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可是你听着，――要是我打了你，然后再由我来审判你，那么你会怎么想呢……”
“看我叫人来带你出去！”法庭管理员严厉地说。
“带到哪里去？为什么？”
“带你到外面去。省得你瞎嚷嚷……”
蒲金对大家看了一遍，声音并不太高地说道：
“他们顶要紧的是要人不说话……”
“你以为应该怎么样？！”那老头声色俱厉、态度粗暴地叫喝着。
蒲金把双手一摊，把声音压低了一些，又说话了：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法庭上除了亲戚之外，不准大家来旁听？假使你审判得很公平，那么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来审判啊？怕什么呢？对不？”
萨莫依洛夫又重复地说着，可是声音已经响了一些：
“审判不公平，这是真的！……”
母亲想要把自己从尼古拉那儿听来的有关审判不公平的话告诉他，可是这个问题她并不是完全理解，而且有些话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
她一边努力地回忆着，一边离开人群，走到一旁。
就在这会儿，她发觉有一个生着淡色口须的年轻人正在望着她。他把右手放在裤兜里，因此看上去左肩要比右肩低一些。
母亲对这种较为特别的姿态觉得有点熟悉。可是，这当口儿，那人已经转过身去了。再加上母亲急于回想那些关于审判不公平的话，所以很快就把他惯例忘到脑后了。
但是，过了不多一会儿，母亲听见了一句不很高的问话：
“是她？”
另外一个比较响亮的声音高兴地回答：
“对！”
母亲回头看了一看。
那个肩膀一高一低的男子侧着身子站在她旁边，正在跟旁边一个穿短大衣和长靴的黑发黑须的青年说话。
她的记忆重又那么不安地颤动了一下。可是又得不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在她心里不可抗拒地燃烧着要对这些人们讲述儿子的真理的愿望，她想知道，这些人要说些什么话来反对这种真理，她想从他们的言语里来推测判决的结果。
“难道这样干也就算是审判了？”她小心而气愤地对西佐夫说。“他们只问是谁干的，可是为什么干，他们却不问。况且他们都是些老人，年轻人应该由年轻人来审判……”
“对对，”西佐夫说，“我们老年人很难懂得这些，很难！”
他这样说着，一边沉思地摇了摇头。
那个老管理员开了法庭的大门，然后对人群喊：
“亲戚家人，拿出入场票来！”
一个不欢悦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什么入场票，――简直像进马戏院！哼！”
所有的人现在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和焦躁。他们也渐渐地随便起来了，纷纷喧闹，和开门的嚷嚷着。
 25
西佐夫坐在长凳子上，嘴里不停地嘟哝着，不知在说些什么。
“你说什么？”母亲忍不住问。
“嗳，当人民啊是是傻瓜……”
这时，响起一阵铃声。
接着有人很随便地宣布说：
“审判开始……”
所有的人又都站起来。法官重又按照原来的次序入席。被告也再次被带上来。
“坚持住！”西佐夫说。“检察官要说话了。”
母亲伸长脖颈，全身都向前使着劲儿，几乎是在新的可怕的等待中呆住了。
只见检察官侧身对丰法官们站着，面朝着他们，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之上，先喘了口气，便开始讲起来，一边讲，一边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右手。
最初的几句话母亲听不清。他的声音流畅而不明晰，有时快有时慢，没有规律。他的话单调地联成一长条，恰似衣服上的一条线迹，一会又急急地飞起来，好像砂糖上面的一群苍蝇猝然飞起来盘旋不止。可是在他的话里，母亲找不出一点可怕的东西和威胁的意味儿。确确实实，他的话语像霜雪一样的冷，像灰烬一般的苍白无力，一句句不断地落下来，仿若干燥的灰尘，使法庭里充满了一种令人感到难过和厌烦的东西。
而这种喋喋不休的、缺乏感情的言语，大概对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都依然那么平静地坐着，照样窃窃耳语，有时还相对微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笑容，故意皱着眉头。
“他说得不对！”西佐夫悄悄地说。
母亲是说不出这句话的。她听着检查官的话，知道他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构成大家的罪状；检察官的话是让人生气的，他先说完了巴威尔的事，又开始讲菲佳的事，他将菲佳和巴威尔并列，然后又执拗地把蒲金和他们推在一起，――好像他是想把大家紧紧地叠在一起包装起来缝在一个袋里。
可是，他的话的表面意义既不能使母亲满意，也不能使她感动和害怕。他依旧期盼着可怕的东西，执拗地在言语之外，――在检察官的脸上、眼睛里、声音里以及他那不慌不忙地在空中的手上，――寻找这种东西。
