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德莱奥的故事

  奇罗莫路。我需要交通工具。我冲出人群又开始奔跑。我离开乔古路，穿过体育馆，绕过兰德海路的环形路口。街上还有几辆轿车在行驶。我跑到路中央，朝每一辆向我驶来的汽车举起枪。
  “带我去奇罗奠路！”我叫道。驾驶员要么掉头就跑，要么按喇叭，要么咒骂。有人还朝我直冲过来，我一个闪身躲开了，对他们来说，我的动作非常敏捷。“带我去奇罗莫路，否则我杀了你！”武装分子坐在他们的“小家伙”里大笑着叫喊着冲过我身边。没人停下来。大家都见过太多的枪了。
  有一队肯尼亚军队驻扎在普瓦尼路上，所以我穿过密密麻麻的棚屋直接上了卡里奥考路。只要我沿着左边的内罗毕河走――它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我将直接到达恩加拉路。贫民窟的人面对我这个拿着枪穿着条纹衣服的魔鬼纷纷躲避。
  “别挡我的路！”我叫道。但几乎同时，小巷里所有的人全都直愣愣站着抬头向上望，没人理会我的话。 
第十章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就感觉到了它。我的皮肤感到了它的阴影带来的凉气。我也停下来抬眼望去。它向我猛扑下来，当时我只觉得――这东西从恰卡的腹地被派来就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滑翔机”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还要阴暗得多。它朝我俯冲过来，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家伙。我迅速举起枪朝着黑暗的翼状物射击。我不停地开枪，直到子弹全部打光我还在机械地扣扳机。我站着，颤栗着。
  “滑翔机”在我头顶擦身而过，消失在塑料棚屋屋顶的后面。我伫立在那儿，看着手里握着的枪。
  刹那间手枪弹膛的边缘长出许多细小的黄色花苞。花苞绽开露出晶体，晶体像鱼鳞一样遍布在油亮的黑色金属枪壳上。更多的花苞从枪口长出并从枪筒向下蔓延。晶体逐渐膨胀隆起盖住了扳机。
  我像是见了蛇一样立刻惶恐地扔掉枪。我揪扯着头发、衣服，搓揉着皮肤。我的衣服已经在开始变化――斑马条纹外衣正在起泡。
  我掏出里面的注射枪，它已经成了一捧黄色的晶体和花。我现在没指望救家人了。我把注射枪扔掉。
  纳特森和孩子的照片掉在地上，它们先变成泡泡又化成烂泥。
  我撕扯着衣服，塑料碎片和孢子从我的手指缝掉落。
  我奔跑着，一只长筒靴的鞋跟掉了，我摔倒在地打了个滚又爬起来，我索性脱掉了笨重的靴子。
  在我周围，卡里奥考的人都在边逃边用手撕扯着他们的衣服并搓着皮肤。我跟着他们，和他们一样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奔逃。
  我把衣服都扯光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已经赤身裸体了。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除了我胳膊里的芯片。两边的塑料和木头的棚屋上都抽出了恰卡的茎和芽。
  我们全奔向卡里奥考市场的联合国紧急警戒线。柳条盾把我们挡回去；警棍举起来向我们砸下来，人潮冲上去又被打退回来。一些人抱着打破的脑袋栽倒在地。我奋力挤到警戒线前。
  “让我过去！”
  我把胳膊从两面防暴盾牌间伸过去。“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
  警棍在我面前举起来了。
  “联合国通行证！我植过芯片！”
  警棍朝我砸下来，但被什么东西挡回去了。一个白人的声音叫起来。
  “见鬼，她是的！让她从那儿过来！快！”
  盾牌分开了，几只手抓住我，把我拽过去了。
  “拿点东西给她穿上！”
  一件军队夹克披在了我的肩上。我被迅即带离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一部有红十字标记的白色吉普车上。
  一个穿着印有红十字背心的白人男子让我坐在车后门的踏板上，用一个扫描仪在我前臂上扫描。注射处的伤口呈青紫色，一抽一抽地痛。
  “坦德莱奥・柏。美国大使馆情报联络处。好的，坦德莱奥・柏，我不知道你在那干什么，但你必须接受净化处理。”
  一个助理――我猜也是个长官――回到吉普车。
  “没时间这样处理了。还有2300个平民等在外面呢。”
  军医抬起脸颊：“这不符合程序……”
  “程序？”军官说，“让整个该死的城市在我们周围崩溃吗？不过我敢担保，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和他们间谍中的一个掺和在一起，那些人准会他妈的发火。一个表面的冲洗就可以……”
  他们把我带到一辆有生物危害标记的厢式卡车上。它停在远离其他车辆的地方。我还在因为震惊和恐惧而颤抖。我任由他们剃光我所有的头发，没说一句话。有人温和地脱掉我的军用夹克并指点我站的地方。三个男人打开在卡车一边的高压水管从头到脚地冲我。水很冷，强力的水压让我感到很疼，皮肤像火烧一样。我蜷缩转动身体想避免水柱冲到乳房和身体其他的柔软部分。在冲洗第三遍时，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
