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公纪作品集之日本史话

虽然英勇有智谋，在这样威胁之下，只有屈服。何况墙倒众人推，除了大友本来就不友，连原来还算友善的另一豪强“龙造寺”，也起兵响应了秀吉。秀吉对于九州岛地区十分好奇，在游山玩水、凭吊古迹之中，完成了九州岛的征服。他对岛津三兄弟十分宽大，没有严厉地处分他们，义久投降之后，饶了他不死，并且还封了他的弟弟义弘，仍旧为萨摩的守护。不过他对于自己的部属却是另外一副嘴脸。佐佐成政跟随他出征，以功封为肥后的管领，秀吉告诫他：“善待土豪，勿扰国民。”成政不听，到后来土人果然反了。成政想赶来大阪请罪时，秀吉已经派人在半途中把他截留了下来，命他切腹自尽。在小牧山之役时，秀吉已经嫌他反复无常，由于信雄的求情，才得苟活，结果还是不能幸免。秀吉凯旋归来时，恰巧聚乐第已经完工，他将母亲和妻室都接来住。这所豪华的邸宅，若无人来鉴赏，岂不可惜！他想到“故事”，从前足利义满以及足利义教二人，都邀请过天皇到家里来行幸过，他何不也仿效足利将军，藉天皇的临幸，大摆场面。同时即位甫一年的后阳成天皇，年纪很轻，正想走出宫阙，见见世面，便欣然接受，决定在春暖花开的四月十四日莅临聚乐第。聚乐两个字的出典，当然是由中国古书里摘出来的，《五代史》的〈翟光邺传〉里有一段：   
  丰臣秀吉的作为与事功(3)   
  晏然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 
  是极其风雅的聚乐。秀吉则将它变质，成为不可耐的俗事，他亲自到皇宫去接驾，然后随辇扈送，卤薄之盛，前所未有。据当时的记载，〈聚乐行幸记〉里说： 
  车驾还没有出宫门，前驱倒已经到了聚乐第。天皇临幸后，秀吉恭恭敬敬地献上珍物，同时奏乐，如此者前后总共七次。通宵盛宴，继之以歌舞。 
  秀吉穿着锦绣的朝服，坐在天皇的右侧，文武百官依次坐定，就由秀吉宣读誓词，辞曰： 
  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诮责之。戒嘱子孙，莫敢或渝……违斯盟者，六十六州神只大罚殛之。 
  第二天再大燕由远道来参拜的外官。然后由天皇开始作“歌”，臣下都一一陪“和”。天皇玩得高兴，原本准备三天的游幸，延长到五天才算兴尽回銮。京都的老百姓已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盛况，都互相庆贺，太平盛世终于重现。“食色性也”，秀吉当然也是个色鬼。他的婚姻虽然美满，但禁不住在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谁能养得起，谁都可以多有几房家眷。秀吉做到了关白，富贵荣华集于一身，后宫之中，要多少人就能有多少人，谁也管不了他。在天正十三年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路易·佛罗依斯，写给教宗的报告中，描叙秀吉的私生活，说：“关白放纵、不检点的程度，确实惊人，他表现了动物肉欲沉溺的本性，在他后宫里，已经有了两百多妇女，但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其实他才五十岁），只要看见他所喜欢的女人，不论何时何地，是何出身，他都拉到后宫，截留两三晚再遣送回家……”这位神父真是少见多怪，在那时，任何地方的帝王、高官显贵、有权有势的人，哪一个人的私生活不是这样？就连教宗也不例外。不过路易的报告也未必正确。他连秀吉的年龄都没有认真地考证过，关于秀吉的私生活当然也只不过是耳闻。秀吉对于八重，他的正妻，始终十分尊重，八重虽然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来，究竟是糟糠之妻，对她的恩情并未稍减。不过为了求子嗣起见，除了娶前田利家的女儿摩阿之外，也娶过其他女子。说也奇怪，都生不出孩子。天正十六年，他由九州岛凯旋回来，发现一直寄食在他家里，信长的三位外甥女都已长成，个个亭亭玉立，尤其年长的一个，已经二十岁，艳丽绝伦。三女都该择配，秀吉便不客气纳了大姊为侧室，她小名茶茶，这时候将她安置在淀城，于是秀吉的亲友僚属都称之为淀君。而“淀”在日文的读音恰好是窈窕。窈窕很自然地得了宠，很快地又怀了孕。秀吉的喜悦非同小可。翌年的五月，生下了一个小小子。秀吉有后了。从此他的人生观改变，更想为他的子孙创立一个亘古以来从未有的大帝国。秀吉对于故主信长，无疑是极为崇敬。信长的所作所为，他很少改动。唯独对于基督徒的态度，则有极大的不同。不过倘若信长当年也发现了秀吉所经验的事实的话，可能也会像秀吉一样，成为一个反基督教的死硬派。信长首次与耶稣教会的传教士路易·佛罗依斯会见时，是公历一五六九年的四月初八。约在三十年前，一艘葡萄牙船在种子岛（九州岛的南端）触礁，受到当地的人民官宪善意的援助接待，传回到葡国去之后，葡国的船只便不断常来，主要的是做生意。