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有一个小学教员被带去了，得小心一些。应该等几天……”
索菲亚用指头在桌上敲着，接上去说：
“保证持续不断地散发印刷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尼洛夫娜，您不怕去吧？”她忽然问道。
母亲心里觉得很不高兴。
“我什么时候怕过？第一次做的时候都不怕……现在反倒会一下又……”她一句话没有讲完，就低下了头。每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方便不方便，或者问她是否能完成某件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从这些问话里听出向她请求的语气，她便觉得他们把她看作了外人，并不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没有疑问和担心。
“您真不应该问我怕不怕，”母亲心事重重地说，“你们相互之间怎么从来不问害怕不害怕的话呢？”
尼古拉听了很急虑地摘下了眼镜，然后又把它戴上。他向索菲亚凝视了一会儿。
叫人难堪的沉默使母亲不安起来，她怀着歉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找些话说，可是这时索菲亚碰了碰她的手，轻轻地请求说：
“原谅我！以后再也不问了！”
这句话使母亲轻松起来，甚至还让她感到有点好笑了。几分钟之后，他们三个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他们共同关心的去乡下的问题了。
 15
黎明时分。
母亲乘坐了驿站的马车。马车在那条被秋雨浇过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空气中吹送着潮湿的秋风，泥泞被车马践踏，水溅出许多泥点子。马车夫侧着身子对着她。像是沉思一般，忽然，他鼻音很重地开口说话了。
“我对他――对我哥说，怎么样，我们分开了吧！这样我们就分开了……”
突然，他扬手在左边的马身上抽了一鞭，生气地喝斥道：
“嘘！畜生，走呀！”
秋季之中的肥胖的乌鸦们，好像十分担心地在收割了的田里走着。寒风发出呜呜地吼声，吹在它们的身上。乌鸦侧着身体，想要抵挡风势。而风吹动了它们周身的羽毛，甚至吹得他们站不住脚；于是，它们只好让步了，懒洋洋慢腾腾地振着翅膀飞到别处去了。
“可是，他并不跟我平分，我一看，剩给我的就那么点了！”
马车夫叨咕着。
母亲仿佛做梦一般地听他说着话。回忆起自己最近几年来所经过的事情。当她把这些往事重温一遍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
从前，生活和她离得很远，也不知道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可是现在，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眼前发生的，而且有她自己参与过、出过力量。这些情景她心里引起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交织着对自己的怀疑、自满、犹豫和无法说出的惘然与惆怅……
周围的一切都缓慢而有节奏地摇动着。天上的灰色的云飘浮着，笨重地互相追逐。道路两旁，被打湿了的树木们摇荡着没有叶子的树枝树梢，从马车两边闪动过去了。田野扇形地展开，小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去。
车夫那鼻音很重的话语，驿马的铃铛声，风的唿哨声和咝咝声，好像汇合成一条抖动的、曲折的小溪，在田野的上空单调地流动着……
“有钱的人到了天堂也还是嫌不好，――真是这样的呢！……他们还是要压迫人，官府里的都是他们的朋友。”马车夫在座位上摇晃着，声音拖得老长。
到了驿站，马车夫解开了马缰绳，用一种不报希望的口吻对母亲说：
“给我五个戈比吧，让我喝一杯也是好的啊！”
母亲给了他一个铜币。
他将铜币在手堂上掂了一下，用同样的调子告诉母亲说：
“三个戈比喝烧酒，两个戈比吃面包……”
中午之后，母亲感到又冷又累，这时到了很大的尼柯尔斯柯耶村。
母亲走进了驿站，要了茶，便在窗前坐下来，又将沉重的箱子放在自己坐的凳子底下。
从窗口可以看见一块不大的广场，铺着踏平了的干草，还有乡政府那顶子歪斜的深灰色的屋子。屋子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秃顶，但却长着胡子的农民，他只穿一件衬衣，正在那儿抽烟。有一头猪在草地上走。它似乎有点不满，使劲摆着耳朵，鼻子在地上嗅着，摇着嘴巴和脑袋。
乌云一大堆一大堆地飘浮着，渐渐地集聚过来，四周都非常寂静，也非常阴暗。而生活好像躲得不知去向了，或者是藏在什么地方正偷看。
忽然，县里的一个纸级警官快速跑到广场上，将棕色大马停在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挥了一下鞭子，对那个农民吆喝了起来，――吆喝声冲在玻璃窗上，可是却听不清楚吆喝的是什么。
