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褚时健的应然性思维——应该怎么做——推动他前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论遇到多大阻力，只要事情是有价值的、合逻辑的，他就要想办法寻找突破口。既然已经有了清晰的线路图，他就决定按照这个线路图进行一次小心的冒险。
    另一只翅膀：建设烟草基地
    一次小心的冒险
    边缘空间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诞生
    “按规矩来”：放开手脚，挥戈大干
    给烟叶买保险
    另一只翅膀：建设烟草基地
    在设备引进尘埃落定之后，褚时健终于有时间再回到原料问题上来。两大问题，双管齐下，他的目标是：两只翅膀，一同飞翔。
    从美国考察归来后，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他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种出好烟叶，怎样生产出第一流的香烟，怎样占有市场。他的兴致很浓，期望很高。
    尽管美国的烟叶种植是他学习的榜样，但他也比较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首先，美国人种植烟叶，讲科技，机械化，烟田成片，这是它的优势。但美国的劳动力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高，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优势。其次，中国的烟田精耕细作，挑选烟叶时是一片片地挑选，挑好后一把把地扎起来，再送入烤烟车间初选，进入卷烟车间之前这一路的加工管理都很严格。而且，美国烟叶的大多数优点完全可以学过来。褚时健确信，只要认真做，中国的烟叶完全可以做得和美国的一样好，甚至比美国的烟叶更好。
    但是，中国的现实让他无从下手。
    《烟草专卖法》出台后，卷烟的原料全部由烟草公司调拨，卷出香烟后交由烟草专卖局销售，卷烟厂负责的只是中间环节——生产香烟。其实，如果一家无能的卷烟厂生产了很差劲的产品，另外两个环节——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也一样无能为力。
    在这个链条中，谁也不会有动力。因而，当褚时健去找云南省管理烟叶种植的烟草公司领导商量如何种出好烟叶时，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褚时健的班子成员对此也不太热心，他们对1979年以来的增长已经心满意足。1984年7月美国归来后，褚时健把打算建设一个烟草基地的想法和班子成员摊开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甚至感到愕然。有人说这是多管闲事儿，有人说这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是犯傻。也有兄弟厂家听说了这事儿，同样大摇其头。对他们来说，卷烟厂管种烟叶，从来没听说过。
    他先后六次召集大家开会，给大家算经济账。他说，既然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企业，就要把眼光放远些。
    计划经济下确立的烟叶种植和香烟生产，体制造就并固化着这两条平行流淌的河流。要改变，就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和整个体制的大碰撞，而这个体制才刚刚确立不久。
    另外，即使专卖体制没有问题，农民愿意吗？农民不会愿意增加一倍的施肥，而减少一半的种植。另外，成熟的烟叶需要加长生长期，这不仅要增加生产成本，还有额外的风险——可能遭遇冰雹，因为在秋收前后，云南经常会有冰雹来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息不对称，谁也没看过美国的烟叶长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方法让它长成那个样子的。人们的惯性是路径依赖，他们不会在没有确定性利益的情况下去冒险。
    一次小心的冒险
    还是褚时健的应然性思维——应该怎么做——推动他前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论遇到多大阻力，只要事情是有价值的、合逻辑的，他就要想办法寻找突破口。既然已经有了清晰的线路图，他就决定按照这个线路图进行一次小心的冒险。
    他等来了机会，不，是他抓住了机会。
    1985年初春，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来找褚时健，他的目的是向玉溪卷烟厂借款，大概5-10万元，用于发展水浇地来支持农民种烟。
    褚时健睁大眼睛，认真听完这位乡长的阐述。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订一个合同，你让农民按我们的方法种烟，烟交给我们，种烟的钱由玉溪卷烟厂来出？”
    这个乡长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立马签订了一份合约，玉溪卷烟厂和赵桅乡463户烟农约定：由云南省烟科所做技术指导，在650亩烟地上按新的方法试种、采摘，实行全奖全赔，当每亩产值不足500元时，由烟厂赔偿，而超出部分则全部归烟农。
    与此同时，褚时健又和玉溪通海县5个乡1347户烟农签订了合同，在1768亩烟地上进行试种。玉溪卷烟厂总共拔了50万元作为试验经费，其中通海县就占了42.28万元。
    他的试种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2418亩烤烟田的平均亩产为373斤，比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高131斤；平均每亩产值达572元，比全省的平均产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质好的上等烟叶比上一年增加了30%，中上等烟叶的比例高达80%，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仅仅是增加的这30%的上等烟叶，加工成高档香烟后，就能为工厂带来140万的税利。褚时健通过计算得出，这样搞的投资回报率最低也是1：5，收益是投资的五倍，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生意。
    为了强调原料的重要性，褚时健决定把“第一车间”延伸进烟田。
