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下

    今天有什么安排？
    吃过早饭，我帮他洗刷了碗筷，对马叔说。
    村里的你已经见过了，咱们今天到城里看看吧，天气也好，看看我们县城的风貌。
    好吧，我说。
    我们便开着车上了马路，三十里的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令人惊奇的是，整个街道上我们转来转去，车都停的满满的。一直到南大街的街头，才有几个空车位，我们把车停好，锁上门，便来到了街上。
    我们是从南边来的，南大街好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也是最长的一条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风格各异的牌匾，挂在店铺的上面，造型别致，名字新颖。街道非常整洁，几步远就立着一个垃圾桶，全是那种小型的桶。环卫工人们身穿环卫服，手里提着扫帚和垃圾袋，不停地巡视着，只要有一片纸张，一点垃圾，很快就会收拾干净。一辆垃圾车播放着环卫工人之歌，缓缓地驶过来。店铺两边的工作人员很快便自觉地提着垃圾袋垃圾桶，走到垃圾车跟前，倒进里边。歌声停下后，便开始播放环卫公司的规定：垃圾车定时回收垃圾，要求人们不要把厨余垃圾和自己屋子里边的垃圾，倒进垃圾桶里，而要等车过来以后，倒进车里直接收走。街面上不再放大型垃圾桶，希望经营户们要爱护环境，积极配合。
    这还真有点都市风格，我看着马叔叔说。
    确实是，他说，以前就是那种大垃圾桶，敞开口子，谁家也想倒垃圾，但谁家也不愿意把垃圾桶放在自己家门口。常常因为这个跟环卫公司的人顶牛。现在好了，这些小垃圾桶，都是一般垃圾，没有那种散发着臭味的厨余垃圾。人们反而自觉自愿地向环卫部门要垃圾桶。当然了，这也有两面性。
    有什么坏处吗？
    我问他。
    流浪汉和流浪狗，这下就断了他们的粮食了。他说，现在的流浪狗和流浪汉，要比过去的县委书记的生活条件还好，这下他们可享受不上这么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了。就从垃圾上也能看出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是今非昔比。
    这怎么说呢？
    我惊异地望着他。
    过去任何一家的垃圾堆里，包括饭店里食堂里，都不可能有剩饭剩菜倒出来的。就算是有，也绝没有过油肉肉炒面，大鱼大肉这样的东西。面条都是两搅面，有一半粗粮。而现在你到那个车上看看，最差的盘子也是炒豆腐，炒莜面。县委书记家，也不可能经常吃到的。普通老百姓连想也不敢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想倒掉？那是要犯天条的，叫暴殄天物。我们古代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个最厉害的名词，就是要反对浪费的。但现在，浪费最大的就是饭店，流浪汉和流浪狗天天吃的都是食堂里的东西。
    我们正说着，见前面真的有一个流浪汉，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吃的。但他确实很失望，这些小垃圾桶里确实没有什么可吃的。
    现在社会福利这么好，怎么还有流浪汉？他是外地的吗？
    我困惑地问。
    不，大叔说，他就是我们本地人，还有三间平房，老婆好像离婚了，但他是有孩子的。
    那怎么没人管呢？孩子不管，政府部门也没人管呀？
    我说。
    他不让管呀，你给他把西装穿上，让他住在宫殿里，天天吃着大餐，他还会逃跑的，还是要捡垃圾吃。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这样就非常快乐，我们不是讲什么幸福指数吗？显然他认为他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他是不是开玩笑说。
    我不相信，您在开玩笑。
    真的，他说，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无儿无女的五保护，政府全部兜底，生老病死全部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都高，根本用不着捡什么垃圾吃的。只是这个人是脑子受了刺激了，跟几个兄弟姊妹分财产的时候，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一时想不开就这样了。他用这种方式活着，也许才能找到心理平衡。要理解这一点，媒体上不是报道有一个著名的流浪大师吗？你作为记者肯定知道。他还是国家公务员，读的书很多，脑子也不糊涂，而且还有工资。但他就愿意选择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还成了网红。这恰恰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缺德不违法，怎么做都是对的，快乐就好。想必这个人是快乐的。你到垃圾桶里看看，垃圾桶里扔了的那些衣服，随便一件都要比他穿的衣服好得多。他完全可以捡起来穿到身上去。但他偏偏就要穿着破衣烂衫。渴了也不会喝人们给送的矿泉水，却在水洦洦里用手掬着喝雨水。他不愿意跟我们这些俗人一样过世俗的生活，也许他还是一个高人呢。
    我被他的幽默逗笑了，跟这样一个老人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有代沟感。我想一想，他真说得有道理，那个网红流浪大师，完全可以验证他的判断。
    我们边逛着边谈论着，他的思维，他的知识，他对人生社会的分析，令我非常惊诧。感觉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读了无数书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那些人文类的书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么深的见解了。
    我是个车盲。他说，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十二家车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有车，有车有楼房，是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少一样都不行。房价车价都是年轻人给拉起来的，你看看街上有多少车？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名字。在我看来，所有的车都是一个样子。你们叫小轿车，而我们以前叫圪蟆车。
    什么叫圪蟆车？
    我困惑地问。
    这是一种形象的叫法。你看这小轿车，一个一个都像癞蛤蟆，我们把蛤蟆叫圪蟆，小轿车当然就叫圪蟆车了。
    你们可真会想像，我笑着说，我和他挨着看了一遍，一直走到鼓楼跟前。我对他说，车很杂，什么牌子的都有，日系车和国产车多，还有少数几辆是宝马和奔驰，你们这贫困县的人真有钱。
    我感慨地说
    这个叫藏富于民。一旦新的国家制度建立，首先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而不是横征暴敛，强征强购。我们几千年的光荣传统，现在又重新做到了。过去林说国富民穷。他还真说得对：国家造原子弹，造人造卫星，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三年困难时期还大量出口粮食，甚至还购买黄金，说明国家并不穷，是老百姓特别是我们农民穷。可现在，连狗也许要比过去农民的日子过得好。
