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落下的校园

一月


    我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三,近视六百度,卡里有四万块钱。这些数据构成了我的基本社会面貌,如果以此画幅肖像,那会是幅浓重的素描,线条僵直,脊背轻弯,左右两边脸,一半厌世,一半渴望。
    推车来回折返,水果和快餐随着脱水和降温而减价,一些归乡的民工谈论着美国、外星人、村庄的彩礼,以及各种一夜暴富的传奇。我不断睡过去,每次醒来,坐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如此漫长的路途,我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一辆蓝色列车逆向驶过,速度的力量穿过玻璃窗,桌板上的铁盘轻微颤动,思绪弹跳几下,落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洞口里。
    七岁,我开始画画,画蓝天白云,画绿草黄花,以及母亲的头痛,红色是痛,蓝色是很痛,紫色是痛得撞墙。当母亲连续三天都是紫色的,她决定去安阳看病。这将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家发生大事的预兆,就是四处借钱。母亲骑着一辆掉漆的银灰色自行车,带着我从忆往镇骑往十公里外的某个村庄,打听父亲的下落,而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个村庄名和一个人名。自行车的链条松垮,总是掉链,一路上她费了很大的耐心和力气,用废弃的牙刷柄、枯树枝、雪糕棒将链条一次次挂上。一路上,母亲数不清向多少个人打听村庄的方向,到了村庄之后,又一次次向村民提起那个人名,在我们濒临崩溃时,终于找到了地方——父亲某个朋友的家。可家里只有一对老人,他们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去向,但只得出一个很模糊且不确信的方位。母亲哭着说家里只有几十块钱了。那对老夫妻给我们做了顿炸酱面,临走时,给我装了一袋子从床底下整理的旧玩具。而后,母亲又带着我去了几个亲戚的家中,并暗示我想哭可以哭。最终,仍是母亲的表妹给了她一千块钱,母亲不想借她的钱,因为已经欠她够多了,但也只有她会借钱给母亲。
    为了防止我哭闹,母亲提前把枯燥的旅程包装成一场远行,一场看火车的远行,并向我描绘火车的速度和美感。我们凌晨四点坐上班车,黎明时,经过几条生满锈迹的铁轨,她提醒我看过去,铁轨上什么都没有,而两旁的杂草很茂盛,衬托着缓缓升起的橘红色的通透朝阳。从汽车站到医院,从漫长的排号,到会诊、抓药,每当我要哭闹起来,母亲就及时地跟我讲火车。可到了晚上,我们已吃了一顿干巴巴的大米饭,提了两兜子中药,也买好了归途的汽车票,我还是没有看到火车。在汽车站门口,我把压抑了一天的愤怒释放出来,撕扯着嗓子嚎啕大哭。
    一个三轮车司机说花一块钱买张站台票,就可以看到火车,而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三块钱就可以送到。母亲抱着我上了三轮车,坐了不到两分钟,便到了火车站。原来汽车站和火车站是相邻的。母亲极委屈地付了钱,带我走进售票大厅,可排队的人太多,恐误了回去的班车,又只好退出来。通过路人的指点,我们穿过火车站旁的一条小巷,转了几个弯,摸索着来到一家烩面馆的后院。在后院里,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片错综复杂的银亮铁轨,轨条重合又分离,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面馆的老板娘得知我们只是看火车,而不吃饭,便开始驱赶我们,母亲一边与她说着软话,一边躲闪她的拖拽。就在这时,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经过母亲一天的美化,火车在我的脑海里无比美好了,就应该像迪士尼的花车那样五彩缤纷,可驶入视线的却是一辆灰败的列车,车厢里填满了煤块。回程的路上,母亲疲惫地睡去,两大兜子中药放在座位下面,隐隐散发着土腥味儿,我感觉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持续伤害着。
    列车缓缓停住,终于到达了安阳站,窗外停着一截拉煤的车厢。我出站后直奔旁边的汽车站,买了张末班车的票,但长时间没来这里,找不到上车点。扫地的老头说车已经开走了,给他十块钱,便能找人把我送过去,并掏出手机做打电话状。我付了钱,老头把手机放回裤兜,带我来到车站最里面的位置,我要乘坐的班车正安静地停在那里。
