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

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1945年10月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在汉堡，1943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学校膳食制度，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汤或一块巧克力，那种终究能得到点东西的心理作用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教师，因为过去纳粹强调对青年进行思想灌输，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区几乎有一半的教师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职了；在英占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师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审查期间，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人失业。据说法国人一开始走得还要远，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师，虽然其中若干人后来又获准返回学校，担任较低的职务。总的后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师从年龄和教学231 方法上来说，或者是旧时代的遗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受教育的、未经多少专门训练的年青教辅人员。在美占区，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以上年过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员未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教学工作。尽管如此，每班学生的平均数却是六十人，在英占区则是七十人。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学校里，一名男教师要对付一百四十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本书，而且是借来的。最后，当然没有教科书；几乎所有纳粹时期的教科书都不合适，而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科书即使不太陈旧也好不了多少。好象书籍出版工作的困难还不够多似的。为了出版教科书，还要增加一个编写合适的课文的向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占领区内的盟国人员做出了奇迹：东部占领区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国人自己干的。英占区教育部门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员的配备都是为了进行监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卖证明许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员必须负起广泛的责任，有时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长的人选问题。在英美两个占领区，教育部门是管制工作委员会所辖各部门中地位较低、名声较小的一个部门；除非是既有胜任的资格又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愿到教育部门工作，正因为这样，教育部门的人员在胜任称职、品德高尚和富于理想等方面，反而超过一般水准。到1945年底，英占区已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学校开学，学生人数达二百五十万；到1946年9 月，在学人数达三百一十万。有一部分学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为有许多学校必须实行二部制：有时候儿童们甚至还要等着轮流使用一枝铅笔。其他占领区的进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学校于1946年春开始复课。至于大学，英、美当局原来的意图是等到非纳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绪后再开学，但是1945年夏俄国人着手使柏林大学复课，法国也于此时使提宾根大学复课，其余两个占领区也就跟着照办：格廷根大学于9 月复课，海得尔堡、埃尔兰根、马尔堡三所大学于11月复课。教师和教材可就不232 是那么好办了。俄国人在六所大学开办“师范部”以培训师资（备有供初等学校毕业生就学的专门设施）：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倾向于按照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邦实施的制度开办专门的师范学院。为了迅速提供教师，在筹设短训班方面显得大胆创新；英方规划要在三年内培训一万五千名师资。在英占区设立了负责编印教材的德国中央咨询委员会，于1945年12月着手工作，到1947年底共计编辑出版了一千零五十万份教材。俄占区由于拥有丰富得多的纸张资源，1946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教材。法占区采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纽约德侨委员会编印的教材，到1947年年中。已经足以保证每个儿童有一套书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区的工作进展最慢，那里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负责的；到1947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万份教材，其中讲现代史或政治的书一本也没有；直到1948年底，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在德国，教师一向比教材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师资的性质意味着灌输的观点是老一套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的），要不就完全回避主题不讲，即使这样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事件无法讲授。在英占区，1945年11月创办了一个学校广播网，颇有成效，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英美工作人员都是同他们的德国同事们（每每是招聘来的）并肩工作，不是以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双方无分男女，都为了一个共同任务而工作。给予德国人的实际帮助开始减轻他们的怀疑，从而使个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这一点在随后把教育责任移交给州政府的时期证明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占区，这种移交是在1946年12月1 日开始的，美占区也差不多同时移交。此后盟国的教育官员只担任顾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完全无私的性质得到了公认，使得德国人很愿意听取英美顾问的意见。此333 时使用“砖头和灰浆”的阶段也将告结束；中心问题已不是补充足够的师资和设备，而是考虑怎样组织教育和应当给儿童教些什么。正是部分地由于承认了这一点，英占区当局对教育部门的体制重新予以考虑，于1947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顾问，他可以同军政府副总督直接联系工作，尽管在名义上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其他占领区似乎都没有类似的任命。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同时通过党的渠道继续予以控制，这样德国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他们怎样抉择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法国人对教育严密控制的时间持续得较长，从而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应归因于法国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mpanel(1); 
  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发生的主要争论并非由盟国引起，而是在德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33年以前，德国的教育实践总的说来颇力落后，但同时也有一些个别的最先进的改革试验。盟国的贡献在于把其他国家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经验提供给德国。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教育事业的各个主要部门相互协调，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便使儿童们在受过共同的初等义务教育以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才能选择合适的中学――实际上这同英国1944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私立学校同这个学制的关系，甚至私立学校本身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与这个总的争端相联系的还有下列次要问题：（一）统一的学制应当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还是属于各个教派的；（二）允许专业化到什么程度；（三）古典语文在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教育是否应当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