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德莱奥的故事

  “出了什么事，我妈妈呢？”
  “是耕地。他们冲进了耕地。”
  我推开那些愚蠢、慌乱的基督徒。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了，玉米高过了我的头，黑黝黝的甘蔗发出轻轻的塞搴声。我在耕地的小径上迷了路。月亮躲在云后，城市的灯火照亮了天空但并没有投射光线。我循着声音走，直到看见了茎秆间的亮光：是火把和黄色的沥青火焰。声音现在靠近了，很嚣闹。是些人，喧哗的人。喧哗的人群总是让我不安。顾不上小心庄稼，我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撞落了许多成熟的玉米棒。
  教会成员中心的妇女站在被践踏的庄稼地边。玉米、土豆、甘蔗、大豆都被踏倒了，拔了出来，剥了下来。
  她们面前的是一群贫民窟的人。男人手拿火把和收割工具。女人的康加里盛满了偷来的食物。孩子的篮子和布袋里装满了掉落的豆子和掰碎的玉米。他们毫无羞耻地面对我们。在踏平的铁丝网外，更多的一群人等在市场前；这群鬣狗，如果暴民赢了，他们会冲进来加入抢劫，如果暴民输了，他们就会鬼鬼祟祟地溜回家。他们的数量比女人多。
  二十比一。但我很镇定，我手里有枪。
  “滚出这里。”我对他们怒吼着，“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的。”领头的人说，他瘦得像具骷髅，光着脚，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破烂的肥料公司的 T恤。他左手举着一盏罐头做的油灯，右手拿着弯刀。“它是从恰卡那借来的。恰卡会拿回去的。没人能拥有它。在它全部被夺走以前我们要拿我们能拿的。”
  “去向联合国说去。”我叫道。
  领头的摇摇头。人群又向前走了几步。妇女们忿懑地嘟哝着，紧紧地抓着锄头。
  “联合国？你没听说吗？他们正在减少救济的努力。我们被留给了仁慈的恰卡。”
  “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种植它。我们需要它。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是谁？”领头的讥笑着说。人群举着镰刀继续前进。
  笑声激起了我身体里的黑暗面――这点布若泽・德斯特早就看出来了。它使我变得像战士一样好斗。愤怒和力量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拔出了枪，把它举过头顶。砰、砰、砰，枪声刺破暗夜。其后是比枪声更加让人震惊的寂静。
  “怎么？这个孩子有把枪。”那个饥饿的男人说。
  “这个孩子也会开枪。你会是第一个死的。”我说。
  “也许。”领头的说，“但你只有三发子弹了。我们有三百双手。”
  贫民继续前进，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他们在收割我们的玉米和甘蔗，一把把弯刀映射出黄色的火光。他们后面紧跟着妇女和孩子，在捡拾、筛滤、收集漏下的粮食。三百双手像蝗虫一样啃噬了我们的庄稼。
  枪突然像杠铃一样沉重起来，迫使我放下了手臂。我记得自己因为挫折和羞愧而哭了。他们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我的决心、我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盲目的勇敢、自负和虚伪的炫耀。
  到了早上，田里一片狼藉，到处散乱着茎、秆和扯碎的叶子。没有一个可以吃的果实留下来。早晨，我等在在乔古路边，竖起大拇指要拦一辆马他图，我背着的运动背包里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又要开始做个难民了。那场争执是短暂的，无声的。
  “这是什么？”母亲没有碰那支枪，她只是用手指着床上的枪质问我。
  父亲对此甚至连看也没看。他弓着背坐在一张又深又旧的扶手椅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
  我身体里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在面对一群暴民时它失败了，但用来对付父母是绰绰有余了。
  “从一个谢里夫那儿。”我说，“你们知道谢里夫是谁吗？他是个大人物。在他那儿我把恰卡的孢子藏在身体里，再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任何愿意买的人。”
  “不许这样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除了坐在这等待事情发生，你又做了些什么？我来告诉你惟一会发生的事：恰卡会到来，毁灭一切。至少我已经为这个家尽了自己的义务！至少我没让全家都被赶进下水道！至少我们不用去偷别人的食物！”
  “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处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在一起。
  内罗毕的最后几个月是艰难的时光。有时候日子是那么难熬，我们只能靠回忆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事情来度过。我试着诚实坦然地面对最后的时间。
  现在我十八岁，自我离开乔古路已经有一年了，我再没看见我的父母和小蛋。我承认自己很骄傲，抱怨父母，也腮陡害怕，但没有一天我不惦记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亏欠他们的内疚。 
第九章
 
  恰卡自两面进攻：一个从南面推进；一个从北面突袭穿过曾经富饶的西部郊区和格罗夫花园区。肯尼亚军队在那防御，向被称之为“长城”的植物壁垒发射迫击炮，用炮轰来攻击孵化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