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当褚时健从法庭右手边的侧门进入法庭时，我看到的他，和两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很平静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不管接下来的审判会出现什么状况，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对于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经历人生低谷的老人，一个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人。
    元旦出游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诉讼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见褚时健
    三天后的庭审结果
    走下“烟王”的神坛
    在狱中
    假释这一年，他76岁
    元旦出游
    转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届红塔山笔会已经酝酿成熟。当时冯牧先生已经仙逝，不过汪曾祺仍在队伍里。还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笔会的参与者，期待着与退下来的“烟王”畅谈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笔会人员名单和身份证号码事宜再次与何小平主任联系，她告诉我，厂里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笔会的作家们到达厂里的时间就定在了4号。由我到机场接北京来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志云等人。
    落实了笔会的事宜，何小平问我们元旦放几天假，我告诉她只有一天。她说：“厂里放假，大家不好出面陪厂长去什么地方。省外几家烟厂曾邀请过他，但厂长说不要麻烦人家，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会给人家添麻烦。”
    那几年，褚时健每到一地，当地的烟草公司和经销商都会兴师动众，搞很大的排场，这也是遭人诟病的事情。其实这不是褚时健本人的意愿，他不是官员，应付场面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长项，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别人的“隆重”接待，虽不乐意，也只好客随主便。只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出门去哪儿，别人不“隆重”显得势利，隆重了又不合时宜，干脆不要去，不给人家添麻烦。这是褚时健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就问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让我过节陪老头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说：“厂长也愿意，出去还可以聊聊。”我答应了，用这一年的最后三天陪厂长出门走走。
    随后，张启学和我联系，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一长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游，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写一点儿什么东西了。我们约定，12月27日他们到昆明接我，30号返回。这边的日程定了下来，我答应母亲，元旦请她吃北京烤鸭。
    27日，我在办公室和我的搭档们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时开编务会。直到这时，我对将遇到的一切毫无预感。我甚至问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张卫，新平的气候比昆明热，要不要带厚衣服？他说那里是山区，早晚会比较冷。一直到中午12点，我才等到了厂里的车。上车后我问：“今天直接到新平还是先到玉溪？”
    褚时健回过头来说：“今天住在玉溪，我们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过没有？”我说去过多次，当年作为文工团团员去演出过，还踏上了连接两国的中越铁路大桥。后来作为战地记者，我几乎跑遍了前线的所有山头，河口四连山也去过，还从阵地上看过被炸毁的中越铁桥。
    不过，对出行地点的改变，我多少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我很想看看他们一家当年生活的地方。车上不好问，我想抽空再问不迟。
    到了玉溪，我和张启学去了趟厂里，他要去领点儿小礼品，说要送给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长，他是褚时健的老朋友。签字领东西的时候，我见到办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口，路上还要看朋友。何小平说她值班，希望我们好好玩。
    回到褚时健家，正赶上他江川的朋友送来了一条巨大的青鱼。褚时健说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了，剖开后可以让小丁、张师傅送点儿回家，剩下的叫老三腌一下，回来再吃。杀鱼的时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鱼的身体，褚时健自己动手剖开鱼腹。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湖里还能长这么大的鱼，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动起来，小丁这样的壮小伙都按不住。见此情况，我也帮忙摁住鱼头，不知是天冷还是场面刺激，我心里有些发凉。鱼被砍成了几大块，光鱼头就分成了两大块，有四公斤重。褚时健对我说：“我让老三冻起两块鱼肉，等回来给你妈妈带回去，让她也尝尝江川星云湖的大鱼。”