    你这怎么说呢？我惊讶地望着他。
    这可不是我胡说，这是真的。我表妹家的宠物狗，它居然能分清五毛钱的火腿肠和一块钱的火腿肠的区别：如果是一块钱的火腿肠，它就吃；如果是五毛钱的话绝对不吃。而我们小时候，别说小时候了，就在我年轻的时候，连火腿肠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你说现在的狗，不比我们当时的日子过得好吗？当然，我这话可能会惹出麻烦的。咱们不要跟狗比，就跟人比吧。《水浒传》中的武大郎，那可是那个时代的弱势群体。但他每天吃着吹饼，回到家还炒盘子，还有漂亮的媳妇，住着楼房。尽管房子是租来的，但他的日子绝不比我们现在的人过得差。而要跟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相比，人家简直生活在天堂上，恐怕县委书记也没有他的生活好。
    我抬起头想了想，他真的说得很对，的确是这样。
    你真是能注重细节，我感慨地说，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出我们现在比过去变化大吗？
    那太多了，比如，过去人们办婚丧大事赴宴，不愿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懂得礼仪，只要盘子一端上来，很快就一抢而空，大人根本抢不过他们。可现在，小孩子们都懒得去赴宴，根本不愿意吃这些大餐，宁可在家里吃自己的。即使赴宴跟大人坐在一起，也吃上几口就走了，没有谁会抢着吃的。过年也没有过年的味道，原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过大年。因为过年就是为了吃顿好吃的，吃一顿饺子。现在饺子还稀奇吗？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在超市买上一斤饺子，煮一下就能吃。没有强烈的愿望，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这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在不差钱了：不差食品，不差衣服。现在很多人过年，自己根本就不做了，在饭店吃饭。那更有钱更讲究的，旅游过年，到外地甚至到外国去过年。我们这里现在也能办签证了，有很多人出国。当然经济条件还不是那么太好，很多人出国是去看望孩子的，因为孩子在外国留学。
    他感慨地说。
    我想了想，还真是这样。
    正说着，我们来到鼓楼跟前。鼓楼像一座塔一样伫立在四条街道的中心，总共有四层。外墙呈枣红色，基础是古砖垒起来的有四五米高。第一层是一个方形平台，四个立面正对着四条大街。第二层以上是木质结构，雕梁画栋，飞梁斗拱，造型奇特，色彩鲜艳。四个角的龙脊上面挂着四个风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好像给喧闹的街道伴奏着音乐。四条涵洞贯穿期间，直通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洞门口立着几个宣传牌子，有消防部门的防火防震宣传，有学校升学情况的通报，还有环卫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
    他凝神望着高高的平台上面，神色凝重地说，现在不让实行个人崇拜了，要不然，我一定在这几个平台上，塑造三个铜像，以表达我的心情。
    你要塑造什么人的像呢？
    我看着他说。
    你们央视媒体不是常常说，中国人民有三个“起来”吗？
    他反问我说。
    是的，我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有三个国家领导人，正是让我们实现了三个“起来”的：邓小平，胡主席，习近平。邓小平分了地，让我们站了起来；胡主席给我们免了农业税，还有各种补贴，让我们富了起来；习近平给我们办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土地确权证，退耕还林，帮助贫困户脱贫，让我们强了起来。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句难听的话，我们农民完全就是趴着走的，而我连趴着走的权利都没有，完全就是跪着走，爬遃着走的。三个“起来”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但这想法，恐怕是永远实现不了了，我只能心存感激。
    他由衷地说。
    我看着他几乎有些虔诚的样子，完全理解了他的想法。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只讲了不到一半，但我完全了解了他的过往，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经历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他那些真实的经历，他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这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由衷地呐喊。不掺半点假，没有任何虚伪的高调，只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
    我们正说着，只见鼓楼北面，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处公交停车点。有一位老人正拄着双拐，艰难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好像在等着车。他的一条腿断了，只有半截大腿，在等车的间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仔细地翻看着。我见马大叔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他指了指那人小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他故弄玄虚，只好反问他。
    他可是我们县大名鼎鼎的军长。他笑笑说。
    你别逗了，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这是个军长，打死我也不相信。就这样一个人，他连个村长也不像，还说是什么军长！
    我坚决不相信。
    不跟你开玩笑。他说，他的确是个军长，还当过七天县委书记，他们那个军叫6792军。我要提醒你一下，这是个年月日。
    哦，让我想想。我突然想了起来，差不多叫了起来，你是说，文化革命，造反派，这个派成立于1967年9月2日，我说得对吧？他就是这个军的创立者，当然就是军长了。
