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

这一点，两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趋向于想在国内寻找一个和平时期的牢靠工作，这时在物色合适的人员方面，两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最后，至少在关于西方政策的调节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延宕和困难，其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问题。拿英国来说，它把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并在一起处理，建立一个特别的管制局，由当时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J ・B ・海因德来负责。华盛顿和巴黎的安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这样的趋向，即奥地利问题与大得多的德国问题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可能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容易使一般人把这两个组织机构等量齐观，或者更精确地说，使人们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出发来考虑盟国对奥委员会，正如过去在计划阶段就有过一种趋向，即按德国情况来考虑奥地利本身的问题。其实，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对奥委员会的工作环境是全然不同的，甚至在委员会存在的初期，来自德国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来。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奥委员会与315 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规模上不同；第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就数字比例来说，在奥地利要管理的人口总数和德国的人口总数比较，几乎少得可笑――是七百万与七千多万之比。奥地利的总面积是三万二千平方英里，而德国的总面积是十三万八千平方英里。对奥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即使在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超过对德管制委员会总人员的零数。 
  规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于维也纳，这就使得在奥地利建立机构的问题大为简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虽然决非阻止――发展占领区组织机构而损害集中管制的趋势。盟国对奥委员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维也纳，各种全国性组织的管理处，都相应地距离不远。以英方为例，十二个处绝大多数就都设在申布龙宫内，或设在宫址一端的前党卫队兵营里；其余都设在希青第十三区的征用房屋里。各处之间的距离，乘车只需五分钟，步行也不超过二十分钟。机构这样地集中于维也纳，又说明了四国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在维也纳度过较多的时间，而远不是象初期的驻德司令那样通常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各自的占领区内。 
  维也纳的辖区小于柏林，再加上存在着一个共管区，因而更产生了一种情况，即市内四国管制区的界线并不象在柏林那样划得很严格。四国占领军和奥地利人本身从一个管制区进入另一个管制区从未遭到控制，尽管实际上其他三个占领国的成员为谨慎起见，特别在夜间，并不无限制地进入苏联管制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本来住在苏管区的维也纳人，一有可能，就及早采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区内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区划给不同的国家来管制，特别在占领初期，有碍于经济情况恢复正常，这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件事记录在卷，1945年底法国军政府坚持需要一张许可证，使马里亚希尔费尔街一边法管316 区的货物能够送到那一边的美管区。然而，在这些保留意见得到适当考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占领一开始，维也纳的统一实质上就保持下来了。 
  占领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占领初期的几个月内，安全检查也许是造成占领区之间壁垒森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占领区成为重要的纳粹分子或战争罪犯的避难所。而且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匮乏也使占领国和奥地利的地区当局不愿意让货物离开其控制范围。如果他们确信这样外流的货物会用于奥地利本国的话，他们也许不至于会过分犹豫。但不合理的情况是，早期对奥地利的边界，特别是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国内占领区界线那样严格。例如，在奥地利南部和东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布肉食的定量，因为牛羊群都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内。其结果是各占领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在发展其单独的经济实体。这种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幅员更广阔的德国，如果说这在德国造成了用难和反常状态的话，那末对一个疆域还抵不上德国一个占领区的国家来说，这简直要导致一种悲惨的荒谬现象了。mpanel(1); 
  规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奥委员会象人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管制委员会那样，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差别，是由于前面已提过的第二个因素，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德国是被战败的。而奥地利，至少从官方来说，是被解放的。即使奥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说：“我们战败了，还可以活下去；可是让老天爷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次解放吧”，但差别就在于奥地利人从一开始并不被视为要加以管制的过去的敌人，而是被看做要给以帮助的朋友。确实，在占领之初，如果希望无保留地采取这种友好态度，刀是不能兑现的理想。首先，态度之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四大国间情况之各异。俄国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什么官方意见，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现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友谊，而他们带来的那种赠品却被认为莫名其妙，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个人方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317 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了。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法方在四国谈判时则以东西方的调解人自居，以弥补它本身比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点，但它这样做却能为达成妥协性解决办法作出可贵的贡献。要它不再充当这种角色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其他两个西方盟国那边，这只能是逐步的。 
  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最愿意看到奥地利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如果他们对许多奥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到底，而且有些人还正式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么他们简直是有乖人性。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内，美占区和英占区都禁止和奥地利人友好。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区约为7 月底，在英占区则稍微早一点，原因是6 月29日丘吉尔给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备忘录。318 此外，当三个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关于苏军暴行的传闻充斥于耳。过一些时候，他们才明白那些传闻有许多是确有其事的，并非象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以为有人希望破坏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忠实地照搬戈培尔之流的宣传。 
  然而，这些保留态度都是暂时的。盟国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毕竟要区别对待，这是根本的。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意味着猜疑较少，神经紧张较轻，任意使用强权的诱惑力较弱，对人类苦难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抑制力较小。它也意味着总的看来，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奥地利人一开始就受到了鼓励。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国到达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的核心。尽管俄同士兵有过种种不正当的举止，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有组织地进行过掠夺，但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且允许这个政府在苏联控制区范围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在其他占领区内，三个西方盟国都通过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别人更早一点允许在州一级基础上成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采取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原则。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占领国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同时期的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还有一点是战争破坏的相对程度。奥地利的伤亡人数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踪者估计为三十五万人，伤十七万人；1945年底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是战俘，大多数在苏联。这对总数只有七百万的人口来说，遭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空袭与战争的破坏，奥地利也未能幸免。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联合企业；在兰斯霍芬有一个制铝厂；德国梅塞施密特垄断组织在维也纳新城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工厂。这些目标和其他工业目标都遭到猛烈的轰炸――在维也纳新城，经过联合轰炸和最后几次战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无损，城内人口从1944年的四万五千人减至1945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