    见我有些发冷，他把我叫上楼，打开一个衣柜，说：“你穿少了，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讳，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找件来带上。我看你们个头儿差不太多。”映群离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还都好好地挂在衣橱里，就像主人随时要穿一样。我没有挑这里的衣服，不是忌讳，而是怕褚时健睹物思人，想起有关女儿的点点滴滴。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叹了口气道：“还不是因为我家的人不懂事。”见他不想再说，我下了楼，直接问在看电视的张启学。他告诉我，本来定的是去新平，并把这个安排告诉了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没想到昨天晚上新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打来电话，说知道厂长要回新平过元旦，县里几套班子的人准备给厂长接风。褚时健一听心里就烦闷起来，本来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给人家和自己都留点儿方便，没想到褚时佐特意告诉了县里的人。褚时健觉得，人家过节不能休息，要给自己接风，岂不是既麻烦又担风险吗？而自己故地重游、随意看看的初衷也会被破坏，新平之旅，于人于己都不太合适了。想到这里，褚时健明确地说：“新平不去了，你们重新找个地方。”
    张启学和丁学峰想到了元谋土林，但又听说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没有看头。最后，张启学想起旅行社在节前到厂里来拉客，组织职工到河口玩，听说有几十个人报了名。不如去那里，还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边贸市场。他们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褚时健，他没有异议，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光他们脑子里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样稀里糊涂，审查期间往国境线上靠近，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过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有关部门早有通知。
    晚上丁学峰送我回宾馆。刚爬了一半台阶，我一头栽倒在台阶上。小丁吓了一跳，赶快扶我起来，看看没有摔坏，便又去捡掉了一地的东西。他担心地问我：“你生病了，明天还能不能走？”我说：“没事儿，就是在外面站的时间长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厂长，说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扫大家的兴。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车子到厂宾馆接我，这时我才发现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们正筹备着结婚，小丁平时住在厂长家，放假俩人也没时间在一起，正好这次是旅行，难得一起出门，李霞显得很开心。在玉溪师专门口吃米线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陈绍牧的车，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他和公司的小陈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这样，我们一行七人分坐两辆车出发了。
    说起来这次出行真不是那么顺。张启学他们联系了老州长，听说省里领导在红河，他们下到县里了。我们径直从建水插下，经蒙自、屏边到河口。车还未到屏边，我胃痉挛发作，在车上晕倒了。车上的人商量怎么办，褚时健说：“先到蒙自，蒙自医院好些。”张启学告诉他蒙自已经过了，前面是屏边，陈绍牧他们的车已经到屏边加油去了。于是去了屏边，我在屏边医院打过针后，褚时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记得是小陈说，河口不远了，那里的条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医院。就这样，我们傍晚到达了河口，入住河口铁道宾馆。
    这家宾馆新建不久，当时可能是河口最好的宾馆。住迸房间后我发现，宾馆临河而建，离中越铁路大桥很近。从窗口鸟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旁边就是河口边防检查站的岗楼。
    当天晚上，我就在宾馆输液。第二天一早，褚时健见到了厂里许多到河口旅游的人，都住在这家宾馆。吃饭的时候，褚时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着输液，张启学陪着你，我们几个过老街看看边贸街，你就不要去了。一两个小时可能就看完了，等我们回来，再一起逛逛这边的集市，然后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后再打吊针。”
    在房间打吊针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好笑，大老远地跑来，就在酒店里住一天，连铁桥都上不了。想当年，我们文工团六七十号人一起走上铁桥，那是什么气势！
    十点，针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经修复通车的铁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坐在榕树下的褚时健一行。我回头问张启学：“厂长他们怎么在边检站坐着喝茶，是回来了还是没出去？”张启学也纳闷儿：“怎么，他们坐在河边？”他也走到窗口往下看。到这时，我心头开始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我们俩决定下楼去问问，如果不让出去，那就不去老街了。
    看来我们想得实在太简单了，在我打吊针的这两个小时，褚时健出现在河口，并要办理短时过境手续的事情，已经被报告给了正在红河的令狐安书记及昆明的省委领导，并上报给了中纪委、公安部。边检站的领导正边和褚时健聊天，边等着上面的指示。
    在大榕树下坐了两个小时，褚时健终于发现有问题了，他说：“是不是我不适合办通行证？如果不可以，我们不去了。”见褚时健要走，边检站的领导忙说：“我们领导要见你，请先到我们检查站去。”一行人往回走时，和下楼的我们相遇了。虽说人声嘈杂，但我清楚地听见边检站的干部紧张地对着手机说：“还有两个人，住不下，改到河口宾馆。”仿佛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我知道，走不了了。
    到了河口宾馆，我们被礼貌地让进了饭厅。这时候，丁学峰拔打了省委副书记李嘉廷的秘书的电话。事实上，李嘉廷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褚时健被扣留的消息。笑脸相迎的边检站领导陪着我们吃完了饭，然后通知大家，分开住进房间，车上的东西都不准拿。
    等待的时间空气几乎凝滞，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问褚时健，是不是有过关于他不能到外地和边境的通知。小丁说有过，他们理解的是不能出国和到港澳口岸，所以这次目的地临时变更到河口，谁都没有往这上面想。我只有一声叹息。当记者多年，连这点儿敏感度都没有，我心中充满自责。
