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之后

    刘爱雨想回一趟家了，从98年出来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原来，她嫌弃油坊门的贫穷落后，讨厌村里人的愚昧和自私，她想摆脱他们，但是，他们牢牢地粘在她身上，即使在梦里，她也经常回到那个尘土飞扬的小山村，她的身边，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她惊醒后，又气恼又无奈，同时心里空落落地，无所依托。
    赵波说：“要不要我陪你回去？”
    刘爱雨说：“不用了，我一个人去。”
    刘爱雨从北京机场，飞到了咸阳机场，当波音747穿行在云海之上，机舱里，好多人都闭目养神时，刘爱雨毫无睡意。
    她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打赌，她和陈望春，谁先在北京扎根谁赢。
    那时候的北京，遥不可及，一晃二十年了，像做了一场梦。
    从咸阳机场到老家，还要坐三四个小时的班车，整二十年了，北京从三环扩展到了六环，但回油坊门的路仍然坑洼不平，起伏颠簸，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路上多了几辆车而已。
    刘爱雨到家时，已是黄昏，她拉着皮箱，走过街巷，皮箱的咕噜声，惊动了很多人，他们走出门口，看见一个被夕阳照得通红的时髦女子，进了刘麦秆家。他们想了半天，这才反应过来，是刘爱雨回家了，这个消息在几分钟里传遍了村子，当刘爱雨放下皮箱，在院子里转悠时，一大群人涌了进来。
    几天之前，刘爱雨就在考虑回家后，如何和村里人见面的问题。
    油坊门的习俗，在外干事打工的人回来，至少得给村里人敬一根烟，刘爱雨带了两条软中华，最高档的香烟了。
    刘爱雨给在场的每一个男人都敬了烟，接烟的看见是软中华，都小心翼翼地点着，慢慢地品尝，并赞不绝口。
    从赞美软中华开始，他们开始夸奖刘爱雨了，说一看她就是干大事的样子，这个问她在哪高就，哪个问她每月赚多少钱，七嘴八舌地。
    刘爱雨说：“我在北京当保姆。”
    人们相信了她的话，说：“只要能赚打钱，掏茅厕也行；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
    六爷虽然还活着，但重病在身，已经几天不吃不喝了，大约撑不了几日。
    村长牛大舌头也卧床了，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走一步路都很困难。
    晚饭后，刘爱雨去看六爷和村长牛大舌头，刘爷躺在炕上，气若游丝，但看见刘爱雨，眼睛亮了一下，嘴唇蠕动着，但听不出说什么。
    刘爱雨把她带来的北京烤鸭，给六爷掰了一小块，喂六爷吃，但六爷只是嘴里动了动，咽不下去。
    刘爱雨想起二十年前，六爷鼓励她和陈望春，小子丫头，好好跑，到北京了，给六爷买只烤鸭吃，六爷这一辈子就圆满了。
    刘爷挣扎着说：“女子，你跟了你娘，心好：何采菊对你有恩，你找找她。”刘爱雨拉着六爷的手，泪如雨下。
    村长牛大舌头靠在被子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脸憋得乌青，他看见刘爱雨，抬抬手让她坐，却说不出话来。
    牛大舌头年轻时霸道威武。
    那时候，他常将偷瓜摘桃的毛孩子，撵得鸡飞狗跳。
    有一次，刘爱雨的母亲田明丽上工来迟了，村长牛大舌头当着全村人的面，将田明丽日娘捣老子地骂了一通，田明丽回家痛哭流涕。
    刘爱雨和陈望春给田明丽报仇，他们藏在芦苇丛里，用弹弓将村长牛大舌头的额头打出了一个大包。
    二十年前，刘爱雨和陈望春开始一场长跑时，村长牛大舌头是站在陈望春一边的，他相信金钥匙，断言黄毛丫头成不了大事。
    刘爱雨看着他肿胀的面庞，他的眯成一道缝的眼睛，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起当年的话？
    刘爱雨没看见陈背篓，他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肯定在家，但他不愿看见刘爱雨的风光，只能关上门，缩在屋子里。
    刘爱雨望着魁星楼，感觉它不像当年那么高大了，难道它也像人老了一样，佝偻了腰？
    刘麦秆急切地向刘爱雨问这问那，刘爱雨不搭理他，她和他无话可说。