    你可真聪明，让你当记者真是作对了。他是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学生会主席。想一想他当时的号召力有多强。他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很快就发展成好几千人。不到十天，他的组织就造了县委和政府的反，夺了县委书记的权，把县委书记也软禁起来，他自己当上了县委书记。不过，好景不长，另外成立的一派叫115师。这你想必也知道，他是林的军队，很快把他们赶跑，师长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又有个三八派，三八派是保皇派，有政府支持，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委。三八派的头头掌了权，保护县委领导。如果就这样下去，大家还能相安无事。但两个造反军团极不相容，互相残杀开了。他们就在这个鼓楼上边，每家装了一个高音喇叭，站在上边散发传单，展开辩论。后来发展成推搡武斗，这位军长就是被人从鼓楼上搊下去的，摔断了一条腿。他们兄弟相残，给了保皇派极大的机会。三八派趁机派民兵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城。只要抓住就把他们关在群众专政指挥部，严刑拷打。因为三八派掌管着全县的民兵武装，民兵们都是有武器的。造反派的总部在师范，三八派就带领民兵攻打造反派总部。我的一个表姐夫当时也是民兵，他们半夜里攻打进去。一般的人都放了，每人拿一个大手电，只抓当官的。但当官的有人掩护着早跳墙逃跑了。所以，也没有抓住什么人。但大家都收获了不少战利品，我的表姐夫是一个牡丹牌收音机。那是当时的奢侈品，质量非常好，他用了几十年，一直听到两千年才坏的。
    从那以后，我们县城就是三八派一家独大。造反派就像过街老鼠。半夜偷着回来看一下家人，也得赶快逃走，不然就会有居民举报，三八派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群专指挥部。所以，别看那时社会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打人杀人，我们县城却非常平静，连一场真正的武斗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位军长的一条腿，换来了三八派名正言顺地镇压，其他两派，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实在应该感谢他，应该给他记一大功的。如果没有他的牺牲，不知道会送掉多少人的性命：宁做和平犬，不做离乱人。就像伊拉克，伊拉克人民我想是非常怀念萨达姆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但我从各种渠道也了解了它的惨烈性，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县城，居然会风平浪静。
    所以，他接着说，伟大领袖看到文化革命太乱了，他就动用军队，让军队来支左啊。但大家都是革命者，都是造反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完全就是难为军人的。军人也没法分别，他们只能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但到了我们县，723布告公布以后。我记得有一个翁团长，他带他的部队军管，到我们县没事干。因为不管什么派，我们县只有一个派，叫三八派，而三大派又是保皇派，原来的所谓X一个也不少。他只好自任县委书记，支持唯一的三八造反派，非常轻松地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听着他讲过去的事情，真是一惊一乍的。在那个惨烈的时期，这里居然是一个世外桃源。难怪人们活得这样安逸宁静，X在他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就已经自己结束了。而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军长被人从鼓楼上推下来了，就这么简单。
    也该给你们的鼓楼记在功劳簿上，我笑着说。
    的确是这样，他说，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墙，他掉下来，也断不了腿；断不了腿就给三八派找不到借口。借口镇压115师的时候，也顺便把他的6792军也给收拾了，真是一举两得。虽然以后也有一两次的反复，两个造反派联合起来，在市总部的支持下，也有一两次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了回来。但始终没有得势，权力始终在保皇派的执掌之下，整个社会比较安稳，没有发生过大的乱子。当然也死过人，不过不是武斗打死的，大多是自杀的。特别是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实在是我们全县人民的运气。我们这里风水好，什么风吹过来，包括那所谓的X，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他半是自嘲，半是自豪地说。
    我们俩再看看，只见公交车开到跟前停下来，那位功臣，艰难地站起来，拄着双拐，慢慢地上了车，用一张卡刷了一下，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等人们都坐好了，新能源电动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他刷的是老人卡，马叔说，坐公交车是免费的。他当年造反的时候，连公交车长什么样他都没见过。可现在他坐的是免费公交车，还是新能源车，还用着智能手机，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工人军人，还是红卫兵造反派，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到底哪个时代更优越更美好？要自己动动脑筋。
    我思索着说。
    的确是这样，马叔也附和着说。
    我们继续沿着北街往前走。来到当地最大的超市跟前。超市门口人流密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旁边有一条小巷，一直通到外面的国道。巷口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长寿巷”三个字。
    他指着那三个字说，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起的。其实原来根本不叫“长寿巷”，而是叫“卖柴巷”。我们当年几个年轻人，半夜里砍来的柴就是在这里卖的。当天晚上就被拉到台子上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回，还被扣了一天的工分。这是当年唯一允许做买卖的地方，唯一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其他的你就是卖一颗鸡蛋也不行。但是，只允许买卖柴火，其他的买卖一律不准干。只要发现，一律没收东西，人也要被抓起来。这个巷子本来没有名字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叫它卖柴巷了。
    为什么？难道这里是特区吗？也在实行一国两制？
    我疑惑地问。
