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膛手杰克结案报告

  一九四二年他去世时，他的工作室和书房俨然是一座资源回收站，塞满欧洲各大新闻媒体的报刊。你或许会问，一个工作如此繁忙的人哪来的空闲每天翻阅四、五、六、十份报纸，然而席格自有他的办法。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新闻一概不予理会，不管是政治、经济、国际事务、战争或者名人事件，凡是无法打动他的新闻都不算一回事。
  大致上他都阅读一些城里近期娱乐活动的报道，详读艺术评论，非常注意犯罪新闻，以及在特定的日子里寻找报上是否出现了他的名字。他很喜欢看报上登的读者来信，尤其是他用笔名写的那些。席格非常热衷于探究别人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里放浪不羁的私生活。“写吧，尽量写！”他时常这么哀求他的朋友。“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那些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所有经过、时间、地点，还有关于每个人的闲言闲语。”
  席格十分鄙视上流社会，然而他本身却是个“追星族”。他和当时的重要名人交际频繁：亨利·欧文和艾伦·泰瑞、欧柏雷·毕兹雷、亨利·詹姆斯、马克斯·毕尔波姆、奥斯卡·王尔德、莫内、雷诺瓦、毕加索、罗丹、昂德烈·纪德、埃德瓦·杜贾丹、普鲁斯特以及国会议员。不过这并不表示他和这些人真的熟稔，而他身边的人——不管是否为名人——也没人真的了解他，包括他那还有两周不到就要满四十岁的第一任妻子爱伦在内。在这个假日里，席格或许没把他妻子的生日挂在心上，但他也绝对没把它给忘了。
  他的记忆力过人是出了名的。他喜欢在晚餐席间表演一长段歌舞剧和舞台剧情节来娱乐宾客，穿上戏服扮演各种角色，毫无疏漏地背诵旁白。席格当然不会忘了爱伦的生日是八月十八日，也知道他可以轻易毁了这日子。也许他会“忘记”；也许他会躲进那许多间租来当作工作室的秘密陋室里头；也许他会带爱伦到索霍区的某一家浪漫的咖啡馆用餐，然后把她单独留在那儿，自己则跑到音乐厅去消磨整个晚上。终其哀伤的一生，爱伦始终深爱着席格，即使他如此冷酷、惯于撒谎、自我中心，有着不事先告知或解释便突然消失好几天——甚至几星期——的习性。
  华特·席格是天生的演员而非受惠于职业训练，生活在充满秘密和绮想的舞台上。隐身在荒僻暗巷里随性游荡或者身处热闹的街头，都同样令他感到自在。他有一副音域极广的嗓子，而且专擅油画和服装，独特的乔装天赋让他在小时候便能够避过邻居和家人的耳目到处游荡。
  开膛手杰克在一八八八年八月六日这个轻松愉快的假日开始将他的残虐幻想变成事实，踏出暗室，开始展开他一连串即将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犯罪悬案的恐怖行径。大众有个普遍的错误认知，以为他的暴力飨宴和他突兀的起头一样很快便结束，以为他突然冒了出来，旋即消失无踪。
  数十年过去，接着五十年、一百年，他的血腥性犯罪逐渐趋于虚幻。这些罪行变成拼图、周末悬疑剧、各种游戏和“开膛手作案路线”之旅，最后在十钟酒吧饮酒作乐收尾。冒失杰克——这是开膛手偶尔对自己的称呼——活跃在那些由名演员和特效所组成，喷洒着开膛手说过他极度渴求的：鲜血、鲜血、鲜血的电影里头。他的屠杀不再引发人们的恐惧、愤怒，甚或对那些尸体已然腐朽、或是依然躺在无名坟墓里的受害者的同情。
二 回顾之旅
  二○○一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某天我在纽约上东区，准备走回我的公寓。我知道自己一脸沮丧、焦虑，虽说我极力装出镇定和好心情的样子。
  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的不多，对我们一群人用餐的那家餐厅也没什么印象，只依稀记得莱丝丽·史达说了一个她最近替《六十分钟》节目作采访时发生的恐怖事件，餐桌上每个人谈的不是政治就是经济。我给另一名作家打气，长篇大论谈着激励的话语和喜欢就去做的论调，因为我不想谈论自己或者我那可能要毁了我生活的工作。我胸口闷得慌，仿佛胸腔里那股委屈随时就要爆炸开来。
  我的作家经纪人伊丝帖·纽柏和我一起步行走回我们所居住的城区。我们和许多出门蹓狗的熟脸孔以及对着手机大声嚷嚷的人潮擦身而过。在黑暗的人行道上我没开口说话，也无心理会那些黄色出租车和喇叭声。我开始幻想有混混企图抢夺我们的公文包或抢人。我追上他，抓住他的脚踝然后把他撂倒在地上。我有五英尺五英寸高，一百二十磅重，而且跑得很快，我会让他好看的，一定会的。我想象着万一有哪个变态家伙趁黑从后面跑过来，然后……
  “你还好吧？”伊丝帖问。
