三百多人，我只需精选其中有意思的一百个人，每人选出一千五到两千字的内容，就可以编本二十多万字的书了。现在这年月，书不宜太厚，二十万字足够了。
    刘总这次出差，原本是衣锦还乡。他带了二十万块钱回去支援家乡，投给他村里办希望小学，命名雅文小学。职工就有意见了，说我们自己的希望还不知在哪里，他这败家子拿着公司的钱回去办希望小学，为自己买下千百年英名。我慢慢地同公司其他人员混熟了，有些话也就能够听见了。有人竟说到刘总回乡的一些细节。说是刘总在市里面工作快三十年了，只是个科级干部，回到县里很没有面子。他每次回去，都很想到县委、县**去露脸，可县里的父母官都不冷不热。最难受的是春节回去，县委都要请些在外工作的同志吃饭。可请来请去都只请处以上干部，没有请他。今年初，他从正科级干部破格提拔到正处级，就觉得自己应该有些面子了。可形势变了，他不过就是个市属企业的总经理，在家乡人的眼里已不是正儿八经的官了。只有他自己那个小村子的人说起刘雅文，觉得很风光，说他就等于县委书记，还说市里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说他回来当县委书记，他不肯下来。要不然，我们这个村子早富了。但村子里的人说什么都只是笑话，除非你有钱投回去，不然你在外面当再大的经理，县里没有谁看重你。所以刘总咬紧牙关弄了二十万块钱回报乡梓。果然，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出面接待了他。
    有人猜测，说关于刘总回乡的细节，不是刘总司机说出来的，就是陈科长说出来的。多半又可能是陈科长说出来的，他们说她这个人，不可能对任何人忠心耿耿。
    刘总回来后，又天天在外面跑。我在公司机关里偶尔可以碰上几位副总。他们不太理人，我也得同他们打招呼。也许正是吴老说的，他们是官，多半是不太理人的。
    我们人事科却总不得安宁，不是你来吵，就是他来闹。他们总有问题没得到解决，总是火气冲天。原来人事、劳资、工会、老干、计划生育、安全保卫等等工作都归人事科管。而经理们总不呆在办公室，人事科就成了他们随意发泄的地方了。陈科长要么好言好语，要么高声叫嚷，这得看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听着她对别人高声叫喊，我心头直发紧。我不相信一个女人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声调，这么足的底气。吵闹的人走了之后，她的脸会阴上好半天。我把她阴沉的表情理解为沮丧，就有些同情她。一个女人，应对这么复杂的局面，该有多难。这时我会发现自己很无能，总是局外人一样，只有看热闹的份儿。
    直到有一天，闹哄哄的来了十几位老干部、老工人，我才知道我们公司已半年没有发工资。原来又到要发工资的日子了。我的老天爷！我口袋里的几个钱还是在校时勤工俭学挣的，早就等着发工资。要是没工资发，我吃什么呀？
    奇怪的是，我越来越佩服陈科长的才能了。她只是文墨不太通，口才干才都比我强。这其实就是领导才能。领导有才不在于会写文章，写文章是秘书的事。那么她还呆在这样一个鬼单位干什么？
    这天，来了个粗壮的黑汉子，进门就气势凶狠，问，我爸爸的事，到底怎么办？
    陈科长说，你爸爸的事，国务院都没办法解决，只有去联合国看看。她说罢笑了起来。
    黑汉子却不领情，说，陈雪华，我不是来同你比牙齿白的，我只问你，怎么办？他老人家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却一辈子受冤受屈，到头来离休待遇都不能享受。硬是不给解决，别怪我们兄弟不认人！
    老李，你应该帮着我们做你爸爸的工作才是。他老人家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这不错。但他是工人，就不能享受离休待遇。这是政策。陈科长很认真地说。
    我这才知道老李可能就是李满生的儿子了。老李说，这叫什么政策？共产党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吗？干部就能离休，工人就不能离休？你们的政策就是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你们就是虚伪，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不肯为人民中的一员服务。你们所有的话都是骗人的。
    我爸爸的问题，就是实际问题，你解决解决。老李说。
    你爸爸的实际问题是，他不能按政策享受离休待遇。陈科长说。