    不错，的确是这样。他说，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心在农村，农民就是主体；而我们进了城以后，中心在城市，市民和工人就成了主体，农民就被边缘化了。一切都围绕着市民和工人来运转：市民叫供应户，粮食完全可以保障，粗粮细粮都有；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人简直就是特权阶级的化身。因为工人和市民都要生活做饭，他们的粮食和钞票都有保证，跟农民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粮食是从国库里领的，不是从农民的田地里购买的。他们对农民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活做饭的柴火。因此，就允许农民在这里卖柴火，把他们的生食做成熟食。所以，一切主义，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什么主义，我们就利用什么主义。尽管可以不赞成，但不一定不使用和利用！我们就可以从这条小巷的变化中，完全可以理解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重要性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在使用了，只不过是只做不提罢了：对人家的统治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对人家的统治无利的，对的也是错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关乎主义，更无关乎路线。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已经早已超过了差别的层面而是已经到了对立的层面了。
    他意味深长地说。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深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要改成长寿巷了？
    我非常地困惑。
    这也是领导意志啊。本来政府要明确这些道路巷口的称呼，做一些规范是好事。但名字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便改的。据说这个巷儿里边有个长寿老人，活了一百多岁。领导一拍脑袋，就把它改成了长寿巷，好像这个巷子里的人全能活到一百岁似的。我们家亲戚，包括我认识的人，小时候大人给小孩子起名非常随意。尽管他们上学后也起了一些正规的名字，但直到七老八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名字。比如女孩叫嬬子，男孩叫流子。这是两种表示性别的称呼。根据他们的排行，比如老二是嬬子，就叫二嬬，老三是男孩，就叫三流。我认识的好多人中，都七老八十了，人们见了他们还是叫小孩的名字：二流，三流。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因为跟他们的孙子甚至是曾孙子和玄孙子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他笑着说。
    完全就是长官意志，我也跟着说，这大概也是你们这样一个小城市的特色吧，领导就是一切，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
    你说得很对。
    我们继续往前走。只见在新华书店门口，一个垃圾桶旁，一位老太太正提着一大包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垃圾桶里面塞着。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那些衣服还非常新，有内衣毛衣和外套。
    怎么这么好的衣服就扔了？
    马叔问。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现在的人是烧的不行，还是这衣服就是坏不了。反正每年到新年，大家都要换新衣服，旧衣服就不穿了。箱子里扔得满满的都是。我们也不想换衣服，但子女们说是要孝敬我们，也给我们买新衣服。不穿觉得不尊重人家，穿了，这些旧的全浪费了，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了。心里也觉得可惜，可实在是没办法。现在的人，有了几个钱就烧的，不知道姓甚叫甚了。
    老人边塞边抱怨地说。
    马叔和我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您老人家不要往这里边扔了，我给您找一个扔的地方。出了北大街，有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放着几个衣柜，叫一家衣善，专门回收旧衣服和旧鞋帽的。你把这些旧衣服塞进去，扫一下码还有积分。积分是可以换奖品的，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你扔在垃圾桶里还污染环境的。
    老人惊异地望着我们，不相信地说，还有这样的地方，还有人要旧衣服？
    真的有的，他说，我们正巧路过，就带你去吧。
    老人又把塞进去的几件衣服掏出来，又放进袋子里。我顺便往垃圾桶里瞅了瞅，里面居然有一堆馍馍，甚至还有半袋白面，也许是放久了，变质了吧，我心里想。
    我帮她拎着，我们三个人朝北门口走去。
    我们找到了他说的那个回收旧物品的铁箱子。我们按照要求，帮老人把衣服分门别类地放到箱子里去。只是她不带手机，也无法扫码。反正也是扔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奖品回报，不污染环境，有人把她带走帮助别人，这也是值得的。
    小广场旁边有一家信用社，马叔说他要办社保一卡通。我们走进去，见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有人跟工作人员吵着要号码，工作人员说早就发完了。人们说昨天他们就排队，今天也领不到，双方争吵不休。
    马叔看了一下，赶紧退了出来，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人员，又是专业人士，又有高学历，这种办事效率，我实在不敢恭维。我都来了好几趟了，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等了，等他们所有的人都办完了我再办吧。
    这不是人太多吗？我听他好像也不满，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必要抱怨人家。
    你有所不知，他说，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完全是自己制造矛盾，给我们设置障碍，也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的。
    您这是怎么说呢？我费解地问。
    这很简单呀，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每天只能办30个人，也就只能发30个号，发多了他们办不了。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要强迫他们办，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号。我们有了号，号排到什么，我们就什么时候来，领了号我们就走了，根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我领的是最后一个号，我难道能第一个来强迫他们办理吗？只要换一种方法，来一个人就给发一个号，领了号的人，只要轮不到他今天办理，他马上就会走人，多话都不会跟你说的，更不会跟你争吵了。你把每天要办的那个号，随便打印一个条，贴在柜台上。有号的人来看一下，知道我今天办不了。一天按30个算，我的这个号可能排到哪一天。我到那一天来，马上就办了。就没有必要挤下这么一大堆人，而且连别的业务也不好办了。全是办理一卡通的，就这么一点道理，他们都不明白，我真替他们感到惭愧。
