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皇之煌-百妖御

第150章


《玉芝堂谈荟》、《怀麓堂集》、《菽园杂记》中有“龙生九子”的说法,其中第九子是貔貅(明人杨慎在《升庵外集》卷九中说是椒图,当是传闻互歧而异辞),“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相传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貔貅,貌似金蟾,披鳞,甲形如麒麟,取而兽之优,有嘴无股,吞万物而不吐,可招八方财,在古时,被认为是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记》中也说,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今河南逐鹿县)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西周初年的《尚书》和《诗经》,有“献其貔皮”的记载,说明在当时它是珍贵的贡品,貔貅被认为是像虎豹一样威猛的动物,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流行的赞美,军队也常打着“貔”、“貅”的旗号,以显示自己战无不胜。
据研究大熊猫的专家张和民教授考证,貔貅就是今天的大熊猫,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知在那个时代,人类以熊为尊,且已将熊(黑熊)、罴(棕熊)、貔貅(大熊猫)明确区分开了。《山海经》说有一种很像熊的动物,毛色黑白,产于邛崃山严道县(今四川荣经县),“性食铜铁”,故称食铁兽,《山海经》虽是神话小说,又是战国或汉初人的伪托,但其记载或有可信之处,所谓食铁兽也就是大熊猫,在四川北川县志中,食铁兽的称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尽辅陈,汉武帝时上林苑(今西安市西周厔县、户县界)方圆200里,放养很多禽兽,供皇帝狩猎,而被称为貘的大熊猫始终列为前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貔和貘说成是豹一类的动物,似熊,黄色或黑色,貔产于貉国(中原以北),貘产于四川。三国时吴国陆玑注《毛诗》说貔和白豹貌似虎、熊,辽人谓之“白罴”,晋代文学家郭璞也有类似的记载。
驺虞也称驺吾,《山海经》云“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比具,尾参与身”;《尚书大传》云“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兽,大不辟虎狼间,尾倍其身,名曰驺虞”;淮南子云“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西晋时,因大熊猫只吃竹子,从不伤生害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驺虞幡”是息兵止戈的标志。《资冶通鉴》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杀汝南王司马亮,其后司马玮又与贾后冲突,以致“内外扰乱”,贾后接受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遣殿中将军王宫持“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永宁元年(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杀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等人,京师大乱,“有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大将军王敦起兵攻建康,梁州刺史甘卓出军讨伐,王敦曾“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可见,大熊猫自那时开始,已是一种公认的祥兽和瑞兽,无论何种情况,只要“驺虞幡”出现,冲突和战乱便会嘎然而止。
到了唐代,驺虞仍然作为吉祥的象征,受到人们的重视。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河中节度使曾奏报发现驺虞,当时百官称贺。文宗对工部尚书郑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郑悰回答:“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门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馀不足取也。”文宗闻言称善,对宰相们说道:“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唐文宗和郑悰以民本思想客观看待祥瑞,这是一种进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驺虞在唐代中晚期已经不很常见了。
与今天一样,大熊猫在那个时代也承担着转达友谊的国际使命,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10月22日,唐朝女皇武则天将一对活体白熊(大熊猫)和70张皮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幽室静养,感觉冷风飕飕,肤寒头疼,有人送给他一个画了大熊猫的屏风,果然有避风祛邪,驱鬼神、保吉祥的奇效。白居易十分欣喜,在屏上赋诗《貔屏赞》,以对大熊猫的赞美来表达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战争和动乱只能给人民带来不幸和饥荒。
明人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对貘的药用价值专门作了研究,认为“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貘皮“寝之可驱瘟疬,辟湿气邪气”,膏可“治痈肿,能透肌骨”,尿主治“吞铜铁入腹者,水和服之即化为水”。
从各种记载看来,大熊猫在古代曾经分布在中原的河南,西北的甘肃南部、陕西中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西南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盆地东南缘和东北缘等广袤地区。16世纪以后,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熊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自古友好使者
学者菲尔?迪安认为,熊猫是中国的主要文化象征,“它可爱的令人想抚摸,能传达出友好的信息。”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熊猫的形象则是能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或如虎豹般威猛的动物。国宝熊猫曾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食铁兽等。
《史记?五帝记》中曾录,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盛行的赞美。西晋时,因大熊猫食竹而不害性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至唐代,“驺虞”仍然作为瑞物而受人重视。
根据日本皇家年鉴,早在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朝皇帝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这一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诞生之年,也是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年,因此天朝以厚礼赐赠邻邦。据大熊猫专家胡锦矗考证,白熊极可能是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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