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

 
  武松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施恩这样的黑道人物、地方恶霸相结交，在水浒世界里是并不被看作违背英雄信条的，因为后者虽然祸害众生，但他们都好赖会几手拳脚，又对武松十分相敬，大家都属于好汉这一级别，于是自然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这就是武松的义，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义，这也就是中国旧时社会的义，对此种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就留给列位看官去评说。 
  现在再要说的是武松的快意恩仇。 
  什么叫快意恩仇，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被视为行事的绝对信条，而无需经过理性、良知的拷问。 
  武松是从斗杀西门庆开始他的复仇与报恩行动的：为给无辜被害死的兄长伸冤，武松痛下辣手诛杀潘金莲、西门庆，这是报仇；然后，在他被押往东平府申请发落的上路前，取了十二三两银子送给郓哥的老爹，因为此前他叫乔郓哥帮同打官司时，曾许下给郓哥十几两银子做本钱，这是报恩－－列位看官须知武松此时并不宽裕，在他投案前，曾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现在要上府城听候最终发落，更是处处需要用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武二郎还能不忘对一个小孩子的许诺，这是他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的难能之处（这种事列位看官是万万不要指望李忠、周通辈能做到的）。 
  此后武松的人生之旅，就更成了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发配到孟州城安平寨，吃了施恩几顿酒肉，就去替他平了蒋门神；张都监赞他两声“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要收他做亲随体己人，就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随鞭执镫，伏侍恩相。”武松是真心感激张都监的“抬举”的，张都监设下圈套，使人诈喊“有贼”时，武松立即做出反应：“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是何等的忠心耿耿！简直要让人替张都监的因愚蠢而失一人才而惋惜了。 
  但是勇烈的武松一但复仇，那也是彻底血腥：大闹飞云浦，一举诛杀两个公人、两个杀手，而后折返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亲随、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里，烛影中，刀光霍霍，腰刀砍缺了口，再换朴刀，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折返回来，再寻着了－－不是撞着了－－两三个妇女，都搠死在房中。 
  就这样，武松郁积的愤怒终被漫天血雨所冲刷，而在这怒焰冲天的杀戮的背后，正是血祭的快意－－恩情应铭心，仇恨也同样要入骨，在复仇的血腥杀戮中，获得了生命尊严强烈的自我认定的快感，便如武松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正是“快意”二字的最好注脚。 
  于是有十几人－－多是女人、儿童－－成了英雄义侠武松刀下的冤魂。容与堂本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句旁，批了个字：“恶！”又批曰：“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干脆将此时乱砍乱杀的武松称为被恶魔驱使的代表。 
  也许这种评价会让列位看官中喜爱尊崇武松的某些朋友难堪，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水浒世界里奉行快意恩仇的也不是武松一人，实际上整个梁山大寨就是如此，试看一部《水浒》中，举凡梁山好汉的对头，如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但破了庄园和城镇，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哪一次不是“老少悉数不留”、满门尽灭！（前后只逃脱了扈成、梁中书、梁夫人，还有一个被双枪将董平强霸去的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宋江攻破祝家庄后，还一度与吴用商议要尽屠祝家庄，总算石秀因曾得钟离老人之助而求情，全庄才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包括他们这些大肆屠灭的壮举，却一直被传诵着，如清人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这段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象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扳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真是恶极！！ 
  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无论是“完美”的武松的快意恩仇，还是金圣叹的大唱赞歌，以及血溅鸳鸯楼故事的被久远传诵等背后，都有值得现代中国人深长思之的地方。它实在应被现代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地反剩［参看“匪魂话题（上）”之“快意恩仇”］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