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大唐荣耀

    首先是用来抽样的田地及收成，能否代表整个关中的平均田地产出。
    李晔随便派锦卫下去打听一下，便获知，户部实际只取了三块田地做样本，且这三块田地分别来自万年、长安和泾阳三县，全是京师周边最富庶之地。很明显，户部官员并不是想统计出更准确的数据，而是想多给自己这个天子报喜。
    其次，各县报上的水田数，是否属实。
    每到岁末，便也是考核各司各地官员政绩的时候，俗称「大考」，考核结果共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可简单分为上、中、下三等。若得上等，便具备了被提拔的资格；若得中等，可留任或调动；若只得下等，轻则降职罚薪，重则直接罢免。
    李晔亲自参与了考核标准的制定，他摒弃了原有的「四善」「二十七罪」那一套，一切以实绩为准，并着重点出农桑、乡练、赋税三条，以为首要考核点，随后吏部按天子的要求制定了全新的考核标准。
    当时李晔便有预感，自己这种重成绩、轻德行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下面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虚报政绩。这几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可什么叫德行，又如何量化，如何评价？且不说德行二字，一直都是垄断话语权的门阀大族手里的最有力工具……如今这个惶惶乱世，容不得掺杂太多虚无的东西。遥想东汉末年，曹操践行「唯才是举」，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李晔只能再在监督上发力，提前与刘崇望及考功郎中韦次之有过交待，需对地方报来的结果严加甄别，若最终考核失据，吏部考功官员将一并受罚、且加重处罚。
    先前就已有地方官员虚报户口，并被吏部查核出来。
    而此次报上的田亩数，自然也难免有大量水分……
    将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后，再来看这三百万石的稻谷收成，怕是水分更多。
    其中具体有多少水分，李晔估不出来。
    凭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统计手段和工具，也无从去估算。
    但李晔知道的是，即便就算成三百万石收成，按报上来的面积数平摊下来，关中水稻亩产也只有八斗。实在是有些低。
    亏得李晔先前设立了司农寺，有官吏专司如何增产，否则，连这八斗的亩产都未必能保得住……
    说到底，关中的地力已经在下降了。
    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演化进程。
    而且李晔还知道，历史上唐末五代的气温也在持续走低，将一年比一年低，这同样对关中农桑生产不利。
    想到这里，李晔不禁又将目光投向了南方。夺下三川，毫无疑问，才是朝廷的当务之急，且也是朝廷耕战养国的长久之基。
    若能再沿江而下，据有荆襄之地，那朝廷将永远不再为粮食发愁……
    关于粮食，其实也有一个好消息传来，杜让能受自己所托，派人去闽地寻访占城稻，果真寻到了一种新稻种，已提前运了一袋至京城。
    不过，当地人并不称其为占城稻，而是「长米」或「野稻」。前者是因该稻谷米粒狭长，与圆润的中原水稻形状有异；后者是因为该稻谷并未种植开来，且口感极差，又干又涩，寻常百姓根本就不会栽种，更别说大户大家了，只有逃入山林的隐户或世居山野的野农才种。
    而且，这种水稻的产量，似乎也远没有天子说得那么高。
    只有一点如天子所说，便是该稻种极易存活，对灌溉和地力的要求很低。
    李晔捧在手里细细观察，也说不准，它是否就是占城稻，然后他又剥了一颗放入嘴里咀嚼，确实口感很差，有一种嚼干谷草的感觉。
    但李晔觉得这个问题并
    不大，任何一种外来作物的传入，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只是大部分都被本土淘汰了，而留存下来的，一旦能与本土融合，必将能展现出它新的生命力。包括人们对它口感的适应，其中也有一个相互「迁就」的过程。
    只要它真是占城稻，历史已给出过答案，它就是那个会在华夏大地上焕发光彩、赋予这片大地新能量的新作物。
    所以，无论如何，李晔都会尝试的。
    他让杜让能为自己选来精通种植之人，并预备就在宫里开辟一块水田，专用以培植这种水稻。
    水稻收割后，两项政事随之而来。
    一是开常平仓，收购百姓手中余粮。
    既是调节粮价，防范谷贱伤农，也是为朝廷积蓄粮草，预备来年南征。
    关中百姓家中肯定有余粮。今年关中还算得风调雨顺，并无天灾，且今年关内所有战事，皆在京畿四面，京畿各县亦无战乱。如今关中人口大减，加之朝廷大力推行土地均分，据各地报上来的数据，便是万年县这种门阀大户聚集地，大量田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普通的农户家里，也至少有四十亩田地，更别说其他县乡。这些田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光自家人吃，肯定是吃不完的。
    更主要的是，今夏朝廷并未征田赋，粮食一直在农户们自己手里。
    可常平仓已开半月，收购上来的粮食，竟不足八万石。
    这引起了朝廷许多官员的不满，纷纷建言，重启和籴之法，强行征购粮食。
    这些建言首先在杜让能那里就通不过。
    闹到天子这边后，也被李晔直接否定。
    很明显，百姓们不愿交出粮食，储藏在家中，或拿去贱价换购布匹、盐、肉食、铁器等生活物品，就是在历经多年的官府和官兵欺压敲诈后，已对朝廷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若此时再强行征购，岂非继续扩大了这种不信任？
    如果说在用粮食换购其他物品的过程中，平常百姓愚昧，看不出其中隐形的差价，那更明显的事例，便是百姓宁愿将宿麦以三十文每斗的价格卖与粮贩，也不愿意卖与常平仓给出的每斗三十八文。
    对此，李晔也很无奈。
    只能说，他如今是在为大唐过往天子和朝廷的荒唐行径买单，不能怪到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