    原来是这样，我的这位大叔，我真的对他该刮目相看了，他一下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马上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那你跟他们说一下不就好了吗？我提醒他说。
    我？他笑着说，你说我说的人家能听吗？能按我的办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关作风。事事都要听领导的，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领导让我到河里洗煤球，我也要去洗，反正污染了河源河水，也是领导让我干的，对和错跟我没有关系。永远不会想到我要创造性地去工作，自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我不想去找麻烦的。尽管这事跟我也有关系，我也是等号的那一个人，但我还得耐心等。我既不会跟那些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去吵，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诸葛亮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吧。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我觉得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这是他老人家里边的话。我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也是我们的毛主席反对的那个人。
    我微笑着看着他。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经过世事变故才有的深刻的生活体验。学会自己哄自己，更要学会自保，自己保护自己，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人生准则。
    广场旁边，紧邻街面的一侧，有几家猪肉摊子。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问问猪肉的价格，一斤12块5，并不比北京的肉价低。
    离开肉摊，我们沿着国道，在人行道上继续往北走，国道两边其实还是街面，依然店铺林立，人声鼎沸。
    你知道吗？马叔说，刚才你问肉价的那个人，那可是个名人的后代，世家子弟。
    你就跟我开玩笑吧，我笑着说，一个断腿军长，现在有一个屠户，世家子弟，你不会说他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哪位王爷的后代吧？
    差不多，他说，要论实力，当然不是王公贵族可以比的，但要论名气，他的父亲要比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气还大。当然那时候叫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不知道主任叫什么，但绝对知道“一刀准”。
    什么叫一刀准？我疑惑地问。
    就是一刀切下去，你要几斤是几斤，要几两是几两，一点都不会差的。他卖肉从来不用秤，肉案上放着秤，你可以随便称，半两都不会差的，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哦，我明白了，你竟然吓唬我，这叫杀猪世家。
    我没说错吧，他得意地说，所以叫世家子弟。
    你也许不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权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服务行业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特权阶层，每一个行业都只有那么几个人垄断着。全县的每一个人离开他们你绝对办不成任何事情。你只要吃一两肉，都离不开这一刀准。那时候卖肉是带骨头的，骨头的大小多少，全凭他的刀子说话，有关系的人，骨头就少一点；没关系，你就多一点。当大官的连骨头都不会带，只卖纯肉：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只要有特权就有腐败，什么时候也是这样。
    他若有所思地说，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每一个行业都有风云人物，一个个都是大名鼎鼎。
    有哪一些行业的？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个80后。
    有屠户崔，打铁牛，镶牙马，粮票孙，鞔罗李，钉蹄成，劁猪吴，电影胡。当时的影剧院叫大礼堂，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16排座位是最佳位置，是专门给县上的领导留的。如果领导不来看电影，宁可让座位空着，也不让别的观众坐，公开讨好领导，行使特权。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我的那个侄子，他有个同学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但他从来没有求她买过东西。这让他的同伴们非常讨厌他，说他是死脑筋。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同学，想买什么能买不到呢？他们小时候因为买不到扑克牌，只能自己用硬纸板来画。一副扑克牌居然要五毛钱，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都买不到一副扑克牌的。就那样还要走后门。那个粮票孙就是我昨天给你讲的那个粮票大王，他姓孙。也许你根本想不到，到了80年代末，所有的票证都作废了，他也下岗了。我在工地上打工干活的时候，著名的粮票大王竟然跟我一块在工地上，拿着一把铁锹搅拌混凝土，跟我们一起拉着绳子行硪，还时不时跟我们一样要受工头的龌龊气。从天堂跌到人间来，终于跟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在一个起点上，在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赚钱养家生活了。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其中的一个成果吧：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我想，现在在网上，怀念过去的时代，借怀念红太阳，借钟馗打鬼，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可能就是他们这类人。当然还有那工人阶级，他们很快被我们农民取代了。有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农民工。我们农民总是在什么最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只要穿一身工作服，即使缺胳膊少腿，脑子也不好使的人，也能把农村里边最漂亮的嬬子娶去，当他们的老婆！工农差别，完全就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农民工，把农民和工人绑在一起，工农差别一下子就不存在了。这大概是那最得意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而对我们来说，就像回到天堂上一样。