    一个小时以后，每个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间，只是手机都被没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动，他们还专门说了句，记者的东西他们没有检查。果真没检查吗？天知道，但我的手机的确还在。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去办理什么过境手续，收我的手机没有道理。
    我认为，眼前最要紧的是通知集团领导。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请她立即向董事长字国瑞汇报。我提醒她，我们到红河是告知了厂里的。事情紧急，从电话里，我都可以听出何小平的慌张。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集团法律顾问马军。听了我在电话中所说，马军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他不能去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过他们的。”我说：“我并不知道，但应该想到，不过事情已经发生，责怪谁都没意义，你是法律顾问，该怎么做你清楚。我只是第一时间让你知道真实的情况。”第三个电话我打给了朋友孙文刚，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妈妈，元旦带她去吃烤鸭。别的事情一时想不过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
    打完这三个电话，我心里开始坦然起来。
    我把电话给了李霞他们，让他们用这个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
    我十分感谢褚时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对看守我们的公安说：“小先有病，你们要安排医生给她看病。”
    第二天，来给我打针的小护士悄悄问我：“我看你不像坏人，怎么他们说你们是坏人，不准和你们说话？”我也小声说：“不让你和我说话就不要说，不过我绝不是坏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时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过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轰动，不过到后来我看到和听到关于此事的各种版本时，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那是后话，眼下，就在河口宾馆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浓密的亚热带植物，想着自己几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际遇，心头涌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这种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隔壁房间那位孤独的老人。
    因为幽禁，日子变得冗长而拉杂。我们不能到别人的房间，小丁和张师傅在走廊的另一头，甚至都见不到。李霞真是个好姑娘，本来和爱人出来玩的，现在滞留在房间里，彼此还见不上面，她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没有抱怨、后悔或坐卧不安。我想这是因为内心坦荡，我毫不谦虚地说，就像我，因为坦荡，我也平静地面对到来的一切。
    褚时健一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我每天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说话的语速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静和我们不同，事情毕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对的比我们复杂干倍万倍。何况在这个时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没有音信，儿子流亡国外，女儿又让他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家破人亡，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纠结和复杂。
    我小心地问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对中纪委的审查吗？”他说：“我说得清楚。”
    就这几个字，我的心彻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亲。记得“*****”闹得最炽烈的时候，爸爸从北京办的军队学习班被送回了昆明，他们这些当年的酋长，因为“站错队”要被送到以严酷著称的盘溪学习班。在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车被送走之时，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着。”爸爸回过头来，眼睛里有种金属的光泽，他说：“我不会死，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我一直记得父亲的话，一直到两年后他平安回来。
    此后的两天，我们接受了省里来人和北京来人的询问。我很客观地讲了来时一路的情况，很明显，这和逃离国境没有关系：从地点的选定到中途的变故，整个事件有着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出逃。再说褚时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证办理的短时过境手续，有这样愚蠢的逃犯吗？我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契机，让调查人员在跟踪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拘捕他的机会。
    我还知道，在我被带走问话后，因直到中午还不见我回来，褚时健要求他们注意我的身体，因为我当时是个身体虚弱的病人。中纪委办案的同志告诉了我这个事情，并且热心地提供给我一个治胃病的药的名字，可惜我没有记住。
    1997年1月1日晚上，褚时健告诉我：“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被带走了，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回家的。”我看着他的眼睛，问：“是什么，双规吗？”
    褚时健也不清楚，说：“可能是。”