    两人一来二去，已不是辩道理，而是耍嘴皮子了。看上去陈科长长于此道，也很乐意同老李耍嘴皮子，似乎她不是在处理事情，而是在表演口才。最后，她显然懒得再表演口才了，才说，老李，我们都老熟人了，没必要弄得脸红脖子粗。说白了，你爸爸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公司能够解决的。得逐级上报，最后让市委组织部、人事厅解决。我们不给你们报材料，不是我们不同意报，我们没权力同意或是不同意。只是我们不敢报。按政策明明不行的，我们报材料上去，上面不要批评我们？既然你们硬是要报，我们就挨一次批评吧。
    老李这才把语气软下来，说，那好，我们自己先准备有关材料，烦你们上报。上面不批，我再去找上面。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你吗？我爸爸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他睡在病床上老是念着这事。我怕他再受刺激，就闭眼去了。就求你们给行行好。医生说他老人家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们在上报材料，也是个安慰。他哪怕现在就闭眼了，让他知道我们在上报材料，也让他老人家到阴间有个想头。
    老李这么一说，陈科长倒感动了，说，唉，你爸爸这辈子，也不容易。
    老李走后，我问，陈科长，这材料真能报吗？
    陈科长说，谁敢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人家会说我们公司人事科的政策水平太差了。就让他们把材料送来吧，我们就说上报了，让他们等着。他们也知道上面办事不会这么快。他们还来不及催，说不定他老爸就归天了。等老人家一归天，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真是太残酷了，再怎么也不该咒人家死啊！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呢？
    这天，陈科长不在办公室，林满英又来了。她怎么总挑陈科长不在的日子来呢？我一边客气地请林大姐坐，一边在心里阿弥陀佛。
    她微笑着同我打招呼，说，小帅哥，正忙啊？
    我觉得她该退回二十岁再这么嗲声嗲气地叫别人小帅哥，心里便有些犯腻。可我脸上必须洋溢着笑容。
    没事，到这办办事，顺便看看。林满英说着就坐了下来。
    我没话找话，说，林大姐，你没碰着陈科长吧？
    林大姐说，我一辈子都不见着她才好。我告诉你，你自己要是有办法，就早些离开这个鬼单位。她呀，嘴上不漏半个字，只怕还会说要你安心工作，其实她自己早瞄准好单位了。王为民给她帮忙，要调国税局。
    王为民是谁？我有意装糊涂。
    林大姐说，你记性好差。我上次不是同你说过，就是当年她同他妹妹一起争的那个男人呀？人家最近当市委组织部长了。
    我那会儿没有一点社会知识，不懂什么党委、**的机构设置，而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我感觉就如天上的星座，我叫不出名字，也对不上号。
    我问，那她怎么还不走呢？我要是有这样的好事，不要等明天，今天晚上就走了。
    她还在打个算盘，想进入公司班子，搞个副处长，到那边去大小是个官。林满英说着，她脸上的笑容看上去不知是赞赏，还是讥讽。
    听了这番话，我如坐针毡。我想离开这里，是上天无门，下地无缝。而且最当紧的不是离不离开，而是我马上就没有生活费了。
    就像有心灵感应，林大姐马上问道，听说公司半年多没有发工资了？
    我摇头苦笑，这是我头一个月领工资，就是张空头支票。
    是吗？林大姐关切地问道，那你吃饭怎么办？参加工作了，就不能老靠家里啊。
    靠家里？！父母还等着我挣了钱，帮家里出些力，翻修一下老房子哩！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是是。
    她像看出了我的难处，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店里去做事。我开了几家服装店，生意都还可以。我给你留个电话。
    她毕竟是想帮我，我不能不领情，接了她递过的纸条。上面写了她的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
    后来，我才注意到陈科长总同一位叫向秘书的人通电话，说话都隐秘，像是暗语，总是这个事啊，请你跟王部长说说，那个事啊，就是那个意思，我上次给你汇报过的。