    这天晚上，刘爱雨睡在自己的屋子里，整整一夜，她没有合眼，前半夜，灯熄了后，屋子里的老鼠便开始活动，它们追逐打闹，吱吱地叫着，蹿来蹿去。
    刘爱雨从小就怕老鼠和蛇，她怕老鼠钻进她的被窝，便拉亮了灯，灯一亮，老鼠逃窜得无影无踪，但刘爱雨不敢再熄灯了。
    她很小的时候，屋子就已经很破了，听说是她爷爷手里修的，一到雨天，屋子里就四处漏水。
    刘爱雨最难忘的是，狂风暴雨的夜里，她被雷声惊醒后，看见母亲端着脸盆，在她的身上接雨滴。
    现在，能透过屋顶看见夜空，墙壁也裂了很大的口子，刘爱雨担心蛇会钻了进来。
    这么一折腾，她睡意全无，索性不睡了，到院子里。
    农历十五前后，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地上一片光亮，无论在广州还是北京，刘爱雨都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亮和这么干净的星空，村子里很静，没有鸡鸣狗叫，只有秋虫的唧唧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刘爱雨提了篮子，里面装了香纸和酒肉，她要去桃花台祭奠她娘。
    刘麦秆要一块去，刘爱雨冷冷地拒绝了，她想和她娘坐一坐，说说话。
    去桃花台的路，几乎全被半人高的野草所覆盖，看出路的样子，放眼望去，除了地里的庄稼，所有的空地上都长满了野草。
    刘爱雨准备了一根棍子，这么茂密的野草里，肯定有蛇，她挥舞着棍子，打草惊蛇。
    要不是坟前栽着一棵合欢树，刘爱雨简直就找不到母亲的坟，嚣张的野草覆盖了整个坟地，只有拨开杂草，才能找见坟头。
    跪在母亲的坟前，刘爱雨有深深的愧疚，她和父亲赌气，和村里人赌气，十四年不回家，母亲就在这里翘首而望，她坟头的几束烂漫的野花，就是她期盼的目光。
    纸钱烧着了，纸灰飞上了半空，那是母亲的手吗？如果是，那么这些年，她活得太苦了，在人世间，她吃尽了苦，没有享一天的福，到了阴间；她又寂寞冷清，坟头的荒草，都无人清理。
    由此，刘爱雨对父亲又多了一份怨气。
    刘爱雨后悔没有带一把镰刀来，她只好用手拔，好些年不做体力活了，杂草又高又密，拔起来很费劲，但她一定要把母亲的坟头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费了好大功夫，流了一身汗，她终于拔完了杂草，手上也打了几个血泡，疼得钻心。
    刘爱雨再次跪了下来，点上一把香，给母亲供上一只北京烤鸭。
    母亲活着时，吃一个白面馒头都是痴心妄想，更不用说烤鸭了，刘爱雨现在有能力让母亲吃好、喝好、穿好、玩好了，但她和母亲却阴阳两隔，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深重的无奈，刘爱雨流下了痛心伤感的泪水。
    村里仍然没有何采菊的信息时，刘爱雨心里沉甸甸的，门前的合欢树又长粗了不少，睹树思人，刘爱雨又想起了夏秋的傍晚，合欢树下那一幕幕欢乐的场景，想到了挂在树上的、那件精美的、最终风化了戏服。
    这次回家，刘爱雨有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家里盖一栋楼，把原来的房子全都拆掉。
    在外漂泊流浪多年，刘爱雨梦中最多的是老家，她意识到了，这一生，无论她走得多远，始终走不出故乡的梦境。
    她也想让陈背篓，让油坊门的人都看看，她一个被人唾弃的弱女子，这些年做了什么。
    刘爱雨去找东亮，这个和刘爱雨陈望春同班的同学，当年，他们一直打打闹闹的，那个时候，东亮就是个小霸王，现在，他在刘爱雨面前居然有点拘谨。
    东亮前些年在外包工程，送了礼，走了关系，好不容易把活包到手，却迟迟不见工程款，只好从银行贷款垫资；工程完工了，要钱时，推诿扯皮，踢皮球一样，最终拿到一叠白条。
    东亮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之后，只给私人干活，小打小闹。
    刘爱雨拿出一张图纸，问东亮，能看懂吗？
    东亮大工程都干过，一栋小洋楼的图纸对他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张图是赵波按照刘爱雨的想法设计的，新颖、独特、别致，和乡下的小洋楼大不一样。
    东亮眼睛一亮，连连夸奖小楼设计得真漂亮，是红河川道里第一家，和你这个比，陈背篓的那个土楼简直就是个丑八怪。
    刘爱雨脸色一沉，说，不提他。
    刘爱雨问：“修这样一栋楼多少钱？”
    东亮打开计算器，压了一阵，说：“大概三十万。”
