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落下的校园

    我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三，近视六百度，卡里有四万块钱。这些数据构成了我的基本社会面貌，如果以此画幅肖像，那会是幅浓重的素描，线条僵直，脊背轻弯，左右两边脸，一半厌世，一半渴望。
    推车来回折返，水果和快餐随着脱水和降温而减价，一些归乡的民工谈论着美国、外星人、村庄的彩礼，以及各种一夜暴富的传奇。我不断睡过去，每次醒来，坐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如此漫长的路途，我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一辆蓝色列车逆向驶过，速度的力量穿过玻璃窗，桌板上的铁盘轻微颤动，思绪弹跳几下，落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洞口里。
    七岁，我开始画画，画蓝天白云，画绿草黄花，以及母亲的头痛，红色是痛，蓝色是很痛，紫色是痛得撞墙。当母亲连续三天都是紫色的，她决定去安阳看病。这将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家发生大事的预兆，就是四处借钱。母亲骑着一辆掉漆的银灰色自行车，带着我从忆往镇骑往十公里外的某个村庄，打听父亲的下落，而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个村庄名和一个人名。自行车的链条松垮，总是掉链，一路上她费了很大的耐心和力气，用废弃的牙刷柄、枯树枝、雪糕棒将链条一次次挂上。一路上，母亲数不清向多少个人打听村庄的方向，到了村庄之后，又一次次向村民提起那个人名，在我们濒临崩溃时，终于找到了地方——父亲某个朋友的家。可家里只有一对老人，他们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去向，但只得出一个很模糊且不确信的方位。母亲哭着说家里只有几十块钱了。那对老夫妻给我们做了顿炸酱面，临走时，给我装了一袋子从床底下整理的旧玩具。而后，母亲又带着我去了几个亲戚的家中，并暗示我想哭可以哭。最终，仍是母亲的表妹给了她一千块钱，母亲不想借她的钱，因为已经欠她够多了，但也只有她会借钱给母亲。
    为了防止我哭闹，母亲提前把枯燥的旅程包装成一场远行，一场看火车的远行，并向我描绘火车的速度和美感。我们凌晨四点坐上班车，黎明时，经过几条生满锈迹的铁轨，她提醒我看过去，铁轨上什么都没有，而两旁的杂草很茂盛，衬托着缓缓升起的橘红色的通透朝阳。从汽车站到医院，从漫长的排号，到会诊、抓药，每当我要哭闹起来，母亲就及时地跟我讲火车。可到了晚上，我们已吃了一顿干巴巴的大米饭，提了两兜子中药，也买好了归途的汽车票，我还是没有看到火车。在汽车站门口，我把压抑了一天的愤怒释放出来，撕扯着嗓子嚎啕大哭。
    一个三轮车司机说花一块钱买张站台票，就可以看到火车，而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三块钱就可以送到。母亲抱着我上了三轮车，坐了不到两分钟，便到了火车站。原来汽车站和火车站是相邻的。母亲极委屈地付了钱，带我走进售票大厅，可排队的人太多，恐误了回去的班车，又只好退出来。通过路人的指点，我们穿过火车站旁的一条小巷，转了几个弯，摸索着来到一家烩面馆的后院。在后院里，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片错综复杂的银亮铁轨，轨条重合又分离，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面馆的老板娘得知我们只是看火车，而不吃饭，便开始驱赶我们，母亲一边与她说着软话，一边躲闪她的拖拽。就在这时，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经过母亲一天的美化，火车在我的脑海里无比美好了，就应该像迪士尼的花车那样五彩缤纷，可驶入视线的却是一辆灰败的列车，车厢里填满了煤块。回程的路上，母亲疲惫地睡去，两大兜子中药放在座位下面，隐隐散发着土腥味儿，我感觉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持续伤害着。