    “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褚时健想了想，说：“两个月吧？要是双规，时间不会长。”
    我心里似乎有个声音，让我冲口说出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做好更长时间的准备，说不定是两年。”一语成谶，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后的法庭上。
    褚时健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想认你当女儿，马老师和映群都同意，但时间不合适，就没告诉你，现在看来还拖累了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是缘分。下次见你，我会叫你爸爸。”
    也就在这时，一群人走了进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令狐安。在众人的目光中，我离开了褚时健的房间，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他单独说话了。
    折翼滇南
    1月3日上午，我从窗子里看到我们来时乘坐的克莱斯勒公羊汽车，还有一辆日本越野车。我知道，褚时健、丁学峰、张启学就要被带走了。
    我和李霞不顾看守人员的阻拦，奔到了宾馆大堂口，目送他们离开。一位当地的干警突然走上前，对将要上车的褚时健说：“厂长，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都感谢你，你给我们地方造福了，老百姓不会忘记。”
    河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把我们剩下的四人召集在一起，告知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了。”陈绍牧问：“现在吗？”副局长回答：“三点以后。”我说：“扣留我们五天，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副局长的回答让我们差点儿笑了：“你们找我要说法，我们三十多个干警节日不得放假，守着你们，我找谁去要说法？！”
    三点以后，我们离开了河口。从那时到现在，17年过去，我再没有到过这个边陲小城。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弥勒烟草公司的小宾馆，并为李霞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眼中聚满了泪水。只是它不往外流，而是流进了心底。
    1月4日，我们回到昆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律师马军。
    1月5日，我如约到机场接人，在机场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一直想见褚时健，感谢玉溪卷烟厂对延安烟厂的支持和帮助。我无语。
    高洪波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异常，把我叫到一边，我简单地说了情况，他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汪曾祺笑眯眯地问我：“小先，我的画你送给厂长了吗？”我说：“早送到了。”他又问：“我们今天就可以见到他吗？”厂接待科科长王道平说：“厂长已经退了。”汪老不解：“退了就不能见了？那不更方便吗？”
    从机场到玉溪，我一直无语，我想到，在厂里、家里、单位里、朋友中，我还有多少次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多少次面对人们的质疑。我抖擞精神，要来的，都来吧。
    一到烟厂，我先见到了字国瑞董事长，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见到了副董事长黄某某、总工程师李振国。
    在厂里，每一个见到我的人，神情都有些异样。我不解释，不声辩，我没有这个义务。只有汪老除外，他是我的忘年交、恩师呀。他把我叫到房间，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突然间有种想哭的感觉，从这件事发生到现在，我很坚强、很理性，连褚时健都说：“看你处理这些事情，不愧是军人之女。”但当着汪老、高洪波这些朋友的面，我有了想哭的感觉。
    听完我的简述后，汪老沉默了。一个小时之后，王道平跑来告诉我，汪老找不到了。
    我们四下里寻找，在红塔酒店21层旋转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他，他独自一人在喝酒。我一直不知道汪老当时的心境，一个文人，对一个只见过几面的企业家，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情谊？
    现在，他希望的“你我闲闲坐”不会出现了，“滇南烟草王”已折翼于滇南。而此后没两年，汪曾祺告别人世，那幅表明二人友情的画作也不见了踪影，一切想来，令人嘘唏。
    被诉讼
    褚时健被带走后，住在安宁温泉。一个多月后，回到玉溪监视居住。就住在厂里小区新修的小楼里。小楼靠着院墙，是那种铁艺的栏杆，这样，每天褚时健出来散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院外看他，给他送东西。我也从昆明去了两次，事先要在门口做个登记，包括车牌号和身份证号。但我不能见到他，只能通过家里的人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别的什么都不问。
    1997年6月，云南省委、省纪委，省、市检察院及专案组人员在昆明连云宾馆开会，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会议后，褚时健被从玉溪移至云南省看守所。
    这时，马军接到省检察院的电话，让他到检察院去一趟，在检察院反贪局，马军拿到了一份委托书，上面写着：我请马军当我的律师，全权办理我的事宜。
    之前，马军在没有接到委托书时，曾告诉过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和他的儿子，希望由亲属出面请律师。他们表示，之前没有沾过光，之后也不想受牵连，不打算出面。马军感到很无奈。现在有了褚时健的亲笔信，马军提出：“我要见褚时健，办理正式的委托书。”
    检察院的同志问：“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马军说：“严格依法办理，党的领导和严格依法办案应该不矛盾。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的不是一般人，我知道有风险，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关于褚时佐当时为什么不出面，他们在事后解释说，很多事情他们不清楚，不知道该如何办。褚时健和马静芬对当时他们的态度表示“可以理解”。