    我事先连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刘雅文被解了职，邢亚礼接任总经理，陈雪华进班子，任副总经理。林大姐的话果然应验了。据说刘雅文之所以被解职，主要是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跑破产上，没跑下来，应酬倒花了十几万。十几万如今本不算钱，但在我们茶叶公司就是大钱了。老同志还到上面告状，说他支援家乡建学校的二十万块钱，只是他个人擅自做主，应该算他贪污。
    我如今叫陈科长陈总了。陈总专门找我谈了话，她说话的语气比平时平和多了，有点副总经理的意思。她说，人事科工作很重要。现在还没有任命新的科长，你要全面负起责来。要安心工作，公司困难是暂时的。看她说得那么从容，似乎她自己将与公司共存亡。我真佩服她有这个本事。
    一天，一个干瘦的老头来我办公室来，说是找小陈。我说陈总的办公桌已搬了。他说，我知道，刚才我去了她办公室，她不在那里。
    我说，同志，请问您找陈总有什么事吗？
    老头儿不回答，却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刘雅文。
    我一时嘴巴张开都合不拢了，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说，您是刘总啊！
    这位曾经的刘总摇摇手，微笑着，没说什么，倒背着手走了。
    到他下台了我才知道刘雅文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形象同我的想象相差太远了，没有一丝文气，竟像个大老粗，甚至还有些委琐。难怪他回到家乡去没人理睬。
    我的日子越来越困顿了。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倒不是自己的肚皮，而是老父老母。他们总以为儿子在大城市里赚大钱，享清福哩！想象得出，尽管他们没有收到我寄回去的一分钱，可乡亲们都会奉承他们有福气。他们就觉得脸上有光，走在外人面前都高出三分。
    当我口袋里的钱只够我吃三天饭的时候，我不再想父母了。我想自己的肚子。不知从哪天起，我养成了有事没事翻口袋的习惯，似乎多翻几次就会多翻出几块钱来。可翻来翻去，除了林姐交给我的电话号码，口袋里不会多出任何东西。那天下午，我终于打林大姐的电话。我也不说去她那里打工，只说想去她那里玩玩。
    林大姐很爽快，说，行啊。我在家里，你干脆来我家吧。
    按照林大姐说的地址，我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她的住地。可我不敢按门铃，怕自己走错了，因为我面前是一栋漂亮的别墅。
    门却无声地开了。林大姐穿着宽松的休闲装，笑吟吟地望着我。她不说话，只用眼神示意我请进。黄昏的阳光柔和地投在她脸上，看上去比前两次年轻多了。
    我汗涔涔地，屋内的空调很凉，顿时打了寒战。林大姐忙替我找了件衬衣，让我去洗漱间洗一下。我说没关系的，不用洗。林大姐却说，听话，去洗一下，不然容易感冒的。这话听上去真是位体贴的大姐。我只得接过衬衣，去洗漱间洗了一下。
    等我洗完出来，林大姐坐在沙发上望着我笑。她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笑。这样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别在那个破单位干了。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你可以跟着我干几年，学点经验，然后自己创业。今后啊，还有什么正式单位不正式单位？自己干，这是潮流！
    我说，林大姐，我想请你帮个忙，帮我离开这个公司。
    林大姐说，我一个个体户，最多只能给你份工作，哪帮得了这个忙？
    我说，我听公司人说，组织部王部长是从我们一个系统出来的，你们原来都很熟。我们公司很多人都求他帮过忙，听说他还是很肯帮忙的。
    林大姐脸不经意地一红，说，过去我们是熟悉，现在人家是部长了，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去找人家？你可以找陈雪华，她同王部长经常联系的。
    我说，我不想找她，她老是摆着副架子，我受不了。不像林大姐，人好。
    林大姐笑了起来，说，你呀，嘴巴子倒是好乖的。我想看看你人乖不乖。她说着便眼神油光光地望着我。
    我几乎心惊肉跳，却涎着脸皮说，我听林大姐的。