    刘爱雨说：“行！这个活就给你做了；咱丑话说在前头，一要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不得擅自修改。二是不得偷工减料，质量第一。”
    东亮说：“放心吧，再糊弄谁，也不能糊弄你。”
    刘爱雨问：“得多长时间？”
    东亮说：“不到两个月。”
    刘爱雨说：“给你三个月，活做细做好，我十一月份验收。”
    刘爱雨给了东亮二十万元启动款，又加上一条软中华说：“有劳你了。”
    故乡之行，令刘爱雨最伤感的是油坊门学校的关闭，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乡村教育在大调整，地方政府打着优化教育资源的旗号，大规模地撤并学校，小学集中到乡镇，初中集中到县城，高中集中到市上，尽管群众反对、呼吁、请愿、上访，但都改变不了既定方针，油坊门学校在这次狂潮中，未能幸免。
    油漆斑驳的校门上锁着一根粗壮的铁链，校门口的两棵松柏树，不知被谁挖走了，留下了两个大坑，像两个伤疤。
    围墙上刷写的标语，残留不全，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只剩下“穷教育苦孩子”，不知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因素。
    刘爱雨爬上铁门，翻了进去，校园里杂草横生，落叶铺了厚厚的一层，校园中央的国旗台还在，铝合金的旗杆歪斜着，没有了那一面迎风招展的国旗，学生时代，每周一升旗仪式的情景，再次浮现刘爱雨眼前。
    本来就破败的教室，因为没有了人气的滋养，加速地衰老了，屋脊塌陷，有的屋顶还破了几个大洞，屋瓦上长着野草。
    刘爱雨找到了初三（1）班教室，门锁着，但窗户开着，她跳进了教室，桌凳还在，只是落了厚厚一层尘土，上面居然也长了草。
    在最后面的一排，刘爱雨找到了她的课桌，拔了一把草，擦去桌面上的土，于是，一行小字露了出来：小龙女书嘱夫君杨郎，珍重万千，务求相聚，十六年后，在此相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
    简陋的学生灶前，那栋烟囱还高高地矗立着，操场上，唯一的篮球架子倒了，满目所及全是荒草。
    刘爱雨用手机疯狂地拍照，一张又一张，每一个勾起她回忆的景物都不放过，一连拍了有几十张。
    刘爱雨在家呆了四五天就回了北京。
    她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去了他们老家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这里的王主任和她有一面之交，她请他吃过饭，互相留了电话。
    老家的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经常到北京来，来了后的吃住，大多是办事处安排。
    刘爱雨找王主任，想让他介绍认识一下家乡的领导。
    王主任说：“啥领导？在老家是个官，在北京就是只蚂蚁，有机会，一定让你们一起坐坐。”
    机会来了，两个多月后，县里居然在北京搞了一个书画展，借此宣扬书画之乡的魅力，书记县长带头，领了几十名各部门的负责人，京城里有头有脸的老乡都被请了去捧场，王主任给刘爱雨搞了一个名额。
    刘爱雨准时去了，场面非常壮观，先后有十几人发了言，都是肉麻到骨子里的、捧场的话，然后送了纪念品。
    在贵宾名单上，刘爱雨居然发现了陈望春的名字，家乡人没有忘记他，但刘爱雨却没有见到他，也无法知道他的联系电话。
    刘爱雨戴着嘉宾的胸牌，和家乡的李县长认识并互留了电话。
    第二天，刘爱雨便邀李县长吃饭，地点在凯越大酒店，菜当然是海鲜了。
    刘爱雨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李县长夸奖刘爱雨逆境中成才，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了一段传奇，是一个异常经典的励志故事。
    刘爱雨委婉地请求李县长，能不能把荒废不用的油坊门学校卖给她。
    投桃报李，刘爱雨打算为家乡做点贡献，李县长欣然同意。
    这是一次愉快的会见，分手时，李县长热情相邀她常回家看看，下次回家，一定要说一声。
    办妥了这件事，刘爱雨的一个愿望了却了，轻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