    列车缓缓停住，终于到达了安阳站，窗外停着一截拉煤的车厢。我出站后直奔旁边的汽车站，买了张末班车的票，但长时间没来这里，找不到上车点。扫地的老头说车已经开走了，给他十块钱，便能找人把我送过去，并掏出手机做打电话状。我付了钱，老头把手机放回裤兜，带我来到车站最里面的位置，我要乘坐的班车正安静地停在那里。
    班车司机是个年轻人，出了市区，为了省过路费而驶入乡道，这没什么，但中途被两个村民拦下来时，他就显露出了新手的弊端。他竟为了五块钱的过路费和村民发生了争执，从拌嘴到辱骂，再到推搡和拉扯，年轻司机都占据着上风，随即，半个村子的人同时出动，用铁锹、锄头、大石块把路封死，无数块碎砖击打着车身，有一块破窗而入，玻璃渣撒了售票员一身。司机在车外面喊救命，女售票员用后背抵住车门低声抽泣，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发出声音，只是惶恐地看向窗外，看了很久。那样直接而缓慢的殴打，一直持续到司机交出身上所有的钱才停止。他满身是血地上了车，昏迷了一个多小时，但呼吸粗重，大家知道他没有死，都胆怯而耐心地等着他醒来，重新发动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冷冰冰地看着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熟悉的环境和行事准则。按照正常速度，班车在凌晨前就能抵达，可实际驶入忆往镇的地界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不肯再向前走一米，把乘客们全赶了下去。
    我下车时，售票员还在哭泣，司机脸庞和脖子上的血已经凝固。路灯全灭了，天上有星光，映透着一排排肋骨状的灰云，远处有宾馆和机关单位发出微微光亮，地上的坑洼像暗井。这个时间没有出租车，大多数人站在原地跺脚驱除寒意，打电话让人来接，少数人朝着不同方向步行，我拖着行李箱走入黑黢黢的街道，总觉得身后有同行者，一直走到无水河桥头，后身一望，原来只有我一个人。
    重污染的冷空气是苦的。因为中药的缘故，我从小对苦味儿就很敏感。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下班回家就打开草纸包，把黑褐色的中药泡入冷水，抽了封的蜂窝炉冒出火舌舔舐砂锅，咕噜噜滚开后，药汤如泥浆。待中药稍凉，母亲就深呼一口气，稳稳憋住，仰脖一饮而尽，喝完就忍着呕吐强灌糖水，有时忍不住吐了，就得再熬一锅，苦得眼泪鼻涕涂满脸庞。那时候，家里的味道全是苦的，但母亲的头痛并没有因中药而消失，所以家里的动静全是她用手掌拍打脑袋的声音。
    云彩几次把月亮完全遮住，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有种强烈的抽离感，仿佛这一切只是场梦，我可以摔倒，然后在另一处醒过来。我做过好多次这样的梦，从一处赶往相隔甚远的另一处，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却永远都怀着希望，直到醒来，那希望的余温都还在。
    我走了很久，久到让我又数次相信这是一场梦。梦结束的时候，月牙已隐去，天色像一块水润的玉。我停下来。家在四楼，这栋楼的顶层，幼时的我多次试着趴在天台边沿向下看，那高度令我畏惧，如今站在楼下仰望，觉得低矮得跳下来也不会死。这里的人应该都搬走了，小镇这两年扩张了不少，将周边的乡村规划成新区，盖起有电梯和中央空调的小区住宅。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箱子拖上去，箱底滑轮磕碰台阶的声音在楼道内回响，四周的墙壁被重新粉刷过，垃圾道被封死了，干净而沉寂。
    像这种老旧家属院的门都有两层，外面是一层黄铜的防盗门，用钥匙拧开，里面是扇红漆木门，再用钥匙拧开，推门，一股陈旧的风扑过来。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左右两间卧室，有阳台、破了洞的三合板衣柜、床头松动的组合床、盖了块白布的臃肿电视机，中间有一段连接处，勉强挤下了厕所和厨房。
    桑树的枝干冒过楼顶，天色又亮了些，对面的楼亮起了一盏灯光，映亮了九宫格形状的窗户。我在阳台抽了一根烟，身上的汗逐渐冷凝，贴在皮肤上，寒意入骨。
