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唔。”
    朱翊钧回过神来，两手拢在袖子里，两根大拇指在衣袖的掩盖下缓慢交缠着转动。
    他心想，历史上的王家屏不是在万历十七年的四月才被允准回阁的吗？
    现在才二月份呐。
    难道是要为传说中的“三辞三让”腾出时间？
    好像也不对，阁臣服丧期满、奉旨回阁是惯有的成例，难道就这一道程序还要来一套三辞三让？
    朱翊钧左想右想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凭借着他这两年来当皇帝的经验，他没有立刻答应申时行的请求，毕竟人事关乎政治嘛，总要谨慎小心一些，
    “是，卿等撰拟手敕来行。”
    朱翊钧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想他这么一说，如果其中有甚么特殊变动，内阁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来
    果然，申时行一听即道，
    “臣等看得，王家屏原先以吏部左侍郎入阁，在任二年，及昨年《会典》书成，近日加恩，本官皆未蒙叙录，且同时讲官如朱赓，已升礼部尚书，家屏本资叙在先，相应加秩召用。”
    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拇指顿时停止了转动。
    对了，晚明官僚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一部多尚书”，并且常常添设左右侍郎。
    这种情况在内阁辅臣之中尤为泛滥，因为明成祖朱棣当年设立内阁之初，将这些大学士的官阶仅仅定为“正五品”。
    而到了晚明，六部事务必须经由内阁商议后制定“票拟”，内阁成为了压制六部权力之所在，这样一来，明朝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与“正五品”的大学士比较起来，就显得名不副实。
    于是朝廷为了提升内阁辅臣的待遇，在“大学士”的职务之外，再为辅臣添加六部的“侍郎”或者“尚书”的虚衔。
    这些头衔一开始确实是为了让正五品的大学士享受正二品待遇而设置的，但是随着阁臣的权力逐渐扩大，一些位高权重的阁臣便能在大学士之外，同时兼掌六部的阁部事宜。
    朱翊钧想到此处，忽然又觉得有点儿不对。
    现在的礼部尚书是朱赓，内阁没有必要去分朱赓的权啊。
    而且朱赓的不结党，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
    后来万历二十九年赵志皋去世后，沈一贯独当国，万历皇帝就是因为考虑到大臣植党营私，才下诏起复了当时已经隐居已久的朱赓。
    这说明朱赓起码在万历二十九年之前，给万历皇帝留下的印象就是无偏无党、能够独善其身的。
    朱翊钧细细想了一回，又怀疑自己是否是多心了，毕竟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晚明也算得上是一种标准配置，譬如现在的许国就是礼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如果不掌理阁部事，这个头衔并没有甚么特殊意义。
    朱翊钧看了三位辅臣一眼，道，
    “那便诏敕吏部，原任大学士王家屏着升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便差官行取驰驿来京。”
    朱翊钧说罢，还朝三位辅臣微微点了点头。
    申时行行了一礼，继续道，
    “昨该礼部郎中高桂论奏科场事情业已奉圣旨，除有无弊端，听候该部查明覆请外，惟免覆试一节，臣等犹自不安。”
    申时行才说了一句，朱翊钧便突然恍然大悟。
    对啊，这个礼部尚书它可以是虚衔阶官，也同样可以是职事官，这个权力范围在晚明是经常变化的。
    而申时行和王锡爵如果想要执意覆试顺天府那几个被弹劾有问题的举人，其中就一定会动用礼部同都察院及科道等官来监考。
    以朱赓素不结党的脾性，那不用说，即使皇帝下旨同意覆试，那他一定会托辞不出，让其他礼部官员代他行使职责。
    但这托辞不出又不能仅仅应用于覆试这一件事上，后面紧跟着就是会试，礼部要忙于会试事宜，朱赓如果想避嫌，那就必须一次性避嫌到底，全然不参与这次春闱才行。
    可倘或堂堂礼部尚书先不参与覆试，后又接着不过问春闱，难免会惹出议论。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抬出一个位高权重，既有资格任礼部尚书，明面上又不会偏袒申时行与王锡爵亲属的人来接替礼部尚书的义务。
