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死亡陷阱(24)
  “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