    他颇有感触地说。
    而我听着，就像听着一个传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听得我一惊一乍的。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根本就不远，只不过眼前的这个人经历过，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吧？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是多么的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多么的巨大：现在的扑克牌是一块钱一副，按照过去的换算标准，恐怕得几十块钱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边谈着边往前走。到了一座桥跟前，站在桥上看，不远处还有一座石拱桥，有五个孔洞，桥面上栽满了柏树和松树，成了一个绿化带，想必是旧桥了。
    马叔指着那个桥说，我也不懂，是不是这种桥是我们祖先的发明？这个桥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以前洪水特别大，桥又特别小。洪水一来常常都要漫过桥面，但只把上边的栏杆冲毁，整座桥毫发未损。那质量真正的是好。现在的桥高了，但洪水非常少，再大的雨，连桥墩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然的话，那旧桥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挡住洪水的旧桥坍塌了，就可能把新桥冲垮，但现在水土保持得非常好，根本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他可真是个细心人，没有让他当领导真是屈才了。我心里想，这样的问题他都能发现。真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可怕的，当然，现在可能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了。
    过了桥是一个小区，都是统一修建的那种6层楼房。他指指那些房子说，你能想像出这个小区过去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你们本地人，我也没有经过那个时代。
    我说。
    过去是火柴厂。
    他说。
    什么？你们这还有火柴厂，我不相信地摇着头。
    真的，他说，不仅有火柴厂，工厂太多了，你恐怕很难想到。
    都有些什么工厂呢？我说。
    化肥厂，毛巾厂，电厂，水泥厂，农机厂，酱醋厂，饼干厂，柄把厂，果脯厂，甚至还有汽配厂。除了军舰，飞机造不出来，我们几乎什么也能造出来，他开着玩笑说，这些厂现在差不多全部变成了住宅小区，只生产人，不生产东西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厂啊？我迷惑得很。
    当时国家提倡办五小工业，叫小而全，一个县要不出县城，就差不多全能自给自足，完全就搞成了独立王国。而我们现在要求的恰恰相反，叫大而专，分工越来越细。就连我们农民农村也是，养鸡的绝不养牛，养牛的绝不毓猪。如果一个家里鸡牛羊猪鸭，全都有，根本就赚不到钱的。所以这些工厂的下场和这些工人的结局，完全可以想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吃着大餐，用着智能手机，坐着高铁，领着不算多也足够养活自己的退休金，很怀念过去时代的原因：我想这原因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有存在感，价值感，被人重视，受人尊敬。现在就算是衣食无忧，没人看得起他们；回忆他们灿烂的人生，不过就是光着脚，用脚来踩黑酱的原料，让它更加均匀。哪个有勇气说出他们的这些曾经灿烂的人生呀？
    他笑着说。
    你说什么？你说做酱的时候是用脚踩的，开玩笑吧你？
    我不骗你，全是真的。那些所谓的工厂，就是一些小作坊，全是人工做的。不用脚踩，总不能用头顶吧？只是把脚洗净就算了，反正脚洗净以后，要比手干净得多。全县就他们会做酱，不必担心卫生，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吃的。
    算了吧，我说，听着都叫人恶心。
    当时还有一首流行非常广的顺口溜，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状况，他说。
    你说说看，我对他说。
    酱不黑，醋不酸，电灯不明，街道不平；火柴没脑脑，毛巾没毛毛，把把尽壕壕；面包赛过耐火砖，化肥还没猪粪好。这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产品质量的准确评价：这都是民间诗人，大概几千年前《诗经》里的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吧？让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让这些混日子的工人下岗，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由擅长端泥饭碗的农民代替工人光荣上岗，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什么岗位不值钱，我们农民就争先恐后地去干：农民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农民；工人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工人。什么时候市长不值钱了，也就轮到我们农民当市长了。如果说南方某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了，也不能引起什么反响吧？但小作坊式的国营单位倒闭了，就了不得了。工人下岗了，非常委屈，对政府非常重要，这都是体制的弊端。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完全就是养活懒汉的，现在在网上表达对当今社会不满的人，完全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些小作坊上上班的伟大的工人阶级。
    他笑着说。
    我们一路聊着，一路往后走，很快走到了我来的时候的广场。他指着那广场说，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里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河湾，聚集成一个水塘。夏天的时候是小孩的乐园，大家都在那里洗盥，现在却成了巨大的广场，真是沧海桑田啊！
    再往后走，路边有几栋房子，有一个三层楼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嵎吉高速公路项目部，有不少人进进出出。