    班车司机是个年轻人,出了市区,为了省过路费而驶入乡道,这没什么,但中途被两个村民拦下来时,他就显露出了新手的弊端。他竟为了五块钱的过路费和村民发生了争执,从拌嘴到辱骂,再到推搡和拉扯,年轻司机都占据着上风,随即,半个村子的人同时出动,用铁锹、锄头、大石块把路封死,无数块碎砖击打着车身,有一块破窗而入,玻璃渣撒了售票员一身。司机在车外面喊救命,女售票员用后背抵住车门低声抽泣,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发出声音,只是惶恐地看向窗外,看了很久。那样直接而缓慢的殴打,一直持续到司机交出身上所有的钱才停止。他满身是血地上了车,昏迷了一个多小时,但呼吸粗重,大家知道他没有死,都胆怯而耐心地等着他醒来,重新发动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冷冰冰地看着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熟悉的环境和行事准则。按照正常速度,班车在凌晨前就能抵达,可实际驶入忆往镇的地界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不肯再向前走一米,把乘客们全赶了下去。
    我下车时,售票员还在哭泣,司机脸庞和脖子上的血已经凝固。路灯全灭了,天上有星光,映透着一排排肋骨状的灰云,远处有宾馆和机关单位发出微微光亮,地上的坑洼像暗井。这个时间没有出租车,大多数人站在原地跺脚驱除寒意,打电话让人来接,少数人朝着不同方向步行,我拖着行李箱走入黑黢黢的街道,总觉得身后有同行者,一直走到无水河桥头,后身一望,原来只有我一个人。
    重污染的冷空气是苦的。因为中药的缘故,我从小对苦味儿就很敏感。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下班回家就打开草纸包,把黑褐色的中药泡入冷水,抽了封的蜂窝炉冒出火舌舔舐砂锅,咕噜噜滚开后,药汤如泥浆。待中药稍凉,母亲就深呼一口气,稳稳憋住,仰脖一饮而尽,喝完就忍着呕吐强灌糖水,有时忍不住吐了,就得再熬一锅,苦得眼泪鼻涕涂满脸庞。那时候,家里的味道全是苦的,但母亲的头痛并没有因中药而消失,所以家里的动静全是她用手掌拍打脑袋的声音。
    云彩几次把月亮完全遮住,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有种强烈的抽离感,仿佛这一切只是场梦,我可以摔倒,然后在另一处醒过来。我做过好多次这样的梦,从一处赶往相隔甚远的另一处,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却永远都怀着希望,直到醒来,那希望的余温都还在。
    我走了很久,久到让我又数次相信这是一场梦。梦结束的时候,月牙已隐去,天色像一块水润的玉。我停下来。家在四楼,这栋楼的顶层,幼时的我多次试着趴在天台边沿向下看,那高度令我畏惧,如今站在楼下仰望,觉得低矮得跳下来也不会死。这里的人应该都搬走了,小镇这两年扩张了不少,将周边的乡村规划成新区,盖起有电梯和中央空调的小区住宅。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箱子拖上去,箱底滑轮磕碰台阶的声音在楼道内回响,四周的墙壁被重新粉刷过,垃圾道被封死了,干净而沉寂。
    像这种老旧家属院的门都有两层,外面是一层黄铜的防盗门,用钥匙拧开,里面是扇红漆木门,再用钥匙拧开,推门,一股陈旧的风扑过来。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左右两间卧室,有阳台、破了洞的三合板衣柜、床头松动的组合床、盖了块白布的臃肿电视机,中间有一段连接处,勉强挤下了厕所和厨房。
    桑树的枝干冒过楼顶,天色又亮了些,对面的楼亮起了一盏灯光,映亮了九宫格形状的窗户。我在阳台抽了一根烟,身上的汗逐渐冷凝,贴在皮肤上,寒意入骨。
    胡同口早点摊依旧很脏,我喝了碗胡辣汤,吃了两根油条,胃里像着了一团火。小学门口的澡堂依旧很暖和,精瘦的搓澡师傅搓去了我身上的皮垢,红彤彤地泡在池子里,仿佛电流过身,仿佛疲累干枯的灵魂在逐渐舒展。干菜店依旧忙碌和脏乱,我买了许多东西,老板娘老了许多,她的孙子都已经会跑了。我把家里的灰尘擦拭干净,冲进下水道。水管开了很久才把锈水放完。固定玻璃的钉子松动了,冷风飕飕吹进来,我用胶布将缝隙全部贴住,从衣柜里拿出被褥和电热毯,铺盖整齐。煤气罐空了,就在电磁炉上把水烧开,放入火锅底料、生菜、土豆片和羊肉卷。酱料是小时候的配方,四分之三的芝麻酱,四分之一的豆腐乳,再加入少许韭花、啤酒、白糖,搅成稀薄的糊状,甜咸适中,夹一块沾着辣油的肉在蘸料里滚一圈,咀嚼下咽,哈出一口热气,灌下两大口啤酒。
    电视机还有信号,能收到中央一台和几个地方台。我饶有趣味地看着,喝光了三瓶啤酒,吃完了买来的菜肉,有些醉意,上了个厕所,一头扎进被窝,电热毯发挥了功效,身子底下很暖。夜里起了风,风回荡在楼宇之间,像女人在哭,玻璃被吹得左右晃动,冷风钻进来,我蒙着头钻进被窝,梦见一片燃烧的夕阳。我躲在草丛后面,一直听见有人问我:夕阳把房子烧着了,你会有干净的未来吗?