    胡同口早点摊依旧很脏，我喝了碗胡辣汤，吃了两根油条，胃里像着了一团火。小学门口的澡堂依旧很暖和，精瘦的搓澡师傅搓去了我身上的皮垢，红彤彤地泡在池子里，仿佛电流过身，仿佛疲累干枯的灵魂在逐渐舒展。干菜店依旧忙碌和脏乱，我买了许多东西，老板娘老了许多，她的孙子都已经会跑了。我把家里的灰尘擦拭干净，冲进下水道。水管开了很久才把锈水放完。固定玻璃的钉子松动了，冷风飕飕吹进来，我用胶布将缝隙全部贴住，从衣柜里拿出被褥和电热毯，铺盖整齐。煤气罐空了，就在电磁炉上把水烧开，放入火锅底料、生菜、土豆片和羊肉卷。酱料是小时候的配方，四分之三的芝麻酱，四分之一的豆腐乳，再加入少许韭花、啤酒、白糖，搅成稀薄的糊状，甜咸适中，夹一块沾着辣油的肉在蘸料里滚一圈，咀嚼下咽，哈出一口热气，灌下两大口啤酒。
    电视机还有信号，能收到中央一台和几个地方台。我饶有趣味地看着，喝光了三瓶啤酒，吃完了买来的菜肉，有些醉意，上了个厕所，一头扎进被窝，电热毯发挥了功效，身子底下很暖。夜里起了风，风回荡在楼宇之间，像女人在哭，玻璃被吹得左右晃动，冷风钻进来，我蒙着头钻进被窝，梦见一片燃烧的夕阳。我躲在草丛后面，一直听见有人问我：夕阳把房子烧着了，你会有干净的未来吗？
    忽然，我被手机铃声惊醒，看到床边简易桌上的残局，方才镇静下来，愤然地关掉手机，扔到抽屉里。打开电视，新闻说豫北地区有大面积的降雪，我在玻璃上抹了一片哈气，果然，雪片纷纷而落，楼房、地面、桑树、车子都覆了层厚实的雪，各种形状的白色雪块僵硬堆叠，细微但尖利冷风飕飕地吹过来。其实我一直怀疑，母亲的头痛跟风寒有关，那会儿她在冷库里当搬运工。后来，她的头痛还是好了，因为她在小诊所买了很多药效很重的止疼药，超量吃下去，说话都含糊，整天晕晕乎乎的，也就不疼了。她说把主管疼痛的神经，给吃麻了。
    楼道口都积了不少雪，我咯吱咯吱地踩出去，马路上的雪已经被压实了，车辆和行人小心翼翼地挪动，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在路边打雪仗，雪球抛出又落下，偶尔打中行人，一辆撒盐车放着《兰花草》缓慢而行，这意味着中午时大街上将被一片脏水覆盖。
    我买了箱冰堂酒、速冻饺子，以及锤子和短钉。回家路上，碰见有人在堆雪人，底下一个大雪球，上面一个小雪球，没有五官，我在雪人的脸上横放了三枚钉子，凑成了一双眼睛和一个嘴巴，它看起来很无奈。回到家，我把窗户的钉子拔下来，重新钉死，仍有风吹进来，才发现是木框老旧了，我试图把窗框钉牢，却不小心把玻璃震碎了，只好撕下一片酒箱贴上去，转身时不小心踢翻一瓶冰堂酒，酒水在地上淌开。我捏起一片残破的瓶身，把酒液倒入口中，入喉清冽，像咽下一枚冬夜的星星。等饺子煮熟时，我又醉了。之后的几天，我都以同样的节奏喝醉，任思绪弹跳，随机入洞。
    城市的一月
    列车驶入这座城市，雨滴趴着车窗向下滑落。高耸的楼宇，混杂的人群，以及天上翻涌的乌云，一一在我眼前掠过。
    我默想了一些事情：我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圣经》是人类共同编撰的；我知道击打鼻子和喉咙能令人类瞬间丧失战斗力；我能阐述清楚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差别；我还能模仿漩涡画法把《多比尼花园》画得七成像，其实我临摹《罗纳河上的星夜》会更逼真一些，但我必须说出漩涡画法和《多比尼花园》这幅不那么知名的画，这样会让那些位在要职的蠢人更看重我一点。这就是我的所有才华，我希冀以此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这是一月，初春。我暂时热爱世界。
    走出火车站，黑车司机扑过来问我去哪儿，我不予理会，他们说了些现在不通公交车或出站口在另一边之类的坏话，臃肿的中年妇女也凑过来说她那儿有服务，残疾人则展示残缺向我施压要钱。种种不堪围堵在城市的入口处，但并不妨碍这座城市的伟大，这里是起义者的终点，是国家变迁的首要缩影，是年轻人造梦的温床，更是梦想破碎的好地方。
    雨越落越大，我先去找了一位在网上认识的主编。在我坐上通往此处的火车时，他发私信说看了我的画，很欣赏。正因这份略带客套的欣赏，打消了我一路的彷徨。可当我走出电梯看到杂志社的门脸时，之前堆积的一切想象瞬间崩塌。昏暗窄小的楼道里贴了张A4纸，纸上印着几个粗体字和黑色箭头，顺着箭头走去，看到的却是紧闭的防盗门。我用力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急促的鞋底击打地板的声音，厚重的门被推开一条缝，露出半个人脑袋，问我找谁？
    那是个三居室改的工作室，桌上堆的都是插画，内容都不可描述。主编泡了茶，聊了几句后开始介绍公司制度，他说工作外松内紧，不打卡，有几家分公司，线上掌握了很多资源，在行业里属于一手遮天的存在。我问他待遇怎么样，他说年轻人不要一上来就想要高报酬，最重要的是历练，然后报出一个只够我租房的价格。我同意了，我没有别的方向。