    马叔指着那个牌子说，又一条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开工了。原来的那条高速公路绕远了，要到省城比国道还花的时间长。这条高速要开通了，到省城要缩短一半的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到。你们看看地里，人们正在忙着栽树，就准备开高速的时候让高速赔偿的。树苗要比粮食作物赔偿得多。这就是我们农民的狡猾之处，爱占小便宜。现在国家和政府给赔偿得相当多，正常赔偿就满足了。一亩地要给到六万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亩地如果种玉米，亩产按一千斤算，一斤八毛钱，抛去成本，顶多能卖到六百块钱，六万块钱是一百年的收入。这种赔偿你不满足还要怎么样？谁能活到一百年，而这一百年你还在干活呀？有二十亩地就是百万富翁，还要用这种办法来套取国家的赔偿。
    这也不能怪农民，自私是人的本性，我说，这种小聪明谁也会耍，跟职业身份没关系。城市里的人面对拆迁还不都是这样？特别是城中村，你说要开发，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房子，哪里人也一样。
    也是，他说，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不把握好这个度，情理法上说不过去的话，再强硬的人也会吃亏的。修东面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人就不满意，阻挡施工，工程拖了很长时间，问题得不到解决。施工方干脆用黑社会的手段，把那个带头人的腿打断，赔了几十万居然私了了，公安部门也没追究双方的责任。几十万的赔偿，跟工程的耽误的进度比较起来，是很合算的。老百姓是不同情那个打断腿的人的。可见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公正的东西，只要公家给得很正常，大家都不要吃亏，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广场北面，是一栋连一栋的大楼，全是各单位的办公区，一家比一家气派，一直延伸到最北面的消防队。
    这就是我们原任县委书记的功劳，马叔说，就是咱们参观的那个梨博园也是他的杰作。他给我们贡献了一座新城，还有一条非常宽敞的滨河路，跟那个小小的梨博园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那是他交了的学费，毕竟他的贡献要大得多。我估计可能他周围缺少一个智囊团，而自己的部下，大家都明白，但谁也不会说的。这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皇帝为什么能被忽悠，就是因为部下不敢讲真话。原来的办公区实在是又老又旧，确实应该改变，还不如我们的农家小院，但现在好像也太大了，一个单位也没有多少人，很多房子都空着，全是在浪费。
    西面是一座医院，医院外面的巷子里，两边都是平房，门口无一例外都摆着花圈，纸张和各种祭祀用品，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你知道这条小巷叫什么吗？马叔问我。
    我哪知道，不就是卖死人用品吗？好像里边还有棺材，我说。
    对，我们当地人都把它叫做阴槽一条街：医院是让人活着，如果让人活不了，过了墙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人生的终点。生和死就隔着一堵墙，就这么简单。
    他感慨地说，这让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死人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我费解地问。
    死的人是死的，但对活着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当时人们很穷，棺材寿衣都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村里的人，他很爱面子，想体面地给自己的父亲做一身寿衣，但他又没有钱。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去世了，他居然想到挖开坟墓去偷人家的寿衣，结果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五年徒刑，他说。
    还有这种事？我惊讶地问，盗窃别人家的坟墓，怎么跟现行反革命的联系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那时候刑法不健全，也没有什么盗墓罪吧，现行反革命是一个万能的蔂儿，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人家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的革命家，你把人家的坟墓挖了，那当然是反对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了。
    他似乎是勉强地说。
    也许是吧，如果我是那时的法官，我可能也想不出能用什么办法来定他的罪名。
    我由衷地说。
    从中间的侧路拐出去，就到了新建的滨河路，双线四车道，非常宽敞。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来往往，一来就是一大串。滨河路旁边，把河水用挡水板挡住，形成一个个人工湖泊，整个河道就像一座湖泊，河道两旁，各建了一条景观道，长长的仿石板路，一直通向两面的远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跨河大桥，连接着河对岸的村子。青绿色的河面，映衬着蓝天和两边发绿的树木。河面上有一些水鸟在嬉戏着。河道两旁的树上有不少喜鹊和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清新，幽静温馨，跟上边往来穿梭的车辆，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漫步在景观道上，看着眼前的美景，感觉到非常惬意。
    马叔指着我们的脚下说，在建这条滨河路之前，这里全是垃圾污水，臭气熏天。只有发洪水的时候，才能把这些垃圾冲走。周围的人们，经常盼望着就是夏天到来，等夏天来的山洪，不然就要在这种臭气熏天的环境中生活。现在这么好的环境，谁也舍不得往里边扔东西了，污水也有专用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城外的污水处理厂。全城的污水都进不了河里，这是对我们全县人最大的贡献。他走后留下了赞美无数。实实在在的政绩，根本不用宣传，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宣传的。
    你知道吗？他指着指滨河路和国道之间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这盏路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这在你们大都市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吧？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有那么严重吗？我不相信地说。
