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在嘉庆年间，每年需经费银1700两。这么大费用，自始即为盐衙和盐商捐助。建院时，盐政善福、监掣同知苏尔通阿、宋维琦、解韬等，批准盐商首领张东冈等的捐助申请。张等以子弟在书院就学，情愿每年捐助膏火银857两，随即又捐生徒盘费银300两。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五年(1800)书院每年开支在1800～1900两之间，盐商原定额捐不足支用，但据实给予新的资助，每年约计共捐2200两。书院因经费来源靠盐务，所以生徒名额扩大及膏火银额数，系由盐院决定。如嘉庆十五年(1810)盐政阿克敦决定增给随课生员盘川银各4.5两，道光十七年(1837)监掣同知姚莹改建书院房舍。乐仪书院给学生的资助较为优厚，嘉庆十三年(1808)规定，诸生中的正课生每月膏火银3两，附课生减半，为1.5两，童生正课生2两，附课生1两，这个数额给足了学生的伙食费。此外，书院月课奖也不少。书院半月一考试，评定学生等第，诸生中第一名的给奖银1两，第二、三名奖银0.8两，其他27名中超等奖的给银0.6两。童生月课奖银为诸生的一半。全年举行月课20次，每次给奖名额又多，好学生得奖学金的机会很多。书院的鼓励，有利于贫寒子弟的就学和激励学生的上进，使得仪征出现大量科举人才。 
    笔者统计，从顺治十八年至同治十三年的210多年间，仪征中进士60人，其中还有状元，其人数之多，等第之高，在全国一千数百个州县中居于上等地位。徽州来的移民，有的成了文化世家，如四世修缮仪征学宫的许承远家族，即为科第世家。许松龄善隶书，所写隶书轴十六字：“渴霓狞龙，气吐颜杜，宝刀一喝，骏神欲舞。”受到郑板桥推崇，在其轴上续写十六字以赞之，词曰：“浑古迂拙，精满骨脱，钟繇欲死，中郎欲活。”（《郑板桥全集》）许氏已成为仪征乡绅，是徽州移民与当地结合的一个典型家族。 
世态剪影（四）
第26节 扬州盐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1)
    笔者在前述《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说到仪征人才兴起的一个缘由，是移民的徽州盐商致力于当地文教事业，然所述甚浅，因而有进一步研究的愿望，现在探讨清代以徽商为主体的盐商与扬州文化教育、地方公益事业的关系，希望揭示较多的事实，以利认识的深入。 
    徽州商人的到达扬州，要比山西、陕西商人晚一些，大体上说，在15世纪及16世纪上半叶的明代陕西山西(西商)商人是两淮盐商的主角，而16世纪下半叶角色的变化，则是徽商日益占居主要地位，到17、18世纪的清代，徽商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了。 
    扬州是古代文化名城，历来以盐漕之利而著称，在清代尤其因盐业而凸显其地位。嘉庆间监修《扬州府志》的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谓扬州“盐荚之利，邦赋攸赖”（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阿克当阿《序》）。表明盐利不仅对扬州，更对国家财政有重大意义。他的同僚德庆则云：“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庆《序》）说明了扬州在盐政、漕政、河政中的重要地位。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利和盐政，这是人们的共识。清代徽商在扬州以业盐为主，典业居其次。嘉庆《两淮盐法志》写到，在扬州的原籍徽州休宁人，“多以盐荚起家”（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人物》），反映这种事实。因此说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是徽商的主体成分，所谓徽商、徽州盐商，可以视为同义语。徽商成为扬州社会新成员，新的社会活泼因素。 
    外来的商人要能事业兴旺，在新居地扎下根，安家置业，长子育孙，除了要会做买卖，更要像在“仪征”文中所说的，设法被当地民众接受，为地方多做好事，以取悦于土著。所谓好事，主要是大力参与地方社会建设，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即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水陆交通建设和社会慈善救济。在这儿我们将了解徽商在扬州进行的文化教育建设活动及其成效。 
    兴办书院和义学 
    扬州府、两淮盐政倡导书院建设，然而商人却是出力最多，造士甚夥，成就显著。所办书院主要有三所，即府城的安定、梅花和仪征的乐仪。梅花书院，创办于明中期，由地方官和盐官主持，先后名甘泉山书馆、崇亚书院，明末废。雍正十二年(1734)祖籍徽州的绅商马曰琯出资重建，所谓“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十六《学校》），定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年(1739)由盐衙支给诸生膏火费，书院收留学生60名，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种，正课生每年给膏火银36两，附课生12两。