    7月，马军到省看守所，和褚时健谈了两个小时。不过，褚时健这次在看守所的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后，据说是专案组觉得云南方面对褚时健的照顾多了些，不利于办案，中纪委决定把褚时健转移到南京。
    马军再见到褚时健已经是1998年8月。就在8月6日，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式对褚时健提起诉讼。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云南省的法学代表大会上，令狐安等领导人到会看望代表，他问马军：“作为褚时健的辩护人，你有什么要求？”马军说：“很简单，在法庭上让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令狐安把马军的要求告诉了当时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院长约马军到省高院，问马军打算在法庭上说什么，马军说：“褚时健案件有关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院长又问：“你的辩护词大概要多长时间？”马军回答：“大概一个半小时。”院长说：“好。我答应你，让你把话说完。”
    马军和云南专案组的成员一起到南京，住在白鹭宾馆。第一次见面是在会客室，有三部摄像机。这次会见不超过半小时，马军问褚时健在看守所的生活情况，褚时健告诉他，天气冬天太冷，现在又太热，不习惯。
    褚时健出狱后，很少谈起在南京的情况，据他说，南京那地方不好住，天气忽冷忽热，看守所没有洗澡的地方，夏天很潮湿，人睡在木板上，汗都渗进了木板。当时负责看管他的两位管教担心他想不开撞墙，安排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监视他。管教还告诉褚时健说：“这些人是些小偷小犯，你每天抽点儿时间给他们讲讲课。”褚时健说：“每天那些人就在外边坐着，我跟他们唠叨一阵，消磨一下时间。”褚时健很感激那两位管教，觉得起码他们对人的态度还不错，所以在他出狱后，有一次到南京，曾把这两位管教约出来一起吃了顿饭。
    他还记住了一个省检察院的女同志，她见南京天气太冷，褚时健衣服不够，便帮忙买了一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被。虽是举手之劳，但这不是当年风光时的锦上添花，而是落难后的雪中送炭，所以褚时健一直对她心存感激。
    在法庭再见褚时健
    马军在起诉后第二次见到褚时健，当时专案组的人也在场。这次见面是在办公室，褚时健提出：“按法律规定，我和律师可以单独见面。”这样，专案组的人才离开了办公室。
    马军后来向我回忆说：“开庭前我和厂长又见过两次面，我把法庭程序和他说了。后来，省检察院侦查处、公诉处都和我谈过，我把辩护思路告诉了他们。我并不担心办这个案子会得罪一些人，我不怕死，中国有句名诗‘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愿为推进中国的法制进程尽一份力。同时我也提醒他们，褚时健毕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法庭上请关照他的身体状况。”
    从后来的法庭宣判来看，省高院是在1997年元月6日，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褚时健进行立案侦查的，这个时间，正是他从河口回到昆明的时间。法庭认定的被捕时间是同年7月，距他从河口被带走已经过去半年时间。这段日寸间，我听到过消息，说褚时健“招了”，说出他参与组织共同贪污300多万美元的事实。
    1998年12月，褚时健案在云南省高院法庭公开开庭。按照省检察院的说法：褚时健一案在我省内外7，至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案情重大、金额巨大，被告人名高、功高。如何看待和处理本案，人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的确，褚时健案开庭，这在冬日的昆明是一件大事。三天的公开庭审，可以说是一座难求。到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的检查，不能带进任何录音、录像设备。我三天都在现场，坐在第五排靠中间过道的位置上。我看到有人眼神诧异，还知道一个和我认识多年的媒体人夸张地对其他人说：“我最惊讶的就是今天看见了先燕云。”
    当褚时健从法庭右手边的侧门进入法庭时，我看到的他，和两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很平静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不管接下来的审判会出现什么状况，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对于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经历人生低谷的老人，一个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人。
    在庭审现场，我看到来自四川的作家邓贤，他是《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落日》等作品的作者，远道而来，自然是对褚时健和他的案子感兴趣。关注这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人真的很多，在法庭外，有人就已经开始公开收购“褚烟”；还有没证进不了会场，在外面听消息的。一个朋友打车赶到现场，出租车师傅问是不是听审“老褚的案子”，如果是，就不要钱，多几个这样的企业家，老百姓的日子才会好过。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云南烟草行业的几位褚时健的同行，看到了云南各新闻单位的同行，我特意走到那个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的同行面前，让他仔细看看我，免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看不太清楚。
    人大概只有在境况出现重大变故的时候，才能看清楚自己周围的人，这是规律。严格说来，人这种社会动物，遵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天生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无可厚非。但人之为人，会有情感、思想、道德等种种附加。不管什么时候，不要伤害别人，特别是把你当朋友的人，这恐怕并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偏偏人最容易在这样的事情上暴露本性。
    我在这段时间内不只接过一个电话，还有人用信件提醒我：警惕你的某某“朋友”，因为他或她，正在利用朋友关系，造谣生事。
    褚时健被羁押之后，一个他意想不到的“老朋友”首先发难，用创作低俗小说的手法赶出一篇纪实小说。发表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今古传奇》杂志上。听说印了几十万册，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三天后的庭审结果