    真的，他说，滨河路修得非常宽敞，完全是从河道里垫起来的，被人们目为奇迹，来往车辆畅行无阻。但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整个县城从来没有过红绿灯，人们出行也没有什么绿灯行红灯停的概念。这么大的公路上，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却忘了安装红绿灯。三个小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路过的大挂车撞得血肉模糊。管理部门这才想起这里应该安装红绿灯的。所以说，这盏红绿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足以说明，我们不管经济上落后，观念上落后，在管理上也同样是落后的。可现在你看，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这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吧？
    我前后左右看看，还真如他说的那样，确实是变化很大。
    不知不觉中，我们从南到北，整整的转了一圈，几乎把整个城都走完了。我们沿着滨河路一直往南走，眼前是一幢幢的高楼。
    马叔指着那些高楼说，这是滨河路的副产品。原来这一块都是居民区，滨河路一建，把整个居民区都挡在下边，滨河路就在他们的头上，一下就成了棚户区。国家进行棚户区改造，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县最高档的小区。别处的房价仅仅两千块钱，有的只有一千多，而这里的楼盘每平米居然达到三千八，就是这样也是供不应求，全让有钱人和年轻人买去了。
    我们走下滨河路，走到小区前边的街道上，前边是另一座小区，也是几十层的高档小区。
    这里的地方，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可现在这里建的房子，就是供不应求的。
    马叔指着一幢一幢的高楼说。
    有什么怕的？你别吓唬我吧。
    我冲着马叔说。
    还真不是吓唬你。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只有我们这里特有，叫“出西门”，是闂人的话。如果有人说让谁出西门，那就意味着是死囚犯人，是要被杀头的。这里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刑场。当然也不是专门的刑场，只是一个河滩。因为离市城中心远，就成了专门杀人的地方。所有的死囚都是在这里被砍头的，都叫出西门。以前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要从北街的监狱里边拉出来，经过西街，一直走到这里，被执行死刑。这就形成一个风俗，凡是办喜事的车队，绝对不走西街，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盛行。因为那是不吉利的，但是大家似乎忘了，杀人的刑场更不吉利。但大家还是挤破头的去买这里的房子。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也一定要让位于实际应用。当刚需大于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可见现在城市的扩张是多么的疯狂。只要是城中村的土地，不光过去是什么样的用处，现在全成了黄金土地，没有人想起这是一个曾经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地方，却停满了小车，装上了电梯。
    他像一个哲学家似地说。
    不过，他说，这里的房子跟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小区的房子还是有区别的。这里原来是耕地，而且还是水浇地。那个书记神通广大，也办不下产权证，只能给大家办得是小产权证。而那个棚户区改造的是大产权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红本的。所以这两家的房价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看来，两个小区都在中心地段，小产权也是产权，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小区，平白无故就拆掉了。像这样的小区，我们这里有六七个，无疑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好像就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当然也提升了人们的愿望，给大家互相攀比和夸耀，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依据。
    我们说着，走进了小区中间的步行街。街道不长，但两旁店铺林立，从衣食住行，到各种服务都有。穿过步行街，眼前豁然开朗，怎么这么熟悉呀？我仔细一想，这不是我刚来的时候打听他的农贸市场吗？
    马叔说，咱爷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现在我们又来到初次见面的地点，真是缘分啊。
    说着，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好了，他说，我们这座小县城的过去和现在，全给你讲完了，优点缺点，成功失败，好的坏的，民间的官方的，也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去。
    什么地方？我问他。
    火车站，他说，你不看看公交车上写的吗？几乎每一辆车都有一个火车站，那是公交车的终点站，也是火车的始发站。从前我们这里的人说，我们这里可能通火车，都会被人闂一顿，说他完全是做梦。现在梦想真的成真了，咱们看看去吧。
    好吧，我说，最后一站火车站见。
    不过，那地方有点远了，我们开车去吧。
    我们从农贸市场逛上来，逛到南街我们停车的地方。我们开上车，有十几分钟便到了郊区的火车站。
    我们把汽车停在停车场，步行上了一条不太长的坡，便到了火车站前边的一个小广场。车站不大，有一个不太大的候车室，客运车还没有通车，门也锁着。我们站到侧面的一个高台上，看见一辆长长的运煤车，像一条钢铁巨人，从轨道上缓缓地驶过来，鸣了几声汽笛，驶向远方。
    马叔说，这实际上是一条运煤专线，主要运从陕西过来的煤。终点在山东日照，然后通过航运出口。客运只是捎带，离省城太远，基本没有多大价值。将来就是客运车通了，到山东陕西比较方便，到省城还是要走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但毕竟我们这儿的小小山区也通了火车，这是我们全县人最自豪的事情。
    我望着通向远处的这条钢铁巨人，看到了这个小县城巨大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绝不是几个跳梁小丑能否定得了的；螳臂挡车，是绝对不会阻挡历史车轮滚滚的洪流的。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沿着这已经制定好的正确的轨道，走向遥远的远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