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最棘手的问题是母国的法律管辖所能达到的范围问题。这也是美国最感困难的问题。
  传统的美国法学学说——或至少是政府学说——认为，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所有子公司或分公司都在美国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内，例如，反托拉斯法或禁止同某些国家进行贸易的禁令。但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思想并没有被世界各地的人普遍地认为是恰当的或甚至合乎道德的思想。例如，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以及日本，都认为强制组织卡特尔是推行经济政策的一种正常工具，而竞争则被认为不是一种好事而是一种坏事。
  制定出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唯一的途径使得多国公司成为它应该成为并可能成为的东西，即增强经济实力和在政治上加以协调的一种有力工具。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是多国公司的高层管理应予认真考虑的职责和机会。否则，可以有把握的预言，将会对多国公司强加给一些政治解决办法。那将会使多国公司和世界经济都受到损害。
  但是，甚至连意识到这项任务的多国公司似乎都很少。它们似乎都认为，只要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了——这种态度既不明智，又不负责。
  
  多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
  多国公司的投资和企业(除去不算是真正多国公司的种植业和石油生产或铁矿开采这样的采掘工业)有百分之八十在发达国家中，而世界贸易(也是除去农产品和原料的贸易)也有百分之八十在发达国家中。
  但是，多国公司的最大贡献和最大问题却都在发展中的国家中。
  从一方面来讲，发展中的国家所最需要的无过于多国公司了，它能够受益最多的，也无过于多国公司了。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资本，尤其需要技术。它需要市场来销售它唯一的剩余资源——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任何商品。
  美国的多国公司对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技术——这些国家和地区从种族上讲都是中国人，在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都有相当水平。它的最大贡献在于保证这些国家和地区制造的纺织品、圣诞节装饰品和收音机在美国有市场。
  最重要的是，  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种途径来获得各种技能——工业技能、管理技能、企业经营技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机构能在转让技能方面比多国公司做得更好的了。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些技能上。
  但是，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由于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它引进的资本愈多，则愈需要更多的外汇来使这些资本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正由于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一个民族意识的严重问题。他们可能是——而且常常是——“民族主义者”。但它们很少有民族性的传统。在多国公司中，一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至少是它最富有的人却从属于其它地方——伦敦、纽约、鹿特丹或东京——的老板。于是就产生了、至少在那些努力建立其民族意识的人们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效力于哪个国家的问题。它还产生了一个“人才外流”的问题——最能干的人去为外国雇主工作。于是，在经济权力的集中的面前，造成了一种依赖于人、甚至无依无靠的感觉。同经济大国比较起来，穷国的确显得软弱无力。
  一位秘鲁的部长或印度的部长感到以一个发达国家为母国的大型多国公司是一个威胁。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偏执狂。他完全知道，尽管这个多国公司的子公司对他的国家的经济来说极为重要，但在该多国公司总部的财务上，仅只占很小的比重。对秘鲁或印度来说，某一多国公司(如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在秘鲁或印度的印度斯坦莱佛的子公司是对该国经济影响极大的巨人，但该子公司的产值在该制药公司或尤尼莱佛公司的总收入中至多只占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这个多国公司的中央管理当局在其决策中不大可能使整个公司的利益从属于秘鲁或印度的利益。它可能并不是故意地损害秘鲁或印度的利益——事实上它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但是，一位秘鲁或印度的部长或政治家认为至关重要的事，在多国公司看来却不免是无关重要的事。