    三天的庭审，就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等人共同贪污3551061美元的事实，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事实证据问题，褚时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证据问题，公诉方和辩护方有着充分的时间进行法庭调查。
    对公诉方提出的，1995年6月，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策划从玉溪卷烟厂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存放的销售卷烟收入款（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留成收入款2857万美元中拿出300多万进行私分一一其中褚时健174万美元，罗以军、乔发科各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麟45万美元的指控，最后法院认为，“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起诉书关于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事实，法院认为，“控方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予确认”。
    对于公诉方提出的褚时健403万人民币、62万港币的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法庭认为“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
    褚时健的律师马军在法庭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辩护词，马军说：“我首先表明对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立案侦查及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给予充分理解；同时也充分相信此案庭审的客观、公正，依法处理就是党的领导、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他对公诉方提出的三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并就造成这些事实的社会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辩护词在法庭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那一身雪白的西服，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不容情，不管是什么人，多高的职位，有过多大的贡献，触犯了法律，就会受到制裁。这是法制社会中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马军的辩护词充分肯定了这一基本原则，不过他超出了法律的范畴，从社会学、国家政策、国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意见。
    他在辩护词中说道：
    第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来，作为其主力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他们的领导——企业家们，在我国所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虽然我国有《企业法》等规定，但一方面，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j另一方面，《企业法》的主要作用和性质不是解决企业法律地位的，更主要是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是对企业实行的一种法律制约。否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为什么有的领导、有的部门就可以随便调取、占有甚至强占企业的财产？又为什么企业的领导者可以被行政机关随意调换，其权利被侵害？第二，我国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又是什么？虽说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长期以来在确定国有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时是以“相当于厅级、副厅级，相当于处级、副处级”来定的，这体现出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部门的一种依附关系。但是，政府部门真的把他们当主人了吗？你们实实在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做了些什么？第三，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是一个五十年来都没有认真彻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及企业家的劳动力价值怎么体现？在我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像褚时健这样一个企业家（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800亿，17午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5亿，分配此例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的全部收入总和为80多万，个人收入此例是十万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分配方面怎样真正贯彻江***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做到实实在在地按劳分配，实行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分配体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及企业家的合理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国企及企业家命运的问题，也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大问题。