    边缘空间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诞生
    试验的成功给褚时健吃了定心丸，但他并没有过于兴奋，因为那时，哪怕这么一个小小的试验也是越界之举。按当时《烟草专卖法》的规定，这种新的合作形式随时可能被叫停，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作为分管烟叶种植和收购的烟草公司，已经表露出不乐意褚时健这么做的态度。他们的说法是：褚时健的桶伸到烟草公司的井里来打水了。
    试验田种植的2400多亩烤烟不过玉溪卷烟厂全部原料需求的一个零头儿，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原料问题，至少玉溪地区大部分烟农的烤烟都得按试验田的方式来种植，但这就一定绕不开体制的壁垒。
    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烟草公司可以不干预玉溪卷烟厂支持烟农种植优质烤烟，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玉溪卷烟厂把优质的烤烟种出来，烟草公司也能够进行调拨，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些优质烤烟调往别处，供其他省的烟厂生产，或者上面一条指令下来，所有一切就付之东流。
    这是一个涉及体制的问题。
    看起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做起来却是如此困难。但褚时健是一个善于在壁垒中寻找出路的人，常常在边缘迂回，最终找到金光大道。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而褚时健就是其中之一。如在“*****”的高峰期，他领导的戛洒糖厂为避免饥荒养了很多猪和鸡，在别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可是他巧妙地找到了解释，并引用毛主席说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佐证。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他也善于生存，也许，这里恰恰是他们这类特别的人的生存地带。
    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烟草专卖法》，认为核心在“专卖”二字，只要不打破专卖，不违反专卖的政策，应该能够找到空间。他突然想到搭建一种新的烟草体制——“三合一”体制的可能。把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合起来：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烟叶种植、香烟生产和销售问题，而且能够保证政府的专卖。
    神来之笔！一个天才般的构想。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体制，而是利益，这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尽管“三合一”体制是有利于烟草事业发展的，但是，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怎么会同意让烟厂来吃掉他们呢？
    在和烟草部门反复协商无果之后，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云南省政府的支持。每次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时，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税利引诱。
    其实，早在试验种出优质烟叶的同时，玉溪卷烟厂就给云南省政府打了报告，建议在云南省实施“三合一”体制解决烟叶原料问题，但并未得到反馈。
    那辆丰田皮卡又拉着褚时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间来回奔跑，他不会放弃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两个人是可以依赖的，一个是他的玉溪华宁老乡、老同事普朝柱，此时普已经是云南省委书记，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另一个当然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他小褚时健两岁。在褚时健眼中，朱奎是一位云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雷厉风行的领导人。
    在经过数轮沟通后，三人在发展烟草基地和“三合一”问题上，想法渐趋一致，他们二人支持褚时健进行大胆变革。
    朱奎给褚时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领导汇报的机会，并希望通过省长办公会来解决问题。
    在汇报中，褚时健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描绘了玉溪卷烟厂近年来的税利和可预见的美好前景，然后话题一转，转到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来。他说，如果按传统的方法种烟，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好烟叶，也就实现不了可期待的税利增长。而要种出好烟叶，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烟厂必须扶持农民，因为以农民的经济实力，他们做不到按照国际优质烟叶的种植方法来种植烤烟，因此需要有体制的保障，确保这些烤烟归烟厂所用，谁投资谁受益。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快速增长，增长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云南省政府。要完成这一系列变革，唯有建设一种新的体制——“三合一”。
    云南省的领导都明白了褚时健的意思，也非常认同他的发展思路，但是事关国家体制的改变，他们很难决策。
    还是朱奎脑子活，为了避免决策带来过大风险，他想了一个办法：不发文件，而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来肯定“三合一”体制，而且把范围限定在玉溪地区内，其他地方都不动。这样，当遇到上面的阻力时，就有了一个可以转圜的空间。