可怕的东西是有的，她已感觉到它，不过，它是不可捉摸的、不能确定的；它重新又用冷酷而有刺激性的情绪包住了她的心房。……
母亲望着法官们――他们听着这种陈述，也一定会感到无聊。因为在他们那些没有生气的、黄色和灰色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检察官的陈述，好像是在空气中抛散了一种肉眼所看不到的烟雾，这种烟雾不断地扩大着弥漫着，浓烈地集聚在法官们的四周，用冷淡和倦怠的期待的云雾将他们紧紧地包裹住。首席法官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在他眼睛后面的两个灰点有时忽然就消失了，在苍白的脸上融解了。
母亲看着这种死气沉沉的漠不关心的情形，看着这种并没有恶意的冷淡的场面，心里困惑不解地发问：
“这也算是在审判？”
这个疑问重重地压住了她的心，渐渐榨出可怕期待，使她的喉咙被一种非常强烈的受了屈辱的感觉紧紧扼住。
不知为什么，检察官的话突然中止了，后来他又很快地、短短地补充了几句，并向法官们行了个礼最后搓着双手坐下去了。
贵族代表转着眼睛，向他点了点头；市长也伸了伸手，乡长望着自己的肚子平淡地微笑着。
但是，他的话很显然不能使法官们满意，他们连动都没动。
“辩论，”小老头儿将一份卷宗拿到自己面前，说，“辩护人费陀赛耶夫，玛尔柯夫，查加洛夫的辩论……”
那个母亲曾在尼古拉家里见过的律师站了起来。他有一张善良的宽脸，小小的眼睛微笑着，闪烁出光华，――好像是从褐色的眉毛下面放出一把利剪似的在空中剪着什么。他从容不迫地、洪亮而清晰地讲起来。
然而，母亲有点听不懂他的话。
西佐夫附在她耳边问：
“他说的您懂吗？懂？他说的这些人是失掉理智的。这是说的菲奥多尔吗？”
沉甸甸的失望压住了她，她没有回答。屈辱的感觉越来越强，抑制着她的心。现在，母亲开始明白，为什么她最初期待着公平的审判了。因为她总以为可以听见儿子的真理和法官的真理之间的来峻而正直的争辩。她以为，法官们会向巴威尔盘问很久，专心而详细地问到他的内在生活，用锐利的眼光研究他的全部思想行动和他的全部生活。当他们看到巴威尔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会公正地、高声而痛快地说：
“这个人是对的！”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仿佛被告和法官是隔得远不可及的，而对于被告们，法官几乎完全是多余的。
母亲感到了疲乏，对于审判完全失去了兴趣，她不再听辩论的话了，生气地想道：
“就这样也就算是审判了？”
“骂得好！”西佐夫赞许似地说。
这会儿说话的已经是另外一个律师了。他身材矮小，面孔尖削而脸色苍白，流露着嘲笑的样子。
而法官们常常阻止并打断他。
检察官跳起来，又忆又急地说了几句，大概是关于记录，他的脸上带着恼怒的神色。
后来首席法官开始训话，――那个律师毕恭毕敬地低着头听完了他的训话，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有话就统统都说出来吧！”西佐夫说。“统统都说出来吧！”
法庭里一时间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好像点燃了战斗的兴奋。律师辛辣的言论刺激着法官们的厚脸皮。法官们好像挤得更紧了，他们纷纷鼓着腮帮，预备击退这些尖锐辛辣的言语的进攻。
但就在这但，巴威尔站了起来，周围突然安静了，大厅里鸦雀无声。
母亲一见儿子，全身紧张地朝前扑着。
巴威尔镇定自若地站在那里，每句话都掷地有声：
“我是一名党员，我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要讲的，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依照我的也拒绝了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着对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检察官将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行动称做反抗政府的暴动，他始终将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严正专用明，在我们看来，专政政治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的锁链，它只是我们应该替人民除去的最初的一个锁链……”
在这种坚定果敢的声音之下，大厅里显得更加寂静了。他的声音好像扩大了法庭的四壁，巴威尔好像渐渐地离开了人们，退到了一旁，就像浮雕一般愈来愈突出了……
法官们笨重地不安地摇动起来。贵族代表在那个面孔懒洋洋的法官耳边说了一句话，那个法官点了点头，转过头去跟首席法官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