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魂魔影

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他在进入准备自杀的房间之前说的话。“他告诉我，要我们等十分钟，如果听下列声音的就进去。”根据其他在场的人说，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在这样一种受压抑的时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明显的原因使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四段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随后又迅速地跑下来，瞪大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奥托・根舍少校离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元首警卫队的几名青年军官找在一起，向他们布置任务。他们的紧急任务是把两具尸体抬出下暗堡。根舍很快又返回来，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的正前方，两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胸前，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作为一个军人，根舍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从沉重的拱形铁门听到枪声，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事实上，枪声要通过两道门，因为在希特勒卧室前面还有一同小门厅。
  希待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 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月22日，也许更早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枪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尤利乌斯・夏勃曾经见到他从卧室保险柜里拿走那支手枪的。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位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这一声枪响。事后，哈斯教授同欣克交谈时，他还不大清楚爱娃是否准备使用手枪。这要由她选择。她想用手枪的话，肯定她确实相当熟悉怎么开枪。但哈斯建议她一定不要用手枪。
  事后证实，希特勒采纳的不仅仅是哈斯教授的办法，而且也是他的高级军事人员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的建议，希特勒把他的黑色瓦瑟手枪对准他的铁灰色的右太阳穴，然后咬破胶囊，同时紧扣扳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他这样做显然需要集中一切意志力采取最后的猛烈行动。所以，这一枪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一声枪响。还在冒烟的手枪从希特勒的右手滚落下来，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这是氰化钾毒剂很快起作用的迹象。因为多数用手枪自杀的人一般是紧握自杀工具的。一种辛辣的火药昧和氰化钾的苦杏仁味混杂在一起，充满他不通风的小屋，但还没有渗到门厅和外边的走廓。
  爱娃・希特勒躺在她吞下毒药前所坐的舒适位置上，小手枪放在她的颜色鲜艳的子绢旁。希特勒的躯体颓然倒下，但仍然躺在蓝白色天鹅绒沙发上。血从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涌出来。那天早上才插上温室里采来的郁金香和白水仙花的小巧的德累斯顿花瓶，倒在爱娃大腿旁边，水溅在爱娃的蓝色春装上。花瓶掉在地毯上并没有打破。林格作为一名侍卫，总想把一切东西放整齐，他拾起花瓶，看看有没有裂纹，把掉在地上的花枝重新手入花瓶，又放在桌子上。根舍说，“至少有两分钟（这是非常长的两分钟），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或做什么，只是看着林格摆弄花瓶。”根舍终于从恍馏状态申清醒过来，他要林格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搬开，把两床军用毛毯铺在地板上。然后他才离开房间去找附近警卫室里待命的元首警卫队的三名青年军官。在这个时刻，第六名目击者军医施通姆费格上校才来到。他检查了两具尸体，宣布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已经死亡。戈培尔、鲍曼和阿克斯曼都默默无言地旁观着。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最大的头子希姆莱离开了吕贝克，和他的最后的一些同伙来到荷尔斯泰因的玛朗特古堡安身。4 月30 日，在与奥托・奥仑道夫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争论后，希姆莱将一个大沙发推到壁炉近前，奥仑道夫不断地向壁炉里投放劈柴。在党卫军领袖身旁的一个路易十五世用过的独脚小圆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希姆莱脸色阴沉。午夜，当听到柏林电台播发的一则消息时，他惊得目瞪口呆。收音机音响效果很差，但希姆莱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元首已去世..元帅邓尼茨接任帝国总统..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竟没有提到“忠诚的海因里希”！帝国党卫军总监气得脸色发白。面对着同样被惊呆了的奥托・奥伦道夫和也来听广播的城堡女主人，他大肆攻击、谴责他以前所崇拜的偶像所作的这一令他大为恼火的安排。其言词之激烈，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他还不知道希特勒在遗瞩中提到的对他的判决：在我死前，我要将党卫军总监、内政部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戈林和希姆莱擅自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阴谋夺取政权..这是背叛，大逆不道，变节..是与国家为敌的罪人..
  第五节逃亡
  德国各地到处流传着令人毛骨惊然的消息。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来自东方的难民讲述着一桩桩极其可怕的见闻。他们说，妇女被强奸，被俘的军官被拷打，伤员被无情地枪决。在柏林，党卫军队员和盖世太保分子被捕后立即处死，人们用铁锤把穆瓦森步枪的弹壳钉进他们的后脑。
  在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们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保安处特务和盖世太保警察是最少抱有幻想的人。由于罪行累累，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休想得到宽大。
  当第一轮审讯开始时，保安处和党卫军的各种组织被宣布为“犯罪集团”。不管个人是否犯有罪行，只要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就被视作罪犯，并给以法律制裁。
  在此之前，作为职业情报人员，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官员每天都能了解到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任何宣传部不能粉饰他们收到的报告。自1944年初，他们就已坦率地承认，前途难卜，败绩惨重。
  在末日即将到来之际，纳粹党的权贵们也沉而于悲观颓丧之中。那些没有完全被昔日的政治热情所驱使、对帝国命运稍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认真地思考着保证自己及其家眷的逃命方法问题。
  但是，他们的种种计划遇到了比当初想象的大得多的障碍。
  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警察网。在整个德国，盖世太保的官员和职员不下45， 000人，安全警察65， 000人，保安处的情报人员10万人，隶属于库特・达吕格领导的穿制服的治安警察280万人。党卫军的告密分子、临时密探和间谍还不在其数。在纳粹党与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与党卫军，党卫军与保安处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帝国专员与纳粹党大区领袖争权夺利，常常进行着紧张的角斗。总之，依照一个通常的说法，人人都在受人监视，人人都在监视别人。
  利沃夫集中营的幸存者、 20 多年来专门从事追捕纳粹罪犯的西蒙・维森培尔在他的新著（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中提到：战争结束时，盖世太保的主要成员都曾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专门机构为他们伪造了新的身份证。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于1945年1月搬迁。保安局大部分“专职人员”后来迁移到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山区的阿尔多塞镇附近。那里的办公用房十分简陋，人员数量受到最大限度的压缩。不可想象，他们在那里拥有系统地制造伪证的器材设备。
  如果真是这样，纳粹党和保安局的领导人甚至参谋部的某些军官理应是优先获得假造证件的人。然而，他们并未获碍。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以及希特勒的贴身侍卫官缨勒和沙德尔不愿在失去元首后继续活下去，都以戈培尔为榜样各自独立核算了。希姆莱在被捕时只有几张业余运动员的假证件。戈林在审讯后，也自杀了。最后一任空军司令冯・克莱姆元帅1945年6月24日在斯拉兹堡医院服毒自杀。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早就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5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
  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 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