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1 卢德派指十九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一译者注
1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作为军事部长所写的有关美国军队总参谋部的著作是美国的例子；艾迪克斯(Adickes)和米克尔(Micquel)作为克朗的大城市市长和部长所写的有关德国地方政府的著作是另外的例子。这两本著作都写于1900年和1910年之间。
1关于这些人及其他人，见本章附记“管理的根源及历史”；
2 管理学书籍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它们成了畅销书，如历险写的《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多布尔代出版社，1964年)。甚至连对管理进行讽刺的书也成了畅销书，如罗伯特·汤森特(Robert Townsend)的《组织之上》(诺普夫出版社，1970年)。这些书虽然充满了深奥而晦涩的管理术语和管理行话(这些术语和行话在几年以前只有少数的内行人才懂得)，却为广大公众所阅读。
3 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讨论，见我写的有关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72年版的序和跋。该书初版于1946年。
4  一位非西方的学者、日本的智慧仲值(Chie  Nakane)对这点比任何西方学者都看得更清楚——就因为日本的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而管理显然是一种西方观念。见其著作《日本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
5 德鲁克在本书中多处歪曲了中国的情况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为了使读者了解其本来的思想及其发展，基本仍按原文译出，只略作删节，我们相信读者能正确地分析和批判，一译者注
1 据我所知，退给西尔士公司的商品事实上较绝大多数美国的大百货公司要少——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西尔士公司的基本政策及其表现。
2 在西尔士公司中一直有这样一种传说，亨利·福特在创建其第一个工厂以前访问了新建立的西尔士公司邮购工厂，并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1 乔尔·迪安：《管理经济学》(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1年)，第28页。
2 胡顿·米夫林出版社，1967年。
3 关于这一点，见彼得·德鲁克编的《在今天培养明天的企业领导人》(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9年)一书中一位南美教育家兼工商业人士赖纳多·斯卡佩塔(Reinaldo Scarpetta)的论文：《管理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
4 可参看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西蒙·库茨内茨(Simon Kuznets)有关美国工业中资本设备投资和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仔细研究。
5关于这一点，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1966年版)，特别是第一章。
1新政时期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执政后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段时间。一译者注
2 关于斯隆的工作，见他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道布尔出版社，1964年)；以及我的著作《成果管理》(1964年)。
1通用汽车公司在1929年以前就从事了消费者研究助工作，但我想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即使在美国汽车业中，也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一点。
1 有关实现定量化的方法，见我的《成果管理》一书及坦克尔·卡米Michael J。Kami)在《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一文中提出的非常不同但很有见地的方法。该文在我编的《在目前培养未来的企业领导者》一书中。在我的《管理的实践》一书(1954年)中也列有各种创新的目标。
2 在这一问题上，诸参看约翰·蔡尔茨(John F．Childs)那本虽然高度技术性的，但却极为出色的著作《每股的收益同管理决策》(普伦带斯—霍尔出版社，1971年)。这本书可能是迄今有关大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财政政策的最好的书。
3 在这个领域以及在微观经济中的最好著作，仍是德国的《经营学》一书。但在德国以外，却很少有人注意该书。
4 关于确定优先次序，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
1关于这点，见迈克尔·卡米(Michael L Kami)的出色论文《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载于彼得·德鲁克编的《在目前准备今后的企业领导者》一书。
1 约翰·霍尔特：《自由和超越》(达顿出版社，1972年)。
2关于这点，见我的论文《关于明月的学校，我们已知道了一些什么》，载《当代心理学》，1972年6月号。
1关于达一点，见第三十三章。
2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期》(1969年)一书，特别是第六章“政府的弊病”。
1 什么是“管制委员会”，可能对于美国读者也需略加解释，而这种机构在美国以外一般是没有的。管制机构首先建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便对铁路和谷物转运站进行管制。管制机构的职能是使私营企业在“自然”垄断因而竞争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为公众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一般有三种职能：在某个服务领域中维持尽可能可行的竞争，保护公众免受“天然”垄断企业通过对价格和服务标准的控制而造成的剥削，限制铁路、航空公司、电力公司或广播公司这些“天然”垄断企业的收入为资本成本的“合理报酬”。这样，“管制机构”试图在不受控制的私营垄断企业和同样不受控制的政府垄断企业之间找出一条第三条道路。在联邦和各州都没有管制委员会，其成员或由政府指定(如全联邦的委员合)或由选举产生(如许多州中就是如此)。
2 令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学家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控制机构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刚开始时都倾向于计划和控制。他们以前的经历和背景毕竟是在大萧条时期得来的。但是，当他们从二次大战的经济控制机构中出来时，绝大多数都成了经济控制的坚决反对者，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害处较小。
3 顺便说一下，这种蓝图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阿登纳所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目前日本实际上实行的“自由经济”都惊人地相似。
4 关于这点，见奥塔·锡克(Ota Sik)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僚主义经济》(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1972年)。锡克在被俄国人放逐以就是捷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
5 这一点对于邮政业务来讲，可能不一定正确了。在美国，至少有一家独立的邮政公司试图同政府的垄断邮政事业相竞争。如果这一点真的实现了，那么它对于在邮政服务方面成绩的恢复，所起的作用比把垄断邮政事业建成为一个“企业性的”独立“公共公司”要大得多。
1 我在较早的一本著作《不连续的时期》中，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用语，把这叫做“再私有化”。但这引起了广泛的误解，认为我的意思是恢复私人所有权。我心中想的完全不是这个(虽然我也不排斥这点)。重要的是机构的自治权，是要有工作成绩的考验，要有某种形式的竞争，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社会主义竞争”。
1 关于这点，见我的书《新社会》(纽约和伦敦版，  1950年)。
2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期》一书。
3 西方的社会学家似乎从来没有想到，长期以来，新教伦理的最坚定的实践者是众所周知的非新教主义者，如日本人和中国人。
1 这点首先由保罗·拉扎尔斯费德(Paul F。Lazarsfeld)和玛丽亚·贾荷达(Maria Jahoda)在二十年代对奥地利长期失业的纺织工人进行了研究。
2 一旦当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社会主义》(星期六评论出版社，1927年)一书中作了有说服力的三难推理的自白。
3 特别在其《激励和个人》(哈珀·罗出版公司，1954年)一书中。
4 起点是在我的著作《新社会》一书中首先指出的。以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克(Frederick Herzberg)在他以下的两本书中提出了大量的资料，《工作的推动力》(威利出版公司，2959)和《工作和人的天性》(世界出版公司，2066年)。
1 由于泰罗在1880年不知道佛洛伊德以后的心理学而贬低他，正好像由于伊萨克·牛顿在1690年不知道量子力学和非欧氏几何学而贬低他一样。这一点，我在1967年接受高级管理学会颁发的泰罗之钥时，已经指出了。
2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泰罗的一位门生阿伦·莫根森(Allen Mogensen)。他于二十年代首创进行了他称之为“工作简化”的一种研究。这种工作简化同目前被重新发现为“工作丰富化”相比，如果不讲在某些方面超过的话，也是惊人的相似。
1 麦格劳一希尔出版公司，1960年。
2 《公司的概念》、《新社会》以及《管理的实践》
3 这种疏忽在他去世后由麦格劳一希尔公司于1967年出版的《职业管理者》一书中已于纠正。
4 《善心的管理》(欧文出版社，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