    朱奎和褚时健果然是同一路人。很多年以后，褚时健提起朱奎来还是赞不绝口，惺惺相惜。
    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说，云南省政府批准同意“三合一”。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只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会议纪要”的形式通过的。
    而困难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了这个会议纪要，但云南省烟草公司一直不愿意表态支持。省级烟草公司受双重领导，除云南省政府外，国家烟草公司和专卖局也是其非常重要的领导单位，他们甚至可以推翻云南省政府的决定。作为云南省级烟草公司，他们担心万一有一天烟厂会把他们也吃了。
    褚时健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还不敢大面积地搞。”
    他决定再去争取省烟草公司的支持，之前，他已经磨过很多次嘴皮子，赔笑脸，吃闭门羹，然后重新再来。这一天，他早早就来了，然后汇报、遇冷、僵持，到午饭时间了，还是没有丝毫进展。但褚时健已经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他把烟草公司的领导堵在那里，一副不表态就不走的架势，这位领导终于开口了：“好吧，先搞一点儿。”
    他终于获得了在烟田建设“第一车间”的许可。
    “按规矩来”：放开手脚，挥戈大干
    先搞一点儿，褚时健就大干起来。
    此时已是1986年的种烟时节，时不我待，必须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专卖局局长三顶“帽子”在身的褚时健立马部署，大范围推广优质烟叶种植，建立了玉溪市、通海县、江川县三个优质主料烟叶基地，示范田就有一万多亩，同时与全地区各县37个乡镇8930名烟农签订了合同，按规定种植5万亩。为了指导这些烟农种烟，玉溪卷烟厂组建了一支200人的技术指导小组，直接开往田间地头，前后一共有35万人次接受了他们的培训。
    “按规矩来”，这时候成了褚时健的口头禅。他要求技术员必须指导所有参加优质烟叶栽培的烟农，从量地、整地、栽种的行间距、棵间足巨，到施肥总量、肥料结构，都必须按规矩来。中国本来人均占有土地就少，在包产到户后，土地的分布更加零碎了。为了降低兴修水利的成本，最好形成连片种植。这样，一个水利工程就能解决很大面积的土地灌溉，并且，在种植和培育过程中能够由技术人员统一指挥。这个问题几乎没碰到什么阻碍就解决了，致富的渴望使这些农民非常愿意配合。
    为了让这些习惯了密植的烟农严格按每亩不超过1100株的方法种植，褚时健要求他们拉着绳子、量着距离栽种。施肥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要按美国专家给出的方子来。褚时健非常强调肥料结构，并按规定的比例进行了配置。
    实际上，解决化肥问题费了褚时健不少心思。烟草需要氮肥、磷肥、钾肥，前两样国内不缺，但烤烟需要的钾肥是硫酸钾，国内缺少这种肥料，他只好利用有限的串换外汇来解决。然后，从智利进口了大批钾肥，再交由玉溪周边的几家化肥厂——玉溪化肥厂、开远解放军化肥厂和海口磷肥厂加工成烤烟专用肥。
    这个时候，褚时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围绕着“第一车间”转，当前制约产品质量提高的因素就是原料，所以，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从烟农们开始整地他就参与进来，他有时候随意走进一块正在耕作的土地，看烟农是否正确地使用了肥料，或者看他们是否严格遵守栽种距离的规定。到这些烟叶开始生长、慢慢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田间的“巡查”又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他总是走进这些烟田，耐心地观察叶片的生长和变化。到开始采摘烟叶的八九月份，他几乎一整天都在这些基地里转悠，或者到收购站点去视察。有时候吃过晚饭，他还叫上司机张启学，开上那辆丰田车，去通海、江川的烟田里看看，然后九、十点钟又回到玉溪。
    他必须把“第一车间”做成功，不能失败，因此需要准确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有时候他找县烟草公司的人询问情况，发现他们的回答经常不准确，所以，他喜欢直接到烟田里观察。
    给烟叶买保险
    “第一车间”里烟叶的长势前所未有地好，但是还得让这些性格急躁的烟农耐心等待，让烟叶充分成熟。为了压住农民们急切的劲头儿，改变他们采摘的习惯，他甚至在一个地方下令关闭烤房十天，因为他发现这里的烟叶是因为前期干旱造成的假成熟。
    在察看烟田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在烟田里哭得很伤心，原来冰雹把她家即将成熟的烟叶全打烂了。他停下车来走迸烟田，让老太婆别哭了，算一算她家的损失，由玉溪卷烟厂赔给她。他想，如果不是他们要求延长生长期，这些可怜的农民也许就能逃过一劫了。这一年，玉溪卷烟厂花了好多万为冰雹造成的损害埋单。
    为了永久性地消除农民心中的顾虑，褚时健邀请保险公司进入烟田，由玉溪卷烟厂出资为所有加入他们种植计划中的烟田上了保险，并且承诺，如果冰灾损失发生，保险公司每赔偿一元，玉溪卷烟厂再赔一元。有一年，冰灾面积不小，玉溪卷烟厂付出了500多万元的赔偿。
    从此，这些烟农自然是铁了心地跟着褚时健了。
    “第一车间”在大规模实施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烟叶的品质，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企业的利润。所有的参与者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都推动着它向前发展。
    褚时健真是利益平衡的大师。
    1986年，玉溪卷烟厂为烟田“第一车间”投资281万元，在90个村子里建成了174项抽水或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山地的水利条件。而烟叶的质量、上等烟叶比之前增加了13%，中上等烟的比例虽然略低于试验时的比例，但也接近80%，总烟碱含量增加了一倍，糖碱比趋于合理，总体质量已经可以和欧美国家的优质烟叶相媲美了。烟农的收入首次达到平均每亩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