    忽然,我被手机铃声惊醒,看到床边简易桌上的残局,方才镇静下来,愤然地关掉手机,扔到抽屉里。打开电视,新闻说豫北地区有大面积的降雪,我在玻璃上抹了一片哈气,果然,雪片纷纷而落,楼房、地面、桑树、车子都覆了层厚实的雪,各种形状的白色雪块僵硬堆叠,细微但尖利冷风飕飕地吹过来。其实我一直怀疑,母亲的头痛跟风寒有关,那会儿她在冷库里当搬运工。后来,她的头痛还是好了,因为她在小诊所买了很多药效很重的止疼药,超量吃下去,说话都含糊,整天晕晕乎乎的,也就不疼了。她说把主管疼痛的神经,给吃麻了。
    楼道口都积了不少雪,我咯吱咯吱地踩出去,马路上的雪已经被压实了,车辆和行人小心翼翼地挪动,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在路边打雪仗,雪球抛出又落下,偶尔打中行人,一辆撒盐车放着《兰花草》缓慢而行,这意味着中午时大街上将被一片脏水覆盖。
    我买了箱冰堂酒、速冻饺子,以及锤子和短钉。回家路上,碰见有人在堆雪人,底下一个大雪球,上面一个小雪球,没有五官,我在雪人的脸上横放了三枚钉子,凑成了一双眼睛和一个嘴巴,它看起来很无奈。回到家,我把窗户的钉子拔下来,重新钉死,仍有风吹进来,才发现是木框老旧了,我试图把窗框钉牢,却不小心把玻璃震碎了,只好撕下一片酒箱贴上去,转身时不小心踢翻一瓶冰堂酒,酒水在地上淌开。我捏起一片残破的瓶身,把酒液倒入口中,入喉清冽,像咽下一枚冬夜的星星。等饺子煮熟时,我又醉了。之后的几天,我都以同样的节奏喝醉,任思绪弹跳,随机入洞。
    城市的一月
    列车驶入这座城市,雨滴趴着车窗向下滑落。高耸的楼宇,混杂的人群,以及天上翻涌的乌云,一一在我眼前掠过。
    我默想了一些事情:我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圣经》是人类共同编撰的;我知道击打鼻子和喉咙能令人类瞬间丧失战斗力;我能阐述清楚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差别;我还能模仿漩涡画法把《多比尼花园》画得七成像,其实我临摹《罗纳河上的星夜》会更逼真一些,但我必须说出漩涡画法和《多比尼花园》这幅不那么知名的画,这样会让那些位在要职的蠢人更看重我一点。这就是我的所有才华,我希冀以此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这是一月,初春。我暂时热爱世界。
    走出火车站,黑车司机扑过来问我去哪儿,我不予理会,他们说了些现在不通公交车或出站口在另一边之类的坏话,臃肿的中年妇女也凑过来说她那儿有服务,残疾人则展示残缺向我施压要钱。种种不堪围堵在城市的入口处,但并不妨碍这座城市的伟大,这里是起义者的终点,是国家变迁的首要缩影,是年轻人造梦的温床,更是梦想破碎的好地方。
    雨越落越大,我先去找了一位在网上认识的主编。在我坐上通往此处的火车时,他发私信说看了我的画,很欣赏。正因这份略带客套的欣赏,打消了我一路的彷徨。可当我走出电梯看到杂志社的门脸时,之前堆积的一切想象瞬间崩塌。昏暗窄小的楼道里贴了张A4纸,纸上印着几个粗体字和黑色箭头,顺着箭头走去,看到的却是紧闭的防盗门。我用力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急促的鞋底击打地板的声音,厚重的门被推开一条缝,露出半个人脑袋,问我找谁?
