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缺什么

这样差的条件，那些上门求医的人难道看不出来？
  谁都是有眼睛的，谁都珍惜自己的命，谁都不愿死在黑诊所里，他们之所以要去那样的地方，最大的理由就是便宜！
  钱，还是钱，剥夺了穷人获得良好救治的权利。当我们的媒体义正词严地声讨着黑诊所的时候，穷人却感到无奈。
  其实，看病的费用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一些医院采用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诊疗手段，使用了新研制开发的药物等，而是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抬高了医疗的成本。
  “医疗腐败”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一些医院为多创收，将医务人员个人的收入与他们给医院创造的价值相捆绑。于是，医务人员的开单提成、开药提成、小病大治等怪现状蔚然成风。由此，他们是岗位致富了，患者的负担却大大加重。
  其实，我们的医药资源并不匮乏，到大街上去看一看，药店多过米店。但药店里真正的平价药寥寥无几。我们曾经看到媒体大肆称道国家对一些常用药品价格实行下调，但是，先后14次降价，穷人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实惠。因为降价以后，利润空间小了，商家干脆不生产、不销售了，便宜药反而被逐出了市场。
  当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走上市场化道路，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抱怨它惟利是图，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如此。
  穷人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更没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穷人只有祈求上天保佑，千万不要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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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不要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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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
  比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腐败，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工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种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二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貌似公正的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经常让人“只好作罢”的法律，公正性从何说起？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
  倘若只是个摆设，倒也罢了。
  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实施的。现代许多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无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为如此，穷人一定要遵纪守法，万事想得开，千万不要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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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大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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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即使有犯罪动机，如果没有造成犯罪的结果，法律也对他无可奈何。思想再坏，没有行动，就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同样，富人是不是为富不仁，也不是思想品德问题，而是看手段和结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见爱不爱财无关紧要，用什么方法去取，才是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某餐馆，考验过食客的道德水平。他们让食客根据自己对菜品的满意程度定价，先吃后定，定多少收多少。此举一出，食客盈门是自然的，餐馆赔本也是自然的。据记者报道，90％以上的食客都吃得呼儿嗨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定出了比地板更低的价，普遍只付了不及成本的10％，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两个硬币，有的干脆连硬币都不付，一副“吃大户”的模样。消息终于曝出，媒体又抓到了热点，一个商业行为上升为一场道德讨论，见诸报端的，无不是对国人素质之低的切齿痛斥。
  餐馆老板难道有病，竟然忘记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其实是很符合进化论的。不管富人穷人，内心的贪欲都根深蒂固，人们常说为富不仁，只是因为穷人的不仁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餐馆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策划，是一种促销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馆声名鹊起，等到食客尝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场行情收费不迟。
  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他的主要事迹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以及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但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惯性思维的中国记者就对索罗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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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的价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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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
  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
  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