  “老实告诉你……”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很少向伊丝帖吐露真心话。
  我不能向我的经纪人或出版商菲莉思·葛兰坦承我对自己正在进行的事有多么害怕或不安。这两个女人是我事业上的两大支柱，对我有十足信心。要是我告诉她们我一直在调查开膛手杰克的案子而且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她们也绝不会有丝毫怀疑。
  “我觉得糟透了。”我坦白地说。我颓丧得就快哭了。
  “是吗？”在莱克辛顿大道上阔步而行的伊丝帖突然停顿，“糟透了？真的？怎么了？”
  “我讨厌这本书，伊丝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能盯着他的画和一生，没完没了的……”
  她什么都没说。
  生气愤怒对我来说总是比表现出恐惧或失落来得容易许多，而这回华特·理查·席格真的把我打败了。他剥夺了我的生活。“我只想写我的小说，”我说，“我不想写他的故事，一点都不好玩。难玩透了。”
  “你也知道，”她重新迈开大步，极为冷静地说，“你不必勉强去做，我可以放你一马。”
  或许她能放过我，但我永远无法放过自己。我已经知道一个凶手的真实身份，说什么我都无法就这么算了。“我突然变成审判者了，”我对伊丝帖说，“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有个细小的声音不时地质问我，万一你错了呢？我绝不能原谅自己对任何人做出这种事，然后又发现是自己弄错了。”
  “可是你知道你没有错……”
  “当然，因为我确实没错，”我说。
  事情开始得十分偶然，就像一个人正漫步越过乡间小路，却莫名地被一辆水泥卡车给撞上。二○○一年五月我到伦敦搜集詹姆斯城考古挖掘资料。当时我的朋友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性犯罪小组负责人琳达·费尔斯丹也在伦敦，问我想不想顺便去参观一下苏格兰场。
  “暂时不要。”我说。话一出口，我立刻想到倘若我的读者发现我是如此不情愿参观警察局、化验室、停尸间、靶场、墓园、监狱、犯罪现场、执法机关和解剖学博物馆，对我的敬重恐怕会减分吧。
  每次我去旅行，尤其在国外，我初识一个城市的门路往往是受邀见识那儿的暴力、哀伤场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骄傲地带我去参观当地的犯罪博物馆，一个房间里陈列着许多用福尔马林玻璃罐保存着的头颅，只有最恶名昭彰的凶手才得以进入这个可怖的展览馆。看他们用那双死灰的眼珠回瞪我的模样，我想他们或许算是得到报应了吧。在阿根廷西北部的萨尔塔，我参观了五百年前遭到活埋以取悦神祇的印加幼童木乃伊。几年前我在伦敦受到贵宾级待遇，探访了一处瘟疫群葬坑，在那泥坑里移动很难不踩到人骨。
  我曾经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奇蒙的州法医办公室工作了六年，担任计算机程序设计、统计分析资料汇编以及在停尸间里帮忙。为法医病理医师们作笔记，给器官秤重，记录伤口形态和尺寸，检测那些不肯服用抗忧郁药物的自杀死者体内处方药剂含量，协助脱去身体已然僵硬、顽抗不从的死者的衣物，给试管贴标签，清洗血污以及锯骨头、触摸、嗅闻，甚至亲尝死亡的味道，因为那股恶臭会粘附在人的喉咙深处。
  我忘不了那些遭到谋杀的人们的脸孔和所有一切。我见得太多了，多得数不清。我多么希望能够在事发以前让他们全部躲进一个大房间里，求他们把门锁好或者装设警报器——至少养条狗——或者别随便停车，或者远离药物。当我看着那个为了炫耀站在小卡车后面载货平台的青少年口袋里那罐被压扁的布鲁特体香剂，心中一阵痛楚。他没注意到小卡车就快驶过一座桥底下；还有那名下飞机后拿了支金属把手雨伞而遭到雷殛的男子死得有多冤枉。
  我对暴力的强烈探究欲望早已硬化成冷静窗景观的防护胄甲，很安全但是沉重得让我往往在面对死者之后两腿发软。仿佛那些躺在街头血泊中或者不锈钢验尸台上的死者在耗损我的精力，饥渴地将我吸榨一光。死者僵死依然，我干枯依然。谋杀不是悬疑剧，用笔对抗它是我的使命。
  我翻阅着一本席格的画册，开始思索他的种种。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幅一八八七年描绘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女歌唱家爱妲·兰伯在玛莉伯格音乐厅表演的画作。她在唱歌，然而在一群男人的眈眈注视下看起来却像在尖叫。我相信席格的所有作品都有其艺术缘由。但是望着那些画，我看见的是病态的暴力以及对女性的仇视。继续探究席格和开膛手，我不安地发现许多雷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