    那是个三居室改的工作室,桌上堆的都是插画,内容都不可描述。主编泡了茶,聊了几句后开始介绍公司制度,他说工作外松内紧,不打卡,有几家分公司,线上掌握了很多资源,在行业里属于一手遮天的存在。我问他待遇怎么样,他说年轻人不要一上来就想要高报酬,最重要的是历练,然后报出一个只够我租房的价格。我同意了,我没有别的方向。
    主编允许我先住在他家的客厅里,但不能超过一个星期。那几天,我下班后就去看房子,若回去后主编没在家,我就要在门口等他,有次等到了凌晨,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让我给他充话费,我没有充,他也没回来。我在门口坐到天亮,乘公交到了公司,准备等主编一进门就揍他。可当他走进公司的那一刻,我的火气忽然消了。临下班时,他把我叫进办公室,给了我钥匙,并让我把家里打扫干净,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想杀了他。我打扫得很干净。
    夜里,他带了一个女人回来,女人指着沙发上的我说,这谁啊。主编说,一个年轻人。他们进了卧室,传来嬉笑声,然后是**和床板的摇动声,频率由慢到快,结束在主编低吼声中。他走出卧室撒了泡尿,坐在沙发旁的地板上问我,你怎么还不睡?我说,睡了。他说,操。女人也出来撒了泡尿,他们走进卧室,狠狠反锁上了门。我走进厨房,把菜刀拿在手里掂了掂,放下,又走到卫生间拿起洁厕灵倒进了客厅的鱼缸里,里面有两条银龙鱼。然后,我拿上行李,走出主编的家,狠狠地把门摔上,并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如果他跟出来,我会打断他的鼻梁,可他没有出来。
    大雨瓢泼而下,在雨中,我惘然地往前走了几条街,完全湿透了。天亮时,我找到一家很便宜的青年旅社住下。主编打来电话,双方都没有说话,临了,他又骂了句,操。
    青年旅社里面多是些拮据的年轻男女,他们行色匆匆,青春洋溢,还有少数过来陪病号的中年人,他们则行动迟缓,面色愁苦。我在网上不停地投简历,等待面试通知的时间里,就坐在大厅喝啤酒,一喝就多,也没勇气跟人搭话,就扫视四周泛黄脱落的墙纸,闻着沙发套上干涩的消毒水味儿,风从敞开的窗幽幽袭来。总之,感受一切的细节,试图弄清当下的状态是寂寞还是孤独(寂寞往往因他人而起,而孤独则只为自己)。我故意陷入有关自我的难题之中,以减缓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
    清醒时就不想那么多了,会审视自己的简历,三流美术院校毕业,经历单一,没有考过证书,怎么看都是一个平庸的人,或许连一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都找不到。连续几天没有接到面试邀请,我已做好离开的准备,然后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过程很简略,先后进来两个人,询问我的志向、能力、薪酬,然后讲述自己的愿景、期待、规划,还让我画了幅速写,那幅速写打动了面试官,他惊讶我与学历不相符的画功。
    最后进来一个副总,说我阅历不足。我稍微思考一下,做出回答,对方接着说,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的社会阅历不足。我又想了想,继续作答。对方接着说,你对突发状况没有经验,工作是有很多突发情况的。你有女朋友吗?还没有啊,你看,我就说你阅历不足吧。我不再说话。他马上谈起了工资的事情,我同意降低预期的薪资,问有五险一金吗?对方说有,如果不要的话可以把薪水提高些。我说,我要五险一金。对方问,以后想在这里买房吗?我说,我老了可能会得重病,有保险能轻松点儿。那幅速写,我画的就是一个佝偻的病人。
    我很满意那家公司,因为落地窗外的阳台上有一棵正在生长的竹子,一想到未来我能在工作间隙抬头看一眼竹子,就提前感到了欣慰。
    我没有幼稚到要把理想和工作合二为一,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企图那样做只会同时伤害理想和工作,并且我坚信,如果谁能够幸运到把理想和职业合二为一,并生存得毫不费力,那么一定有更大的欲望使他痛苦。人事熟练而敷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时,我就如此想着,我向同事们展露友善腼腆的笑,他们用相同的方式回馈我。这初见的客气与拘束不会维持多久,在之后的时日里,我们将会因为对方的一声哈欠而恨不得将其活活掐死。