    当保姆端上碗筷时，我才知道今晚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吃饭。保姆没有上桌，一个人厨房里吃。我问，家里人呢？
    林大姐也不回答，只是浅浅地笑着，说，吃吧。
    吃完饭后，我和林大姐又说了一会儿话。我看看墙上的挂钟，不早了，就想起身回去。林大姐仍是笑着，说，太晚了，没有公交车了。这是郊区。住下来吧。
    我说，还是回去吧，住在这里，太麻烦你了。
    林大姐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听林大姐的吗？
    我……
    既留了下来，一切都不由自主了。
    我从来还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床。那床宽大得令人想起辽阔的草原，顿时萌生一种纵横驰骋的欲望。
    林大姐问，你知道我比你大多少岁吗？
    不知道。我一脸兴奋和茫然。
    十四岁，我比你大十四岁。林大姐说罢，就紧紧抱着我，似乎这十四意味着某种成就。
    从那以后，我下班就往林大姐那里去。我也不问她是不是找了王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关心这事，一天到晚神魂颠倒。复印档案的阴谋也停了下来。
    这年秋天，陈雪华感觉自己副处级的交椅坐得有些发热了，就离开茶叶公司，去了国税局。这时，我才想起应该问问林大姐了。这时我只叫她一个字，叫姐。我说，姐，那事有眉目了吗？
    她说，慢慢来吧。哪有这么快的事？
    我隐隐感觉她是在搪塞我，却不好发作。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把男人的这种勾当称做吃软饭。我真的硬不起来，同她闹翻我明天就得流落街头。想来想去，我还是继续复印档案，万一没办法了，就走这一着险棋。
    我再也不问林大姐把我的事办得如何，只是每天下班就去她那里吃饭，吃了饭就开始那种最原始的娱乐活动。我后来能够运用自如的很多技巧，都得益于这个女人的言传身教。有次，我正在她身上乐，忽然想起这个富有而快乐的女人，干吗为每年几百块钱同公司计较？想不通。很多事我都想不通，李满生为什么人都快死了还在争离休待遇，吴老也退休好几年了为什么还在为副处级费心劳神。
    也是我活该出事。双休日，我在林大姐那里休息了两天。她也是照常休息双休的，店子有人打点。那个双休日，我们过得很隆重，弄了很多好吃的，还在别墅前的草坪里支着太阳伞做了日光浴。初冬了，太阳晒着懒洋洋的，很舒服。
    乐极生悲。星期一我一去办公室，就被邢总叫了去。邢总严厉地望着我，半天不说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胸口跳得咚咚响。
    原来，我星期五下午跑出去复印档案，忙着去林姐那里，把一份档案遗失在复印室里。复印社发现了那份档案，很负责任，找到我们公司。我已提前走了。他们把那档案直接交给了邢总。正是林满英的档案，上面记载着她当年同王为民部长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从此离开了茶叶公司，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打工，像个隐身人。也再没有见过林大姐，倒是王为民部长当年同她的风流韵事，又被人们提起。旧闻新炒，知情者其乐融融。
    我同茶叶公司的关系，只是有时去那里取一两封信。我求传达室的老头儿帮忙，若有我的信，就请他呼我。我去取信，就买包烟感谢他。我得保留着这个通讯地址，好让我的老父老母知道，他们的儿子如今正在这座大城市里赚大钱，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寄坨大票子回去，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了。
    每次去公司取信，老头儿总会拉着我说些公司的事情，比如说，李满生还没有死，还三天两头来公司闹他的退休待遇。说吴老身体不行了，他是天天关在家里写告状材料，自己弄垮的。我没有兴趣听这些，每次都拿了信就想走人。可老头儿接过我的烟，显得很热情，觉得不告诉我些事情对不住似的。我也就随便问问，还破产吗？破哩，听说快了。有时他又回答，听说一时破不了。
    茶叶公司至今还没有破产。我也没有发财。我的发财机遇好像就是那些档案，被我不小心丢失了。不过我想把这个绝招告诉你，你若是有机会，出本《老档案》的书，肯定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