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

我曾经作为福淳爷的副手，在村里做过几年大队干部，后来因为好写点东西，被调到县通讯组去了。但我的父母仍在村里，我也就时常回家，而每次回到村里，又一定去看望福淳爷。我们成了忘年交，爷儿俩经常守着一壶酒，一盘青豆，一谈就是半夜。我深知他的欢乐和烦恼，甚至对他的死也有预感。我太了解他了。
    福淳爷属于解放后农村的第一批基层干部。而他当干部，说起来几乎不可信。
    我们村是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同姓村，村里中农居多，最大的地主不到二百亩地，因此，土改就不像外村那么轰轰烈烈。
    福淳爷家属于下中农，显见得分不到多少土改果实。但他生*管些闲事，当地称为“场里人”。就是说，婚丧嫁娶、危难纠纷，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解放前夕，为帮几家穷户租地借粮的事，曾多次和几家小地主闹翻脸。他希望老少爷们都能吃上饭，可是空有抱负，无法实现。
    土改开始后，他对共产党打富济贫的主张拍手叫好，跑里跑外，做了许多工作。土改结束，自己什么也没要。工作队长看他大公无私，又很有组织能力，就问他：“你热爱不热爱共产党？”
    “热爱！”福淳爷没有丝毫的犹豫。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入党呢？”
    “——入就入！”
    于是，福淳爷入党了，并当上了村支书。那时，他才三十岁多一点，中等身量，显得魁梧结实，紫微微的四方脸膛，腮边卷着几根软须，一眼看去，豁达晓畅而又有心数，正值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时候。他认准了共产党是为庄稼人谋福利的，决计拼一腔热血，创一番事业，让子孙后代永远过上好日子。
    说实在话，如果按照党章要求，福淳爷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党员。然而，他确确实实当了二十几年党支部书记。
    福淳爷不懂共产主义理论，甚至连几句像样的官话也不会说。有一年批林批孔搞得热火，他去县里参加了半个月的学习，回到村里神色黯然，只在队长会上传达了一句：“孔先生被打倒了。”那副神态，像刚刚参加完一个追悼会。以前，他听人说过，孔夫子是个讲学的。因此，他老把孔夫子叫成孔先生。福淳爷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
    但运动来了，他又无法逃脱。特别工作队一进村，作为大队支书，他要在社员会上作报告。而作报告是要讲许多大道理的，福淳爷肚里没词儿，就有些做难了。因此在他的报告里，便时常夹杂一些“嗯嗨呵呢”、“因也此所”之类的废话。而且肚子一挺一挺的，很使劲。有一次正讲得带劲，突然停住了。先前大家倒并不怎么认真听，因为总是不得要领，这时反注意起来。工作队和一千多个社员盯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我还在农村，正坐在他左边主持会议。福淳爷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扯扯我，小声说：“你接着讲。”说完匆匆走了。第二天，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尴尬地笑笑说：“奶奶的，裤腰带断了！”
    福淳爷没文化，处理事情常常有违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一不顺心就发火、骂人，而且有时用烟袋锅敲着脑袋骂。自然，那骂法是有讲究的，子侄辈的骂娘，孙子辈的骂奶奶，从来不会错（此地风俗，这是仅限于本族内一种亲切的骂法，不同于一般的骂人）。有时候，他还打人。
    那年，我刚提拔成大队干部，正好碰上两个小伙子在当街打架，好凶！我急忙跑上去，一边拼命拉架，一边让他们各自说理。他们谁也不听。一群小青年在一旁呐喊助威，并不拉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真有些束手无策了。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小声说：“来了，来了！”我回头看，只见福淳爷大踏步赶来了，两眼冒着凶光。
    我正要上前说说情况，福淳爷却摆了摆手，表示不必。只见他弯腰脱下一只鞋拎在手里，赤着脚悄悄偎上去，猛地扬起来：“劈啪！劈啪！……”每人照腚三鞋底，一边嘴里给自己使劲：“吭！吭！吭……”
    两人骤然遭到袭击，抬起头，一看是福淳爷，慌忙松开手，撒腿跑了。还不时回头看，生怕他追上来。等跑出一段路回身看时，福淳爷正坐在地上穿鞋，一边冲他们点头晃脑：“甭跑哇？”他们不跑了，可也不敢靠近了。
    这样的官未免是非不分。事后，福淳爷却说：“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理不理？一句错话就闹起来，越分辨越麻烦。干脆，揍跑他们，等双方消了气，屁事没有。谁有工夫和他们磨牙！”
    当然，福淳爷解决矛盾，并不一律用鞋底，有时候还很有耐性，这要看什么对象。
    八队五保户七奶奶，喂了三只老母鸡，常放出去啄大田的麦子。有一年冬天，队长雷子带着社员在西河洼挖沟，中途回村拿东西，刚到村头，发现三只母鸡在麦田里一字儿排开，正啄得欢。雷子一看就火了，弯腰拾起几块碎砖头，拔步就追，几只母鸡惊得“咯咯”乱飞，一只大黑狗也跟着跳来跳去，围追堵截。雷子撩开长腿，追到七奶奶门口时，把三只鸡全砸死了。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七奶奶奔出屋来，又哭又骂，要雷子赔鸡。雷子一拧脖子筋：“砸死活该！”七奶奶一头撞进雷子怀里，耍起赖来：“龟孙羔子，你把我也砸死吧！”许多老年人围着看，谁也不敢劝说。福淳爷可巧路过，他问明情况，弯腰拾起三只母鸡，一下子摔到雷子脚底下：“去！社员不正在西河洼干活吗？拿去褪褪毛，烧一锅鸡汤送去。队里拿几个钱，买几只鸡赔她。屁大的事，嚷嚷什么！”雷子正被缠得一筹莫展，一听这话顿开茅塞，朝七奶奶打个响鼻，提起鸡乐颠颠地走了。不过几句话，烟消云散，七奶奶没话说了。
    第二天，雷子买了三只母鸡，给七奶奶送去。他前脚出门，福淳爷后脚进了屋。他和七奶奶同辈，叔嫂偶尔也开点玩笑，这次却一本正经的样子，往七奶奶床沿上一坐，先装上一袋烟递上去，然后凑凑身子：“我说七嫂，你也老糊涂了，大田的麦子让鸡糟踏，你不心疼？”
    “谁不心疼？我咋知道鸡去啄麦呢！”七奶奶“吱吱”地吸着烟，装起糊涂来。
    “是这话。我看你也不是故意。”福淳爷顾全她那点老面子，并不揭穿，“往下呢，可要把鸡看好。都把鸡放出去吃麦，来年喝西北风吗？你五保指靠什么？——这些年雷子待你好不好？”
    “好！我没说不好。”七奶奶嘴有点软了。
    “是喽！集体就是家，大伙都要爱护才对。你说呢？”
    七奶奶脸红了，讪讪地说：“老三，你甭划圈子啦！我的鸡再吃大田的麦子，砸死活该。”
    福淳爷眨眨眼，诡谲地笑了：“你要再放鸡吃麦，等你死了，我让雷子送你火葬场去！”
    七奶奶最怕火化，伸出烟袋锅敲着福淳爷的头：“老三，看我不砸烂你的狗头！”
    福淳爷缩着脖子夺回烟袋，欠欠屁股出了门，又回头说：“甭说狗头驴头，到时候反正我当家。”说完，把长烟袋杆往脖子里一插，摇摇晃晃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