所谓的种子岛枪，就是这时传来日本。到了一五四九年，传教士克萨维野到鹿儿岛开始传教，两年之间，他居然吸收到七百六十人受洗，经过三十余年后，信徒激增，到一五八二年，已经超过十五万人。其中如“大友”、“大村”、“有马”等，都是九州岛方面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们为了表示虔诚，特地挑选了几个伶俐的童男代表他们，到罗马晋谒教宗。不过这信仰风气只停留在九州岛区域。西洋传教士虽然也到过京畿一带，但佛教的声势究竟深固，基督教义不能得到大众的共鸣。唯独信长基于好奇，想引进新知识，同时他又憎恶佛徒的腐化与猖狂，想用另一种宗教作为对佞佛的解毒剂。他延见佛罗依斯时，问他：倘若日本没有一个人信仰上帝，你便怎么样？佛罗依斯答道：纵然一个人都没有，我还是继续传道，绝不回去。信长很为嘉许。不过他自己没有表示过有听道受洗的意愿，也从来没有奖励过他的部属去信基督教。至于在征伐九州岛以前，秀吉对于基督教问题，似乎没有考虑过。但是九州岛之征、九州岛之旅，使他亲眼目睹九州岛的种种，不由得他不采取积极的对策。耶稣教会在日本本岛所表现的形象是柔和的。它传教布道，宣导福音，像是个毫无副作用只是与人为善的组织。但是在九州岛，它的面貌便完全不同。它有主张、有目的、有计划、有行动、有绵密的基层组织。在天正十五年，耶稣教会派去的传教士已经超过一百名，信徒约有三十万人，显然是个不容轻侮的力量，如果贸然取缔，可能酿成难以收拾的祸害。秀吉看清楚了这一点，他暂时不声不响，待他在凯旋回程之中，到了“博德港”，脱离基督徒影响范围时，会集了地方官宪，提出了几个问题，命令传教士答复。一、耶稣教会根据什么权力，强令日本人成为基督徒？二、为什么不断地怂恿信徒去毁坏庙宇及排斥僧道？三、为什么劝诱人民宰杀帮人耕种的牲畜，如牛马？四、为什么准许葡萄牙商人将日本人送往印度当奴隶？当然没有一个答复能使他满意，于是他下令限在二十日之内，勒令所有的传教士出境，否则处死。这道命令，不过是虚声恫吓，并没有认真执行。秀吉在九州岛所表现的姿态，是异常宽大，对传教士当然也不例外，他只是想要他们稍自敛迹就行了，并无意真正赶他们走。不过在传教士这一面，怎么肯认输，既得的权益如何能放松，终于迫使秀吉不能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传教士为什么要来，来的目的是什么？在秀吉心中盘算着，起初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但终于他明了了。在葡萄牙人之外，又来了一批西班牙人，自称是上帝的使臣。他们不是耶稣教会派，而是弗朗西斯教派，两派起了争执，互相攻讦，要求日本官方处理。恰巧这时又有一艘西班牙船在“土佐”触礁，受日方救助。船上的水手为了表示他们的国度伟大，领土广阔，大吹特吹，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兴高采烈地谈道：“咱们的国王才聪明呢！他先派传教士宣导福音，诱邀当地人民信教，然后命令兵将去征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扩张了版图。”水手们的话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听到秀吉耳朵里去后，使他恍然大悟，原来洋人存心不良，传教士是侵略者的先遣部队。他们是披了羊皮的虎狼。于是在天正十六年的五月，秀吉下令驱逐传教士，毁长崎教堂，禁人民信教。这是他第二次“排斥教会”的行动。这次是认真的。秀吉好大喜功。他是个穷苦出身的孩子，从小受尽缺钱的委屈，他一生不会忘记他母亲所交给他的那一串永乐制钱！现在他富贵集于一身，他要尽情花钱，尽情享受荣华。他喜欢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殿堂。他受到织田信长的影响。信长重修了二条城，兴筑了安土的七层天主阁。他也替天皇造了仙洞宫，为自己建了大阪城、聚乐第。他动员人夫之众，是自从埃及金字塔以来向所未有。他营造的宫室，虽然不会有阿房宫那样雄伟，但由于时代的进化，豪华精细必然过之。现今还流传，用金箔装饰的用具，所谓桃山文化的产品，就是秀吉时代的工匠所创行的。他滥用黄金，日常用具都喜欢用黄金铸成。屏风、桌、几也都镶嵌黄金。日本武士原本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讲究朴实淡雅，不慕荣利，如今被秀吉蒙上了一层黄金色。跟着，整个社会风气也随之丕变。“茶”和“禅”的韵味很能配合，苦苦涩涩，清香绕舌，余味无穷。“茶”传到日本来之后，极为武士所爱用。尤其当织田信长翦伐群雄的时候，他在不用兵的期间，不能不使他的部下有些事做，于是发起了所谓的“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