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1998)云高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以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杂志1999年第3期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书拍案叫好。文章说：首先，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将“经审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评判如下……”，这不仅仅是几个字的简单改动，它意味着我们的法院终于摆正了自己在司法过程中的裁判位置，开始用一种尽可能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眼光来对待控辩双方……其次，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敢于将控辩双方的证据及质证意见一一列举评述，真正做到了一证一质一辩一认……其三，这份判决好就好在敢于坚特无罪推定原则，敢于否认公诉机关证据不足的指控……其四，这份判决好就好在将“本院认为”建立在对证据的理性分析和对法理的详细阐述上……
    走下“烟王”的神坛
    法庭上的一切都过去了，褚时健被正式收入云南省第二监狱，成了一名服刑人员。
    1月25日晚，我通过朋友的关系，进入他在监狱的居住地，这是在二监图书室四楼上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
    见褚时健从小屋里出来，我一时有些语塞，只轻轻叫了一声：“爸爸。”这是两年前我对他的承诺。
    听到这声称呼，褚时健的眼角湿了，他用手背抹去了泪水。问我：“你看了那本书没有？他完全是乱说。”言语间有些激动。
    我矢口道他说的是哪本书，我问：“谁给你的？你完全不用管它。”他告诉我，书是张启学给他带来的，他生气是因为想不到朋友也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隋。
    我说：“这不就明白了，这个朋友是假的，不用生气的。”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两午后第一次交谈，他精神尚佳。对造谣的人充满愤慨，得知他是刚看完那本书，可以理解。我劝说他什么也不用多想，保重身体，调整心态，功过是非由人评说。
    我每个月有两次去看他的机会，都是到监狱门口换车，和别人同去，其中最多的是和丁学峰。因为我不是褚时健的亲属，又是一个媒体人，不借助别人的便利，我自己很难申请到探视机会。每次见面都是在图书室，他是图书管理员。时间有限，我们从不谈及他的案子。谈些什么，我在日记中偶有记录：
    3月19日，看望老头，时间较长，谈话也多一些。谈到云南烟草业出现的变化，“红塔山”开始积压，味道到底变了没有，给国家的税收有没有减少，对烟农的政策有没有改变等等。图书室里有十几盆花，都是别人新送来的，他住进来后，有许多人来送东西，图书室有好几个书架，都是刚送来的新书。有历史的、政治的、文学的，还有金庸全套的武侠小说，看来送书的人，很懂江湖规矩。老人说几天前病了一场，重感冒，全身发软，胃口不好。
    6月8日，星期二。见老头，他前一天出现高血压，低压90mmHg，高压160mmHg，感觉很差，监狱安排星期六请医生来看。谈了何小平的官司，老头感慨，半天没说话，让我转告她，不是什么大事，看开些，今后好好过日子。回家后给小平打电话，转达老头的话，小平哭了，说在等待结果。
    有时候我去时，还有别的客人，我就坐到一边等一会儿。记得有烟草公司的，说了玉烟现在的情况，“红塔山”的质量出现一些问题。来人说：“这是你的品牌，你要想想办法。”褚时健轻轻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品牌，是你们的，你们要想办法才对。”这时我很确定地知道了，他已经走下了“烟王”的神坛，开始平静地面对那个自己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的事业。
    在狱中
    记得在法庭上，说到褚时健在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一个月后便交代了私分公款的事情。公诉方认为，褚时健从自己建立的辉煌业绩的顶峰跌落，是因为他在功劳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没能摆正个人和组织、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的关系；总觉得与国外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的老板相比，个人得到的太少，自己贡献这么大，多得一点儿算不了什么。
    褚时健一案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还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对此十分关注，并有学者借此谈到了国企老总的“59岁现象”；更有人认为，褚时健一案催生了企业家年薪制的落实……不过这一切都与褚时健无关了，他在监狱里服刑，在图书室整理旧书，把新收到的图书归类，整齐地码放到书架上。
    真实的褚时健到底经历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从他后来的讲述中，我多少了解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说：“其实从80年代末开始，我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那时候提过退休，上面没让退，自己也想多千些事情，就一直千了下来。这次私分公款，的确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衡量这个罪判刑不会超过五年。那天宣判之前，我一直都没想到会是无期，宣判之后，思想负担很沉重。不过两三天之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前前后后地想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经定成全国最大的案子，上诉也没有用，也就没上诉。我说自己这一生，样样都经历了，剩下的也就那么十五六年的时间，生闷气也没用，那就不要生。想开些，过好最后这些日子。”
    过往的风云沧桑已经淡化，摆脱一切羁绊后生命反倒显得自由而真实，这就是我能在监狱中看到一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的原因。
    管理图书室有固定的时间，不值班的时候，褚时健作为一个老年服刑人员，监狱准许他在监狱果园25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他每天在看守人员的陪同下上山去转转。这也是他每天的锻炼时间。