那农民站起身来，伸出手来指了指远处。警官跳下马来，身子摆动了一下，又将鞭子交给了农民，然后抓住扶手，笨重地走上台阶，进到了乡政府的大门里面……
四处又恢复了寂静。
马掀起蹄子，在软软的地上踢了两下。
驿站里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脑后拖着一条黄色的短辫、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对可爱的眼睛。她手里捧着一只边上有缺口的大托盘，盘子里放着餐具。她走近前来，咬着嘴唇，不住地点头，给母亲行礼。
“你好，姑娘！”母亲很亲热地打招呼。
“您好！”
姑娘在桌子上摆着盘子和茶具，忽然很活泼地说：
“方才抓了一个坏人，就要带走了！”
“什么样的坏人？”
“我不知道……”
“那人干了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姑娘重复了一遍。“我只听说――抓了人，乡政府的看门的跑去请警察局长去了。”
母亲朝窗外望了一望，――广场上来了许多农民。有的慢慢地、十分镇静地走着；有的一边走一边急急忙忙地扣着皮袄的纽扣。大家都在乡政府门前的台阶旁站住了，眼睛望着左边的地方。
姑娘也跟着向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母亲被颤动了一下，将凳子底下的箱子又朝里面塞了塞，把披由朝头上一披，很快地走到门口，一面压拦住一种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企图赶快逃去的愿望……
当她走到台阶上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她觉得呼吸困难，腿也麻木了，――被反绑了两手的雷宾在广场中央走着。
两个乡警和他并排走着，手里的棍子有节奏地在地上敲着，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此刻，母亲茫然若失了。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雷宾在说话，她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的话却在她心里的一片黑暗的、战栗的空虚中消失了，没有回声。
母亲恢复了知觉，透了口气，――台阶旁边站着一个蓄着浅色大胡子的农民，他用蓝眼睛盯着她的脸望着。
她不住地咳嗽起来，用她那吓得发软的两手摆着喉咙，费力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唔，您看吧！”农民回答了，就转过身去。这时又来了一个农民，站在他的旁边。
乡警在群众面前站住。
群众的人数很快地增加了可是仍旧不作声。这时，人群的上空突然发出了雷宾那粗壮的声音。
“正教的信徒们！你们听说过写着我们农民生活的真理的那些可靠的书吗？我就是因为那些书受苦的，那些书是我散给大家的！信徒们！”
人们蜂拥而至地围住了雷宾。
他怕声音非常镇定，不快不慢，使母亲渐渐清醒过来。
“听见了吗？”另外一个农民用手在那蓝眼睛的农民腰上戳了一下，低声问道。
那人没有回答他，抬起头来又对母亲望了望。另外那个农民也朝母亲看了一眼。这个人比较年轻，蓄着稀稀落落的黑胡子，瘦削的脸上全是雀斑。接着，两个人都离开了台阶，走到一边去了。
“他们在害怕！”母亲直觉地判断。
她的注意力也更加敏锐了。
在高高的台阶上，她很清楚地看到了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那被打伤了的黑脸，看到了他眼睛里放出的热烈的光。
她希望雷宾也能看见她，于是，她勇敢地踮起了脚跟儿，向他伸长了脖子。
人们阴郁地、将信将疑地望着他，沉默不语，只有在后排的人群中，可以听到声音压得很低的谈话。
“老乡们！”雷宾尽量提高着迟钝的声音说。“你们要相信那些书，为了这些书，我连死都不怕，他们打我，折磨我，想要我说出这些书的来源，他们还要打我，可是我都能忍得住！因为这些书里讲的是真理，这真理对我们来说应该比面包还重要，――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站在台阶旁边的一个农民轻轻地问。
那个蓝眼睛的农民慢吞吞地回答他道：
“现在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不会死两次，死一次总是免不了的……”
群众们默默地在那里站着，蹙着眉头阴郁万分，大家身上仿佛压着一种看不见却很重的东西。
那个警官在台阶上出现了，身子摇摇晃晃的，用喝醉了的声音怒吼道：
“谁他妈的在这儿讲话呢？”
他忽然跑下台阶，揪住了雷宾的头发，将他的头猛烈地推撞着。
“是你在胡说八道！狗东西！他妈的！”
群众蠕动起来，开始发出嗡嗡的谈论声。
母亲内心的痛苦没法表达出来，只得低下头。
这会儿忽然又听见了雷宾的声音：
“好，乡亲们，大家看啊……”
“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