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雕刻的时光

        
哪知何远国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懂就别乱说别人傻！在教授的公司干活，那就成了他的廉价劳动力了——你活做不好，很快他就不要你做了，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你活做得好，被教授看上了，只要活没完，也就别想着毕业了——他会说你的论文不过关，让你一直替他把活做完。”        
何远国越说越激动：“其实，现在有很多导师都开公司，自己赚‘海’了，买房买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可是谁能想到，导师们的公司是哪些人在替他们撑着——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在读硕士、博士。刚才张教授其实就是在要挟大家帮他做活。”        
听了何远国的一番话，我真的惊呆了——在我眼里如此神圣的高等学府，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料，何远国又说：“还有，导师给研究生一个月500元，你知道他自己赚多少吗？我们这样的“员工”，如果导师到社会上去聘请，没有几千块一个月是请不来人的。”何远国还说，他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他之前有个博士生，帮张教授做了个活，张教授给了他4000元钱，可那个博士很生气，因为那个活全是他一个人做的，张教授得到的经费是40万元啊！也就是说，除了材料费，张教授自己净赚了大约30万元。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何远国说的话，当我亲眼见到一位博士登门造访，求张教授手下开恩的时候，我才相信了这一切。那个博士因为不肯再廉价为张教授干活，他的论文一直得不到张教授的肯定，因此他读博5年多了，还不能毕业，就一直在学校这么干“耗”着。        
知道了这些事，我对张教授没有了好感。我甚至开始“鄙视”他：他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如此贪财！不光贪财，他还不让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毕业！        
可是何远国告诫我，不论我听到张教授的什么事，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要在张教授夫妇面前表现出来，否则我可能就会在张家干不长了。何远国还说： “你也不要把这些事看得多么了不得，很多教授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可是我还是很久都想不通：在城市马路上闯红灯都有警察管，这些教授做这样的事就没人能管了吗？还是人们根本不想管呢？        
在张教授家的日子长了，我对校园的阴暗面了解得也越来越多。我发现，在许多教授们的世界里，有着我根本不知道的“游戏规则”。如果不是一次张教授喝醉了，多说了些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规则。        
那天，张教授从学校组织的宴会上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我说，在系里，他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名列前茅。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当年确实是靠自己的拼搏搞出了科研成果，论文也获过奖。但现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他带的研究生搞出来的，学生们所有的论文他都是第一作者，因为他是导师，所以学生不署他为第一作者，张教授就不推荐，他们的论文就很难发表。        
那天，趁着酒性，张教授还告诉我了很多“黑幕”。他说，论文的好坏有很多“花样”，而“花样”就在于论文和项目是否能获奖，能获奖就是名利双收了。        
而要获奖，就一定要和评委搞好关系。评审前，要常常请评委们吃饭、旅游，他们购买大件物品要能为他们“埋单”，只要和各位评委拉上关系，评奖就成功了一半。评审时，还要给各位评委送点“的士费”——当然不要人家真的拿的士票来报销，只要直接给个红包，说一句“交通补贴”人家就明白了。至于红包大小则要根据当次评审的重要性来定了。这样下来，想不“获奖”也难哪！        
张教授笑得很自然，说得很得意，但我却像吃到了变质食物一样，有些恶心，心里充满了厌恶。        
说到获奖的情况，张教授的话更多了。他说，论文和项目获奖了，在学校里评职称就有了资本，但更关键的是，项目获奖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和单位将项目交过来做。只要有项目做，那就一定能赚到钱。        
此外，张教授还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发了财的私企老板和行政官员为了提升自己，都愿意到大学来“补拿”文凭。而那些人都很忙，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于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成了大问题。而这些人如果是他的学生，就“不能”        
不帮他们一下了。再说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实力”，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自己。        
我很奇怪：为什么平时慈祥、睿智的张教授说到这些“猫腻”时，一点也不脸红，反而津津乐道呢？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有篇文章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可是看看这些“脊梁”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呀！        
2003年4月，我终于考完了中文自考的所有课程，拿到了中文专业的本科文凭。此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到底该走哪条路——是在张教授家继续做保姆，还是出去找个工作呢？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何远国建议我，不如请张教授帮帮忙，让我考他们学校中文系的研究生。毕竟，拿个研究生文凭找工作会容易些。        
我把考研究生的想法告诉了张教授之后，他对我说：“你努力读书，有上进心，这很好。但现在读研究生学费太贵，你暂时负担不起；另外，我和中文系的人并不熟悉，找起人来也很麻烦的。”        
我突然想起当初何远国上门拜访的情景，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张教授不能为我这样的打工妹“白忙活”，如果我不能“有所表示”，他是不会帮我的忙的。        
最后，我选择了从张教授家“辞职”。2003年10月11日，我应聘到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做校对，月基本工资700元。现在业余时间我仍然手不释卷，一边工作一边备战考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备战考研的过程中，有些曾经考研落榜的考友，得知我曾在教授家里工作后，还特意找到我，要我给他们介绍几个愿意“帮忙”的教授，想提前和导师“交流”、“沟通”一下，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校园的腐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蔓延开来，我不好说这是老师的错还是学生的错，难道真得就没人出来管一管吗？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的人名、地名均做了技术处理。）           
金庸群侠别传－－洪七公       
九指神丐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代宗师，也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丐 帮帮主，因为我知道，无论成为宗师还是帮主，我依然是一个乞丐， 我不得不过着乞讨的生活，为了我心爱的鸡屁股而其乐无穷地与天斗 与地斗与人斗。        
这一切的改变都因为一根手指。因为这根手指，人们忘记了我的 名字，而是称我“九指神丐”。        
事情发生在靖康二年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公元1127年。那年我们的 两个老皇帝被金国人抓走了，这件事被岳飞同志称为“靖康耻”。那 时我还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我从来没觉得耻辱——我反对金国人的 暴行，但我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喜欢和平，和平 的时候我们有酒喝，也许还可以去瓦肆或者书院，找个红袖的美眉，一起醉生梦死一晚。        
但是金国人破坏了这一切。        
为了和平，我们曾经在李纲同志的默许下搞过一场“公车上书” 运动。结果我们失败了。于是我谋杀了我的食指，并发誓不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        
我变成了一个“恐怖分子”。事实上我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我只 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其实我 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靖康二年的江北，所有人的理想都是活下去。        
于是我选择乞丐作为职业。事实上做一名有理想有尊严的乞丐并 不容易，做的最好的，就是帮主。        
康王南渡的时候，我留在了北方。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北方，大旱 和大乱包围了乡村和城市，所谓的“玉黄临太岁”就是如此。麻烦肯 定少不了的，杀戮肯定无法避免的，官兵和金兵并没有什么区别，大 家面对面地屠杀对方，然后努力使自己能够多活一个时辰。然而寿命 最长的，却是我们这些乞丐。        
也许我曾有过爱情，但现在我只爱我自己。“乞丐就是乞丐”， 我曾训导过帮中的思想先锋，“你没有义务为战争负责，无论结局如 何，你最后的命运还是为鸡屁股奋斗。”        
他们问我：“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寂寞。”        
“寂寞是什么？”        
“站在华山顶上。”        
当我最后站到华山顶上时，我已经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了。也 许，只是一只鸡屁股。           
金庸群侠别传－－黄药师       
桃花岛主        
有时候我不得不想起我的江湖来。自从王重阳死后，我一直不知 道我在江湖上混下去的理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