    主编允许我先住在他家的客厅里，但不能超过一个星期。那几天，我下班后就去看房子，若回去后主编没在家，我就要在门口等他，有次等到了凌晨，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让我给他充话费，我没有充，他也没回来。我在门口坐到天亮，乘公交到了公司，准备等主编一进门就揍他。可当他走进公司的那一刻，我的火气忽然消了。临下班时，他把我叫进办公室，给了我钥匙，并让我把家里打扫干净，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想杀了他。我打扫得很干净。
    夜里，他带了一个女人回来，女人指着沙发上的我说，这谁啊。主编说，一个年轻人。他们进了卧室，传来嬉笑声，然后是**和床板的摇动声，频率由慢到快，结束在主编低吼声中。他走出卧室撒了泡尿，坐在沙发旁的地板上问我，你怎么还不睡？我说，睡了。他说，操。女人也出来撒了泡尿，他们走进卧室，狠狠反锁上了门。我走进厨房，把菜刀拿在手里掂了掂，放下，又走到卫生间拿起洁厕灵倒进了客厅的鱼缸里，里面有两条银龙鱼。然后，我拿上行李，走出主编的家，狠狠地把门摔上，并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如果他跟出来，我会打断他的鼻梁，可他没有出来。
    大雨瓢泼而下，在雨中，我惘然地往前走了几条街，完全湿透了。天亮时，我找到一家很便宜的青年旅社住下。主编打来电话，双方都没有说话，临了，他又骂了句，操。
    青年旅社里面多是些拮据的年轻男女，他们行色匆匆，青春洋溢，还有少数过来陪病号的中年人，他们则行动迟缓，面色愁苦。我在网上不停地投简历，等待面试通知的时间里，就坐在大厅喝啤酒，一喝就多，也没勇气跟人搭话，就扫视四周泛黄脱落的墙纸，闻着沙发套上干涩的消毒水味儿，风从敞开的窗幽幽袭来。总之，感受一切的细节，试图弄清当下的状态是寂寞还是孤独（寂寞往往因他人而起，而孤独则只为自己）。我故意陷入有关自我的难题之中，以减缓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
    清醒时就不想那么多了，会审视自己的简历，三流美术院校毕业，经历单一，没有考过证书，怎么看都是一个平庸的人，或许连一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都找不到。连续几天没有接到面试邀请，我已做好离开的准备，然后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过程很简略，先后进来两个人，询问我的志向、能力、薪酬，然后讲述自己的愿景、期待、规划，还让我画了幅速写，那幅速写打动了面试官，他惊讶我与学历不相符的画功。
    最后进来一个副总，说我阅历不足。我稍微思考一下，做出回答，对方接着说，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的社会阅历不足。我又想了想，继续作答。对方接着说，你对突发状况没有经验，工作是有很多突发情况的。你有女朋友吗？还没有啊，你看，我就说你阅历不足吧。我不再说话。他马上谈起了工资的事情，我同意降低预期的薪资，问有五险一金吗？对方说有，如果不要的话可以把薪水提高些。我说，我要五险一金。对方问，以后想在这里买房吗？我说，我老了可能会得重病，有保险能轻松点儿。那幅速写，我画的就是一个佝偻的病人。
    我很满意那家公司，因为落地窗外的阳台上有一棵正在生长的竹子，一想到未来我能在工作间隙抬头看一眼竹子，就提前感到了欣慰。
    我没有幼稚到要把理想和工作合二为一，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企图那样做只会同时伤害理想和工作，并且我坚信，如果谁能够幸运到把理想和职业合二为一，并生存得毫不费力，那么一定有更大的欲望使他痛苦。人事熟练而敷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时，我就如此想着，我向同事们展露友善腼腆的笑，他们用相同的方式回馈我。这初见的客气与拘束不会维持多久，在之后的时日里，我们将会因为对方的一声哈欠而恨不得将其活活掐死。
    公司给我的工作是画吉祥物，一只棕色的腊肠狗。我做好穷尽才华的准备，把岗位职责发挥到极致，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吉祥物，身材比例、色彩搭配和面部细节都粗糙到不忍直视，据说是他们花了五千块钱请外包公司制作的，然后他们又专门请了一个人继续加深这个廉价的形象。这很令我费解。