    一次我去看他时，他拿了几个橙子让我尝尝。他说：“这果子味道很好，你吃吃看。”我吃了一个，果真是味甜汁多，口感很不错。我问他：“这是哪里的橙子，湖南的吗？”他告诉我，这是他弟弟在的那个农场种的，地点在新平。
    “我支持他以后就种橙子，我出狱后，也一起去搞。”这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他以后的打算。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当果农、种果树。我说：“我相信你可以种好，因为你是个土地爷，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你都会干好。”他没回应，但对我的话应该是有认同感的。他不止一次讲过他对土地的感情，即便所有的一切都离他而去，只要有土地，他就有归属，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土地有一份深情。
    心里有了打算，在监狱里爬山的时候，他开始用脚步丈量，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棵合适。
    记得一次和小丁会合后，我们到了他的住处，他正在厨房里帮厨，那天，我们吃了一次他的伙食。那段时间他明显地清瘦了许多，我们还以为是锻炼有方。他告诉我们，得了带状疱疹，疼得要命，疹子没发出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他说：“我是很能扛的人，这次都有点儿受不了，是不是老了？”小丁给他送了几条乌鱼，说是对心脏病有好处，他交代小丁送给我一条，他记得我去河口时在车上晕倒的事。那条鱼有四五斤重，我拿回家不敢吃，记起了我们去河口前杀的那条大青鱼。后来，我把大鱼放生了。
    假释这一年，他76岁
    2001年，根据褚时健在服刑期间的表现，经省高院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7年。
    转眼间，两年的监狱生活过去了，一天，褚时健照例帮厨捡菜叶，站起来时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过来时，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监狱医生看过后，让送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说恐怕是得了什么大病。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才知道他一个月内瘦了八公斤，血糖已经高达28mmol/L，属于比较严重的糖尿病了。
    2001年5月15日，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回到了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职工宿舍c区10-2号。
    褚时健在南京看守所期间，马静芬等人已被移交回云南。褚时健判刑后，马静芬回家了。她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投机倒把罪”已经从新《刑法》中取消，所以马静芬没有被起诉，案子也没有结论。她回到了离开四年多的家。
    四年牢狱生活，给马静芬留下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她更加瘦弱，脸上有了更多的皱纹。这中间我们见过多次面，只有刚回来的那次，谈了在河南的情况，谈了女儿，谈到她和老头子的一生，这是一次比较深入和私密的谈话。
    我对她的变化很吃惊，虽然还是很瘦弱，但她身体里的能量不容小觑，她头脑的敏捷程度甚至超过了羁押之前。这是一个坚毅如水的女人，她开始信奉佛教，以平静的心态看待自己和家庭经历的这场变故，因此一种安详平和的神情时时出现在她的面容之上。
    就在这段时间，马静芬将女儿的骨灰接出，安葬在昆明北面的龙凤公墓。那天，我和姚庆艳一起到场，我终于再次看到了褚映群。我不知道她那夜的入梦是不是就是一次托付，但我终于可以说，我做到了。
    褚时健回家后，和朋友一起在烟厂后面的山上租了两亩地，朋友家原先就有几间房，想过田园生活。马静芬打电话嘱托我写一副对联，挂在小院的门两边。我没有自己编撰，而是集了两旬古人的诗句：八风吹不动，秋云静晚天。这是我对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祝愿，也是我内心的期许。
    这两亩地没种多久，算是块试验田。不过，种的萝卜、南瓜长势很好。我们到小院去的时候，褚时健领我们看他种的各种蔬菜，马静芬领我们看她养的芦花鸡。到了吃饭时间，褚时健随手拔起两根犬萝卜来洗洗，煮进锅里，味道格外清甜。我想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或许，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容颜，还有心态。褚时健不再是那个头顶光环的大企业家，不再是经济浪潮中的弄潮儿。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安静平和的晚年比什么都更重要。
    但我真的低估了两位老人的能量。马静芬对我说：“我们要吃饭呀，我还有工资，老头子什么都没有，不做点儿事情怎么行？”
    马静芬在大营街的大棚里种了十几亩百合花，这是她的长项。在她的侍弄下，花长得不错，花期一到，有昆明的人过来收购。
    不久，褚时健的家搬到了位于玉溪五千米外的大营街。这里号称“云南第一街”和江苏的华西村一样，也是集体致富的典型。不过大营街的发展和玉溪卷烟厂有很大关系，这里的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好的大多和玉溪卷烟厂有关，如水松纸厂、滤嘴棒厂、香料厂等等。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告诉我，当年他们的产品供应给玉溪卷烟厂，只要厂里的设备更新换代，褚时健一定会要求技术人员帮助乡镇企业配套的工厂提高技术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乡镇企业的技术和产品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除了供应玉烟，还为全国其他的烟厂提供产品。对此，他们特别感激“褚大爹”。
    褚时健安家大营街，一是大营街给他购房的优惠，二是大营街在他们老两口跌入谷底的时候，给了他们许多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更重要的是，离玉溪虽说只有几千米远，但在这里生活要安静许多。
    2003年，因为保外就医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
    2004年，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释。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假释裁定。
    这一年，褚时健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