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曰琯的儿子振伯呈请完全归盐院管理，运使朱孝纯劝告商人捐修，并定每年经费数额。书院平时有考试，由地方官主持的为官课，由书院掌院进行的为院课，都是每月举行一次，奖励优等者银两，连续获奖者升等。安定书院，系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办于崇祯十五年(1662)，雍正十一年(1733)巡盐御史高斌、运使尹会一，“以广陵名郡，人文渊薮，亟宜振兴，议即旧址重建，谕商公捐”（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商人和士人也希望仿照省会的书院规制办好书院，众商乃捐银7400两修葺一新。所收学生人数先后有所不同，初期定额60名，亦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等，给膏火费同于梅花书院，住院学习的，于常额外日增膏火三分，此外参加乡试，资送路费，中举者，则予树旗杆，送匾额的荣誉。两个书院的掌院，据李斗在《扬州画舫录》所说，“皆知名有道之士”。确实如此，康雍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如储大文，翰林院编修；陈祖范，国子监司业；沈起元，光禄寺卿；杭世骏，编修；蒋士铨，编修；赵翼，探花，道员；吴锡麒，国子监祭酒；姚鼐，刑部郎中；茅元铭，内阁学士，等等。这些人中，有的是诗坛领袖，有的是史学大家，有的是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几乎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都有传记，文章被收在《清经世文编》中。书院有名师，又给膏火费，尤其是发放岁科两试及乡试路费，颇能吸引学子就学，所谓“来学者，四远麇至”（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卷五十五《碑刻》）。两所书院，均以诸生、监生为教育对象，培养出一批科举人才和学者，诚如李斗所说，“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他们中有管一清，进士，善属文，工诗；梁国治，少时肄业于此，官至大学士；秦黉、秦恩复父子，皆进士、编修；任大椿，及其弟子汪廷珍，均进士，经学家；谢溶生，刑部侍郎；段玉裁，古文字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经学大家；汪中，经学家；刘台拱，精于三礼；洪亮吉，博通经史，今世以人口论著称；孙星衍，经学、音韵学家，等等。上面说的基本上是嘉庆及其以前的事，咸丰间扬州各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中恢复安定、梅花以及广陵书院，由盐衙将专门犒赏军队的一部分银子，经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批准，移作这三个书院的经费。仪征乐仪书院的开办与业绩在“仪征”文业已交待，这里不作赘述。 
世态剪影（四）
第26节 扬州盐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2)
    两淮盐商所建设、资助的书院，在三所之外，还有维扬书院，系明朝中叶巡盐御史雷应龙创建，后废；敬亭书院，两淮商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建立，令士子诵读其中，后废毁。 
    在书院建设的同时，盐商资助开蒙的义学。扬州府城原有义学三间，后增为五所，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郡城广大，义学太少，愿意资助，遂于12门各设一所，得到盐衙允准（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盐商在扬州资助开办的学校不少，且有不同类型，惟以安定、梅花、乐仪三书院最有成就。 
    两淮的徽州盐商，不仅在扬州办学，还关心原籍的文化事业。徽州有两个紫阳书院，乾隆时，一个已废，一个经费不足，总商鲍志道念及乡梓，求得两淮盐政的同意，每年从淮南杂项中拨银3720两资助设在徽州城里的紫阳书院，又出己财3000两，修复书院房舍；同时拿出8000两银子存放在两淮官库，收利息援助城外的紫阳书院，“由是两书院不复告匮，而(徽州)六县之来学者，咸给其求，自宋以来，于斯为盛”（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五《碑刻》）。 
    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办学之外，盐商以其资力从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 
    李斗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所谓诗文之会，实际是讲的一些绅商招募宾客，研究学术和文艺，下面述说李斗讲的几个事例，然后作一点小结。 
    小玲珑山馆是马曰琯家的，马曰琯为“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著有《沙河逸老诗集》，本身就是一位力学的学者，康熙帝南巡，两次赐予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