    工作的第一个星期，我画了三张画，主题分别是吉祥物追狗粮、吃狗粮、对狗粮露出笑容，吉祥物旁边都加了话框，写上编辑给的文案，都是“好好吃”、“好味道”之类的傻逼话。如果我养狗的话，绝不会买看起来这么傻的狗粮，尽管之后我得知，这是市面上最畅销的低端狗粮。
    我把生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这个世界，一部分为自己，并期望在这样的交替中，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的内心在追寻，又说不清在追寻什么。我开始梦见那条简陋的腊肠狗，迈着小短腿向我跑来，而我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接住它，给它全身涂满鲜艳的油彩。
    后来公司又推出了一款新产品，是猫粮，让我为此制作一个吉祥物，限时一星期，并委婉透露了给我加薪的意愿，加薪后的数字跟我面试时提出的一样。我用了三天看了大量的国外艺术家画的猫，然后综合起几个看起来不错的特征，用了一个下午画出来，又看了几天的网络小说，把画稿交了上去。老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提出了几个小意见，然后称赞似的说：
    “之前公司只看中设计，对插画这一块呢不太重视，现在看来确实是有必要的。”
    我随口诌了几个设计理念，他点点头，然后让我回去工作，我下班时才反应过来，他那是在夸自己高瞻远瞩。
    公司又招进来几个插画师，在设计部之下成立了一个小组，我成了小组长，每天组织大家画猫画狗，并试着创新，在一步步深入中，那两只猫狗的形象越来越清晰，细节生动，仿佛有了生命。领导的阈值越来越高，已不满足那两只猫狗生动可爱的基本形象，转而要求我们画成油画风格、水彩风格、素描风格，然后是做成动图，接着又招了两名文案编剧，以一只猫和一只狗对话的风格，对社会热点进行评论，他们出稿子，我们制图。
    这些新招来的人，都会被问到一个傻逼问题，“给我一个留下你的理由”。这类具有攻击性，又缺乏实际价值的问题，极大程度透露了公司的水平，而这些急需糊口的年轻人往往会慌神，然后结结巴巴总结出自己不堪一击的优点。其中一个文案的回答成了大家的笑柄，他说，我喜欢公司的狗粮口味。更幽默的是，他应聘成功了。
    我暗自观察，发现新人的心路历程都差不多，先怀着忐忑的心情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带着一种初来乍到的自卑感，了解环境和运作规律后，渐渐松懈下来，变得怠慢、不屑、鄙夷，甚至是仇视。大家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愚蠢中默然前行，对那些看似有挑战性的要求也只觉得疲累，不觉刺激。但大家始终没有红过脸，这仍基于那个坚硬无比的共识：我们都是谋生。彼此都是在生活里勉强求存的人，没必要用故作的锋利，伤害同样不幸的彼此。
    但这样的观察，无法囊括那个慌张的文案。他总是来得最早的那一个，会用抹布擦遍所有人的桌子；午休时出门按个问周围的人需要带什么，并且不要钱；任何一个火热的话题，只要有他发言，就会莫名冷场。他讨好每一个人，恐慌每一个人的不悦，而大家对他则抱着漠然的同情。他为了融入大家，开始试图“麻烦”别人，这或许与他看的那本教人社交的地摊书有关。例如他请我给他画张肖像，但并不是真的让我画，只是以此为话题说上几句废话，维持彼此不咸不淡的关系。我经常跟他说一些废话，甚至考虑过将就着跟他做真正的朋友。直到有次我去阳台上抽烟，看见他对着墙自言自语。我想过去打招呼，却发现他在抽自己耳光，一下接一下，很沉闷，他每抽自己一下，我就跟着颤抖一下。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分钟才接受了眼前的一切，然后悄悄退回了办公室。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跟一个病人当朋友吧。
    在收到首月工资的晚上，那个主编发来短信，问我在哪儿。这是因为我在某次午休时，举报了他们的线上网站，上面全是色情内容。我回他：操。一想起那几天我根据小学英语老师的印象画了两张露点黄图，也想狠狠抽自己两巴掌。
    这是一月，我仍热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