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

德国政府甚至以补偿盟国充公的财产为借口，能对重新装备的费用予以补贴。但是，如果要尽快地完成拆毁工作，那么或者要把计划范围缩小，或者要采取一种简便得多的手续。 
  事实上，这一进程拖延拉长，伤害了占领国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获得的持久利益非常少。一旦德国人恢复了信心和精力，他们就寸步必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拆毁了的工厂的工人，美国人本来不打算给他们提供另外的就业机会。在英美双占区有五十万失业者，更多的人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受到这种影响的工厂，其人员对于寻找其他工作的前景，对于盟国的政策加在他们及其同伙身上的压力不得不感到恐慌。即使向他们解释受影响的工厂在工业中所占百分比很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他们即使不是依靠这很小一部分工业过活，他们也知道有别人靠此过活，而且有理由设想，如果这个百分比扩大，自己所在的企业也可能成为牺牲品。这样一来，要煽动民族主义之火是不乏可加的油料的，而实际上西德的全部人口，不论工人和雇主，不论保守派和社会主义派，不论男女，都加入了反对盟国政策的行列。广义地讲，事态已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使说拿走的物资只是用以赔偿纳粹政策对别国所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说服力，就算不谈发动战争是犯罪的行为。若说这些厂对和平时期的需要是多余的，德国人立即会回答，新德国因人口增加了五百万，国内生产的食物缺乏，所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工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在所有的占领区内，关于推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和范围，向德国人所做的解释工作太少了。但是，即使情况有利于进行这项解释工作，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想大力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话题，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不是消释疑虑。 
  要给德国提供一种合理的生活标准，要使民主制度169 有生存的机会，要想得到德国人的合作（这是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拆除工厂的政策不得不放松执行。如果迟迟不放松，达到其他那些目的也就要推迟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没收个别德国人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财产，以及诸如专利权、商标等。德国人埋怨这是违反国际惯例。对于这种埋怨可以立即援引纳粹党自己过去违反这类惯例的事实来加以反驳。今天个别人，作为参与国家所有行动的一分子，也不能指望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从他未能阻止这些行动的意义来讲）。实际的困难是难以使遭到损失的人甘心蒙受损失，而为了不使关系永远坏下去，这种协调也是必须做到的。经验只显出在计划阶段有些英美人原已预见到的进退两难局面罢了。惩罚性的解决办法怎样才能使迟早总要找到的积极解决办法不至于受到挫折呢？ 
  设备的拆卸和转移，同二十五年前用外汇支付赔款的办法相比，结果证明在技术上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指望德国对遭其破坏的一些国家重新提供设备，并暂时用其现有生产品来供应这些国家的需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结果可能是合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但是这会引起别国生产者的强烈反对，要不然，他们可以承担填补这个空隙的工作。此外，用现有的生产品来支付赔款，意味着减少出口方面的岁入，会引起英美当局的强烈反对。同过去一样，看来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从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取得赔偿，那就是把他们当作农奴看待，让他们为胜利者当奴隶。可是，这样做的人是不会讨人喜欢、受到效法或支持的。而如果奴隶关系在原则上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未问题就变得更加因难了。   
  第十二章 非纳粹化 