  还有，使多国公司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笔经济资产的性质，又使它成为当地企业家、当地企业机构的有力竞争者。在巴西和印度，那些本身同以欧美为基地的多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最多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叫嚷得最厉害的人士，要求“保护”免受多国公司的侵犯，要求当地投资者拥有绝大多数股权，或至少拥有控制性股权，要求把某些经济领域封闭起来不让多国公司介入。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矛盾心理最突出地表现在南美洲北方和西方沿海各国对所谓安第斯公约的极为不同的反应上。该公约事实上要求对多国公司严加限制，把多国公司限制在经济的某些狭窄领域中并只限于拥有少数股权。
  智利和秘鲁甚至要求对多国公司施加更严厉的限制。那事实上会在十年或十五年内把多国公司排除出去。哥伦比亚在该公约上签了字，但带有很大的保留，并且事实上清楚而公开地表明它不准备履行该公约。委内瑞拉则在很长时期内根本拒绝在该公约上签字。
  它们在态度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不在于思想意识上的左或右——当时(约1968年)，在提出该公约时，委内瑞拉的政府比智利的政府更左。其原因在于每一国家中的多国公司是不同的。在秘鲁和智利，外国公司还是十九世纪类型，一般从事于采铜和石油这些采掘工业，以及动力和电灯公司、电话公司这些“基础结构”事业。在这两个国家中，这些企业大都是由外国人管理的，而当地工商界人士则既无股权，又被排除在管理当局之外。在哥伦比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多国公司。该国的多国公司绝大多数积极从事于供应国内外市场的制造业。多国公司在哥伦比亚的于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哥伦比亚人管理。而且有许多是同哥伦比亚企业家合开的合伙企业。最后，委内瑞拉迫切需要多国性的制造公司来抵消它本国的工业寡头集团——作为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在本地的代表和亲信的少数家族，他们控制了该国的所有产业部门。委内瑞拉有着大量的受过高度训练的年青人。这部分地是由于它的石油收入。这些年青人发现，他们的发展机会在寡头家族经营的企业中受到严重的限制。这些年青人虽然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却欢迎外国的多国公司进入其国家。因为，随着多国公司的进入，为能干的人提供了不以家族背景为依据的职业机会。
  这些例子表明，在多国公司同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是多国公司及其高层管理的责任。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能消除，但可以使之缓和。
  例如，明智的多国公司管理当局会限制自己进入那些加重发展中国家已感不足的外汇的负担的行业，或者进入那些如果不严加保护以致成为该国消费群众的负担、否则就不能存在的行业。
  如果某种产业的成本(原料、人工和资本的成本)很高，以致不大可能从事经济的经营，却在该产业中去建立企业，那显然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于政府提供保护的诺言，是愚蠢的。
  有许多多国公司，在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处于严重不利条件的一些拉丁美洲小国中，只是以政府的保护诺言为依据，建立了一些制造工厂。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些政府为了获得“进口代替品”，几乎愿意做出任何诺言。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些公司已知道他们犯了错误。由于保护关税的缘故，它们可能表现出获得了盈利，但却无法汇出去。因为，那就会损及该国不稳定的国际收支平衡。其目的只是制造进口代替品的工厂使得该国实际上更依赖于进口——在原料或机器上。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对外汇的需求，以便使引进的资本投资发挥作用，却并没有造成出口来提供外汇。而且，当该地区有向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任何趋向时(如拟议中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些公司的投资就有化为乌有的危险。
  任何地方的投资都应该能够在—个竞争性的市场中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新工厂或新企业在几年内很少可能获得竞争能力，或者甚至不依赖保护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从一开始就不应建立。
  这些道理当然从保护主义理论首次提出以来就已为人所知。保护主义理论首先是在十九世纪由美国的亨利·克莱(Henry C1ay)及其门徒德国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的。“幼儿时期的工业”可能的确需要保护，也应该受到保护。但是，这种保护的目的是使它们能够成长为“成人”，能够自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有多大的保护，迟早也会碰到麻烦的。
  还可以说的一点是，传统的十九世纪的全部由母公司拥有股权的于公司不适用于目前的发展中国家。那会阻挠而不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所最需要的，即本地的投资和资本的形成、本地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但是，本地的子公司又必须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综合经济和企业战略的一个部分。例如，它必须在多国公司各个工厂和各个市场之间进行专业化，制造某项主要部件，又能从其它工厂输入它不适宜于制造的某些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