    因此即将守孝期满的王家屏，便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更何况，朱翊钧在心里对自己笑笑，历史上的王家屏还有三辞三让这种拖延方法，他只要稍稍了解一下顺天府乡试案的情况，就一定会跟朱赓一样选择避嫌不出，待会试过后再应召入阁。
    申时行见皇帝颔首不语，接着道，
    “即谓字迹可疑，文理纰谬，及疑信相半，则必待会官覆试，而后有无真伪，耳目难掩，果纰谬可疑，则当严行黜革，使知朝廷无可逃之法，果非纰谬，果无可疑，则当明示存留，无使诸生抱不白之冤。”
    “然后行法公平，持论归一，臣等之心事可白，诸人之疑谤可杜，揆之法体，亦当如此，若但徼圣慈宽宥，免行覆试，则在皇上衹惜辅臣之体，而屈法以施恩，臣等衹为文饰之词，而侥幸于苟免，将使疑者愈众，而言者无休时，臣等惟有以去而已。”
    朱翊钧这时已然看出了阁臣的打算，他实际上真有些可怜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已经打拼到阁臣了，澄清一件莫须有的事情却依旧如此艰难，依旧须得谋划再三，排除异己，再小心翼翼地征求九五至尊的同意。
    朱翊钧感到体内有一种冲动，他的内心忽然闪过一丝渺茫到近乎虚无的想法，如果这时候自己能鼓起勇气跟眼前的三位阁臣科普一番何为民主与平等，会不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这股冲动只持续了短短一瞬，就被理智压制了下去，朱翊钧清了清嗓子，淡笑回道，
    “朕深信先生，先生何故一再求去？”
    王锡爵开口道，
    “祖宗简置内阁之臣，所使表正群寮，平章万务，皇上不以臣之不才，擢在此地，四年于兹，虽非其人，然朽株腐槎，业已贲黄于梁柱之间。”
    “皇上重臣，臣何忍不自重？所以父子相为师友，臣一言差错，惟恐臣男之知，而臣男一步跛倚，亦惟恐臣之知，臣母每戒臣父子责望之过，而不知其激于君臣遭际之奇。”
    “使直道果行，人心相信，则臣虽学叔向荐子，亦有何虑？而近者臣男偶然一雋，臣酹酒先臣之前，而训之二事。”
    “一则莫忘家教，如先臣之教臣，先乡行而后世名，二则莫辱知己，如臣之事座主马自强、翟景淳，重道义而竦礼节，当时了不忧人间嫌忌之事，以世非鬼蜮，人有秉彝，断无谓贞**者。”
    “今突然出一高桂，既称臣子之多才，乃偏不分臣之有才子，既称人情疑信相半，乃偏不从其信，而后其疑，将臣信口估价，信手调筹，此明知臣平日气高，欲以激怒臣而逐臣。”
    “然圣志自明，臣男亦自有覆试公案，臣何怒之有哉？独念臣男之被疑为臣，臣之蒙耻为官，而先臣因教臣男，以荣焉辱，考官因取臣男，以分为私，推本所由，皆臣入山不深，见几不早之咎也。”
    “臣被召以来七疏乞骸，皆以上恩不能引决，以至辱国、辱亲、辱身、辱子，而又复依依，则稚子弄臣影，卒徒笞臣背，莫不有词，而臣男亦安认此不识羞耻之父？”
    “臣尝窃叹，方今功利薰人之心，机巧刺人之骨，鳞甲被人之面，而今身为耐弹之绵花，名籍乞璠之丐子，臣虽复留，不但一筹难展，而张居正地下之灵，亦将有戟手反唇、借臣以为口实者，臣以此自甘暴弃……”
    朱翊钧笑了一下，竟忍不住近乎现代人的语气安抚道，
    “好了，好了……先生清望直节，朕所倚信，卿等恳请覆试，具见公慎，高桂本内有名举人，着礼部便会同都察院及科道官，当堂覆试，看阅具奏，令锦衣卫还差官与高桂一同巡视。”
    “如此覆试已从卿请，则公论自明，先生岂得以小臣妄言，便恳词求去，负朕特简至意？”
    阁臣听了这话，二话没说，立刻就跪下谢恩，倒让朱翊钧心里又是一阵难受。
    随后三位阁臣又论起了会试主考官人之事，这件事却是比较可以按照既定程序来办。
    大明会试的主考官，一般是两人，其中一位必定是次辅，如果次辅曾经主持过会试，则用三辅，如果内阁辅臣都曾经主持过会试，则用詹事府或翰林院资格最老的人。
    同考官虽说不拘人数，实际上是根据考生人数的多少选任，由最初的八人，到后来形成了“十八房”的阅卷制度，总体而言人数是在不断增加。
    由于申时行和王锡爵已经分别在万历八年庚辰科和万历十四年丙戌科担任过了会试主考官，兼之要避嫌的缘故，会试主考官便名正言顺地定为了许国，副考官则定为了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王弘诲，意外地在人选上却没有太多争议。
    就在三位阁臣准备让皇帝下敕旨之时，朱翊钧却蓦地道，
    “不知科场题目如何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