  非纳粹化也许确实是占领工作方面最有争论的部分，但是由于记不清这个政策为什么提出来，其目的又何170 在，所以很大一部分指责是极不中肯的。脱离当时的背景来研究问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此事也不例外。追溯一下非纳粹化的由来，可能不会使争论结束，可是至少会把争论集中在一点，即在当时的情况下，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一个多少要用自由主义政府装饰门面的现代工业国家的人民，如果不是被一种从事于十字军东征似的神圣事业的信念所激发，他们是不可能被引诱去经受战争的艰辛劳顿和单调无趣的。如果对他们说，战斗是为了生存，这句话无论多么真实，似乎还嫌不够；必须使他们感觉到，为生存而斗争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事。张伯伦在1939年9 月3 日说过：“我们将要与之斗争的是那些邪恶的东西”，随着战局的进展，人们愈来愈倾向于认为邪恶就是纳粹主义。罗斯福说过：“无条件投降意味着纳粹主义和纳粹党的完蛋，纳粹主义一切野蛮的法律和制度也随着完蛋。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切军国主义影响的消失。”丘吉尔也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一道战斗下去，直到……把纳粹主义连根拔除，使纳粹党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为非作歹。”他们所允诺的是不但要根除纳粹主义，而且要树立正义。“德国所有那些对人类痛苦直接负有责任的人，应予以严厉的惩罚。”“正义一定要伸张，凶恶残暴之辈必须给以应得的惩罚。”俄国人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虽然他们的主导思想表现得比较露骨。在战争结束对，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一透露出来，终于证实了以前已经传开的确有根据的关于集中营里种种暴行的消息。人们一致认为，对犯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的人，如果继续让他们掌权，则侵略的丑恶惨剧还会重演。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去拔除德国公共生活中的种种弊害的毒根。也有好些人，不一定是嗜血成性或野蛮残暴，他们感觉到有充分事实证明，纳粹分子的行为不论用什么样的文明标准去衡量，也是邪恶的，决不能不予制裁。纳粹党魁们对文明社会的原则漠然不顾，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因此，战争一结束，普遍一致的意见是“纳粹主义必须根除”。“根除”这个词用得非常有意义；一个政治信条往往很容易被当作恶性肿瘤看待，以为能用物质手段去17加以处理。能在惩罚罪犯和肃清其支持者的影响之间划清界限者，为数不多。而肯花点工夫去确切解释一下“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考虑一下一个过于概括的定义具有什么含意，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如果其含意是认为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德国已经深深地扎了根，以至于不能根除，那毕竟是太悲观了。惩罚的政策比较强调惩办，而积极的政策则必须假定有转化的可能。所以在任何占领政策中，某种非纳粹化的措施肯定是一个必要的因素。 
  清除纳粹分子的另外一个理由当然是为了安全。一旦采取完全占领的政策，对反抗行动的可能性就要予以很大的注意。在占领初期，纳粹主义实际上出人意外地消失了，这和严厉的防范措施不无关系。纳粹党曾有八百万成员，另外在各附属组织里还有四百万人，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在第三帝国摇摇欲坠走向崩溃的时候，关于纳粹党人策划地下活动的传说和韦雷沃尔夫组织在准备行动的威胁甚嚣尘上。那些对德国传出的迹象进行研究的人们倾向于持有这种严肃的想法。即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件事可能被纳粹党人利用来否认德国已经屈服，或者否认积极的作战状态以及它所证明为合法的一切行动已经停止。事实上这些顾虑是受了宣传的影响，而不是产生于现实情况。上述种种顾虑，对于盟国司令官所应持的态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一开头就下决心坚持彻底清洗。把非纳粹化工作交给公安部门去负责，在初期是比较有道理的，到后来还这样做就不那么合理了。 
  但是，在考虑实际贯彻执行非纳粹化措施的时候，出现了五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当初对这五个问题都清楚地加以阐述，以后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1 ）哪些人该撤职？显然，头头和一切比较危险的人物必须撤掉。可是，谁该算是头头？显然不可能把占人172 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拘留起来，或完全不让他们担任公职。事实上，什么是纳粹主义？特别是对那些只是为了保持职位而参加纳粹党的人该怎么处理？ 
  （2 ）假定能把那些需要撤职的人员大致分成几种犯罪类别，那么对各个人该属于哪一类又如何来鉴定？简直不能指望他们对自己进行甄别，也不剪能指望他们甘愿静候别人来对他们作鉴定。盟军中懂德语并了解德国政治情况、有把握做甄别工作的人员也不多。倘若让德国人担任这项工作，恰当的人选怎么定？例如，不可能用德国的审判官来担任这项工作，因为所有的审判官必须是纳粹党员。反纳粹的人并不等于是当然的适当人选，而且也不能只凭他们个人的白述就接受他们。对那些自称是有名无实的纳粹党员的声明，怎么来加以鉴别？很清楚，会有许多人提出这种声明而又拿不出充分的证据。（3 ）鉴于以前绝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都是纳粹党员（无论是通过挑选或者是为了情况所需要），把他们全部撤掉，将使管理国家的工作极端困难，尤其是在战争及其失败造成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方面要求具有很高标准。怎样找到足够的干练人员来管理国家？何况在德国投降前的设想是强调尽可能让德国人自己管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