  “带我去净化！”我叫道，“我要去净化！我的家人在那，你不明白吗？”
  那些人根本不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冲刷的是个年轻女人的身体。没人听我说。
  我被热风机吹干，得到几件宽松的工作服穿上，然后上了一辆大使馆吉普车的后座，它快速地穿过街道到达机场。
  我们没有去机场大楼――如果去那里，我还可以挣脱开他们逃跑。我们穿过铁丝门，笔直前往一架尾舱门已经打开的大型俄国运输机。
  一队人正沿着坡道进入机腹硕大的空舱中。他们大多是白人，许多人带着孩子，所有人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家都是难民，就……像我一样。
  “我的家人还在后面，我要去接他们。”我对站在坡道前拿着安全扫描仪的人说。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他边说边在官方资料库中核对我的芯片（这是我背叛家人的标志），“好了。祝好运。”
  我走上金属的活动舷梯，进了飞机。一个穿着制服的俄国女人给我安排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远离任何窗户。
  我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浑身打着颤，直到我听见活动舷梯收起来，引擎发动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停止了战栗。
  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上了跑道。
  我心里有个可怕的念头：希望什么东西会坏掉，飞机坠毁让我死掉。因为我想死――我毁掉了拼命想保护的东西，却留下了毫无价值的东西。
  引擎的声音更响了，我们一路前进，虽然我只能看到后座和机舱巨大的灰色弧形金属板，但我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地面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肯尼亚的纽带扯断了。飞机带着我背井离乡，我的家园在下面渐渐远去。
  好了，我要暂停一下，现在开始的地方最好还是让另一个声音来述说吧。 
第十一章
 
  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
  我的天赋是数字。也就是说，我是个难得的会计。我干得很不错，就是不怎么特别地喜欢这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只给我一些零碎工作干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克奈尔街上的非洲・加勒比海・世界饭店。它被称为“我的国度”――菜单每星期都换，用餐环境很棒，音乐好听极了。
  去那儿工作的第一天我穿了西装，怀顿――饭店的老板把我取笑了个够，所以我再也不在他们面前打扮了。
  平时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翻看他的增值税账目一边跟着鼓点和贝斯的节奏摇头晃脑。
  怀顿总想在账本上耍些新花样，我就负责查看这些小花招哪些可行哪些会捅娄子。然后他在我的咖啡里兑点从牙买加进口的利口酒①打发一个下午――如果我要自己付账似乎是对他的侮辱。
  【① 利口酒：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
  一天怀顿对我说：“你应该来看看我们晚上的表演。很棒的音乐。不是这种砰砰砰的。也不是那些该死的DJ放的那种。真正的音乐。现场音乐。”
  然而我的伙伴都喜欢那种该死的DJ放的音乐和砰砰砰的音乐，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我的国度”。
  门口排了队，但门童点头让我进去了。
  我在吧台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点了一杯特别咖啡――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啡。
  演出已经开始了，舞台正在升起来。那支乐队很擅长让一个地方的气氛活跃起来。舞蹈结束后，首席吉它手向舞台后面做了个手势。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我认出了那个女孩――下午她总在这里做女招待。她是个瘦小安静的姑娘，是不引人注目的那种，但她那头尖刺样的短发除外――好像它们是剃光了头后刚长出来的。
  她站在麦克风前腼腆地微笑着，然后开始唱起来。我很好奇自己怎么从没注意过她。这是首抒缓、沉静的歌。我听不懂歌词，我也不需要懂，她的声音说明了一切：错过、伤害和失去的爱。低音和旋律带出了每个音节里的深沉和伤感。她赤着脚，那样子瘦弱得似乎朝她吹口气她就会断成两半，但她歌声中有种石头般坚强锐利的力量在说：我曾经历过我所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