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约翰.托兰

 
  战地美术记者约翰·格罗斯随一个步兵连等待渡江。在过去的几周里，他访问了希腊、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部队，现在有机会亲眼目睹进攻中的同胞了。 
  格罗斯感到像个被遗弃的孤儿，他身边踡伏着一个怕得要死的美国兵。这个美国兵说，“我的两条腿走都走不动了”。 
  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一排坦克附近。“伙计你有伴了”，格罗斯说。 
   “我该做些什么，先生？”美国兵问。 
  格罗斯想起亨利·海明威的《英勇的红徽章》里的故事：他开始想逃跑，后来想到他的兄弟们会说他是胆小鬼。于是格罗斯把故事讲给这个年轻士兵听。 
   “你们班其余的人全在那边儿，”格罗斯说，“你不走，他们会知道你没和他们在一起的。到了晚上，看你对他们怎么交待。” 
   “多谢，先生”，这个士兵说完就朝一条船跑去。 
  格罗斯原打算在南岸一直等到对岸安全了再过去。格罗斯现在为了使那个怕得要死的士兵进入险境得负点责任了，他也疾跑到河边。那儿有一群人湿漉漉地正在发抖，他们的船翻了，正等着疏散。格罗斯见到一位神态自若的工兵，他是第77战斗工兵连的，这支黑人部队先前由查尔斯·布西中尉指挥，现在由戴维·卡尔斯利中尉指挥。格罗斯问这位工兵他是否可以搭船渡江。 
   “你这该死的找对人了。我在这儿就是为了不让一个人留在这边。上来吧。” 
  一枚炮弹在江心爆炸，激起高高的水柱打在格罗斯身上，疯狂摇动的船桨早已把他打湿了。终于，船上的人们爬上岸，开始向一座陡峭的山攀登。前头的士兵跳进敌人的散兵坑，然后像从蹦床上反弹起来似地又突然蹦出去。格罗斯瞪着眼朝坑里看：他看见一具无头的死尸，其他敌人的尸体到处都是，凝固汽油弹的火舌还在吞噬着他们。 
  这儿不像在诺曼底，美军和德军都倒在四散在地上的信纸、干粮，烟盒和快照堆里。在这里，格罗斯只是偶尔看到一个饭碗，一双便鞋，几张当作卫生纸用的传单。格罗斯跟着由一名中尉带领的一个排继续前进。他们悄悄地沿着河岸往下走，遇到了往回走的车辆——担架上躺着伤员。一颗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炸着了两个人，格罗斯看到一个人倒在了树丛里，他的两条腿被炸飞了。另一个美国兵紧紧抓着他的右腿哀叫着：“我被击中了！”  
  看护兵爬向树丛里的那个人，血从那人嘴里汩汩地往外流。看护兵用步兵夹克裹紧伤员，格罗斯脱下他的军用胶布夹雨衣给伤员盖上，然后与趴在雪地上的第二个士兵交谈。这名战士说他自己是列兵约·汉德逊，来自阿肯色州哈里斯博格。 
  这个排准备向下一个目标进发。“你不介意把汉德逊送到岸边吧？”中尉排长问格罗斯。格罗斯欣然同意，他已经看够了。 
  格罗斯像副拐杖，扶着汉德逊慢慢地向河边走去。他们和树丛里那个垂危的人一道被抬上一辆水陆两用车。汉德逊在营急救站处理好腿伤后，格罗斯扶他朝疏散伤员的吉普车走去。他们在路上看见一摊血，还有扔掉的毯子和衣服。最上头是格罗斯的军用胶布夹雨衣和夹克，下面盖着的士兵已经死了。在吉普车边，格罗斯和汉德逊握手告别。这时格罗斯才感到自己有多冷，跑向血滩边找回他的衣服。 
  他再次渡过江，画他的战地素描。偶尔有敌人的零星炮弹落下来。他沿着堤岸走到新拿下的一个小镇里。在一间被遗弃的屋子里，他发现两张不协调的肖像——一张是圣母和圣婴的彩色石画，另一张是毛泽东的肖像。刚出镇子，他遇上一名押送着两个战俘的韩国士兵。韩国兵误以为格罗斯是美军军官，就急忙把战俘移交给他后跑开了。两个战俘是北朝鲜人，穿着肮脏的棉制服。一个好像手臂负了伤，另一个还在流血，他的手指甲掀了起来，只连着一点儿皮。 
  格罗斯从枪套里掏出45毫米手枪，这是他第一次干这种事。他像一个单独作战的突击队员，押着战俘向后方走。他突然发现他押着三个战俘，不只两个了。第三个是个面目冷酷，赤着脚穿着破烂的中国兵。他从哪儿加进来的？显然他一直躲着，后来才决定做格罗斯的俘虏，因为这个美术家个子不大，看起来也不那么军人气。 
  看着首批部队渡过汉江后，李奇微在江边他的指挥部同第25师师长会合。有消息说麦克阿瑟将于上午晚些时候抵达水原。早都料到会如此，李奇微乘了一架轻型飞机去迎接将军。刚一飞上天，他就告诉驾驶员林奇飞越汉江。他想亲眼目睹这次行动。看到河滩有一片干燥的、铺满砾石的着陆地，林奇把飞机停下来，将军走在先头部队第 25师官兵中间。一切进展顺利，他们朝水原飞去。 
  在那儿，李奇微见到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说，“如果此次行动达到预期目的，你就可以用你的部队干一切能干的事情了。” 