    公司给我的工作是画吉祥物,一只棕色的腊肠狗。我做好穷尽才华的准备,把岗位职责发挥到极致,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吉祥物,身材比例、色彩搭配和面部细节都粗糙到不忍直视,据说是他们花了五千块钱请外包公司制作的,然后他们又专门请了一个人继续加深这个廉价的形象。这很令我费解。
    工作的第一个星期,我画了三张画,主题分别是吉祥物追狗粮、吃狗粮、对狗粮露出笑容,吉祥物旁边都加了话框,写上编辑给的文案,都是“好好吃”、“好味道”之类的傻逼话。如果我养狗的话,绝不会买看起来这么傻的狗粮,尽管之后我得知,这是市面上最畅销的低端狗粮。
    我把生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这个世界,一部分为自己,并期望在这样的交替中,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的内心在追寻,又说不清在追寻什么。我开始梦见那条简陋的腊肠狗,迈着小短腿向我跑来,而我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接住它,给它全身涂满鲜艳的油彩。
    后来公司又推出了一款新产品,是猫粮,让我为此制作一个吉祥物,限时一星期,并委婉透露了给我加薪的意愿,加薪后的数字跟我面试时提出的一样。我用了三天看了大量的国外艺术家画的猫,然后综合起几个看起来不错的特征,用了一个下午画出来,又看了几天的网络小说,把画稿交了上去。老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提出了几个小意见,然后称赞似的说:
    “之前公司只看中设计,对插画这一块呢不太重视,现在看来确实是有必要的。”
    我随口诌了几个设计理念,他点点头,然后让我回去工作,我下班时才反应过来,他那是在夸自己高瞻远瞩。
    公司又招进来几个插画师,在设计部之下成立了一个小组,我成了小组长,每天组织大家画猫画狗,并试着创新,在一步步深入中,那两只猫狗的形象越来越清晰,细节生动,仿佛有了生命。领导的阈值越来越高,已不满足那两只猫狗生动可爱的基本形象,转而要求我们画成油画风格、水彩风格、素描风格,然后是做成动图,接着又招了两名文案编剧,以一只猫和一只狗对话的风格,对社会热点进行评论,他们出稿子,我们制图。
    这些新招来的人,都会被问到一个傻逼问题,“给我一个留下你的理由”。这类具有攻击性,又缺乏实际价值的问题,极大程度透露了公司的水平,而这些急需糊口的年轻人往往会慌神,然后结结巴巴总结出自己不堪一击的优点。其中一个文案的回答成了大家的笑柄,他说,我喜欢公司的狗粮口味。更幽默的是,他应聘成功了。
    我暗自观察,发现新人的心路历程都差不多,先怀着忐忑的心情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带着一种初来乍到的自卑感,了解环境和运作规律后,渐渐松懈下来,变得怠慢、不屑、鄙夷,甚至是仇视。大家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愚蠢中默然前行,对那些看似有挑战性的要求也只觉得疲累,不觉刺激。但大家始终没有红过脸,这仍基于那个坚硬无比的共识:我们都是谋生。彼此都是在生活里勉强求存的人,没必要用故作的锋利,伤害同样不幸的彼此。
    但这样的观察,无法囊括那个慌张的文案。他总是来得最早的那一个,会用抹布擦遍所有人的桌子;午休时出门按个问周围的人需要带什么,并且不要钱;任何一个火热的话题,只要有他发言,就会莫名冷场。他讨好每一个人,恐慌每一个人的不悦,而大家对他则抱着漠然的同情。他为了融入大家,开始试图“麻烦”别人,这或许与他看的那本教人社交的地摊书有关。例如他请我给他画张肖像,但并不是真的让我画,只是以此为话题说上几句废话,维持彼此不咸不淡的关系。我经常跟他说一些废话,甚至考虑过将就着跟他做真正的朋友。直到有次我去阳台上抽烟,看见他对着墙自言自语。我想过去打招呼,却发现他在抽自己耳光,一下接一下,很沉闷,他每抽自己一下,我就跟着颤抖一下。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分钟才接受了眼前的一切,然后悄悄退回了办公室。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跟一个病人当朋友吧。
    在收到首月工资的晚上,那个主编发来短信,问我在哪儿。这是因为我在某次午休时,举报了他们的线上网站,上面全是色情内容。我回他:操。一想起那几天我根据小学英语老师的印象画了两张露点黄图,也想狠狠抽自己两巴掌。
    这是一月,我仍热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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