  李奇微承认他在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起有关“撕裂者行动”的事。他机敏地补充说，他告诉记者们在他以往的经历中，从未得到上司如此多的大力支持。这似乎是讨好麦克阿瑟。“不要受他们的任何影响”，麦克阿瑟又说，“马修，任何时候，只要你认为对的你就做，不要考虑我想要你怎么做。干吧，出了错，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麦克阿瑟用几小时视察了骑兵1师。回到水原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肯定料到这次招待会将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他过分自信地说：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在春季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即使在目前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我们显然也可遏制住共军的攻势。他们休想凭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朝鲜。”敌人已经败了两次。“必须做出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决定——决定权要远远超出授予我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权限，决定权既不是纯政治性的，也不是纯军事性的，而是必须通过这些决定，把由于红色中国在朝鲜不宣而战导致未解决的、混乱不堪的难题提交到最大国际范围内寻求答案。” 
  拉瑟福德·鲍特和其他记者吃惊地感觉到此番话将会对第8集团军的士气产生影响。鲍特报导说，“实际上，他是在告诉部队他们将被推上死亡线，因为政府除了穷于应付根本没有政策。麦克阿瑟发表谈话的目的当然是针对远在朝鲜以外的读者。” 
  这些话不只意在华盛顿，而且也是讲给北京听的。麦克阿瑟对中国诋毁而具挑战性的言词出口时，恰值美国政府正试图把毛泽东拉到谈判桌边之时，艾奇逊大怒。当时华盛顿正与它的盟友讨论这一问题，以图寻求某种解决办法。“从朝鲜刮出的这阵风，使每个人感到死亡的威胁，表明这位将军对盟国正与美国官方讨论的问题毫无同情心，并煽动美国舆论对其政府正在考虑的事情的敌对情绪。” 
  两天后，当“撕裂者行动”一直向北推进时，麦克阿瑟又发动了以使他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的战役。当合众社的休·贝利问及以后的作战计划时，麦克阿瑟回答说，“这个问题更多地牵扯到军事指挥官的职责以外的重大决定，这些决定绝不能忽视一场拖延的和没有什么结果的战役会使盟军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对华全面开战。
3 
  在战争的狂飙席卷一条50英里的前线时，在麦克阿瑟的公共卫生军官、陆军准将克罗福德·F·萨姆斯的东京办公室里，正在发生一件使人震惊的潜在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一名深入到东海岸元山附近敌人阵地后方的特工通过电台报告说，敌军正染上一种疾病，其症状是发高烧、腰痛、头痛，大面积疮肿。萨姆斯将军担心这是一种没见过的满洲地方性流行病。要是中国人带来这种瘟疫，就会把没有进行免疫的联合国军消灭。萨姆斯向麦克阿瑟报告说，这种瘟疫可以像流感一样通过呼吸道迅速地，大范围地扩散。黑死病（鼠疫）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这种疾病是黑死病的一种后期症状，此事和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重大。 
  萨姆斯详细查询了战场上所有医务人员，发现没有人熟悉这种瘟疫，而在北朝鲜也没有任何卫生谍报人员。48岁的萨姆斯决定自己必须亲自去这个地方，以确定是否真存在一种瘟疫。他在埃及时曾见到过这种流行病，因此对此病有所了解，此外他熟悉元山地形。他求助于在特别行动部队和海军中的朋友把他一人或带一小队人马运到海岸，以期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一行动全部由海军中尉尤金·克拉克筹划，他曾在仁川搞过两星期的间谍活动，对元山一带也很熟悉。这次行动对克拉克而言简直是轻车熟路。他并未感到有多少困难，只是确实担心被染上这种瘟疫。 
   “别着急，中尉，”萨姆斯说，“我会给你和其他人注射疫苗的，但你应知道要分阶段打，共打三针，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好吧，你就碰运气吧，我也听天由命了。” 
  克拉克考虑到北朝鲜人也许会有萨姆斯的照片，于是机敏地提醒他最好刮去胡子假扮成外科医生。萨姆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不想成为另一个迪恩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