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约翰.托兰

他说，巨济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使美军丢尽了脸，这种局面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整肃巨济岛意味着要流血”，波特纳答道。 
   “干你必须得干的事。我支持你”。 
  波特纳随即飞往釜山，当晚下榻在扬特将军处。两人与杜德一起共进晚餐。杜德是波特纳在西点时的老朋友，他就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向这位新长官作了警告。粗壮的波特纳自感比他的前几任更优越几分。“首先，我直接从克拉克将军处得到明确指示——为重新控制战俘营，他会全力支持我采取任何行动。其次，目前大军云集巨济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杜德和科尔森时为大。”他再次强调了在亚洲的9年经历。“我不光会讲汉语，也同样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也一并将他处罚。陆军部对上述决定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波特纳接到报告，说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一个美国兵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时的波特纳简直无愧于他的绰号。“由于汲取了杜德的教训，起初我决定先置身事外。后来我发现我的参谋人员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办起事来很不得力，而我以前曾同他们打过10多年交道，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盟邦，还是作为敌人，况且，我还是这里的总管。于是，我决定承担起责任。” 
  为不引起注意，他带上随从参谋，乘吉普车绕道来到中国人战俘营。他们见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集中营里，近6000名中国战俘，人手一面蓝色或黄色小旗，正在有节奏地高声或低声吟唱着，手中的旗帜也随之舞动，在集中营外面，数千美军士兵喧嚣成一团，好像正在旁观一场大火或者争看一场演出。他们一面挥动着拳头，一面向中国人喊着粗话。  
  波特纳命令一个随从，二级准尉罗伯特·米尔斯，去把这伙美军的头头、志愿军战俘头儿外加一名翻译一同找来。“不要通知其他人，也不要让这帮家伙看见你。” 
  米尔斯带回一个谢了顶，留有一撮小胡子和一身步兵装束的人。 
   “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是我。”说话者是9团3营营长罗伯特·加勒特中校。 
   “这是怎么搞的，真见鬼！让那些与该集中营无关的美国杂种滚蛋！” 
  不到半小时，加勒特报告说示威已停止。调查表明一名战俘被杀，责任在美方。波特纳派人送去20卷手纸和一夸脱红药水，让中国人制作举行葬礼用的纸花。 “我告诉他们，我将派一名美军上尉代表我出席葬礼。他们要求让7000名战俘步行去墓地，对此我加以拒绝。但我安排了一辆配有卫兵的卡车，用来运送尸体和参加葬礼的人。此后，中国战俘营再也未找我的麻烦。” 
   5月17日，克拉克将军通知乔伊上将，不再在巨济岛进行个人甄别。“只要可行，即派联络官通知共产党方面，说大约8万人将重归其控制。同时指明，只要他们原则上同意修正后的数字，不久即可得到一份至少不低于该数字的战俘花名册。” 
  克拉克的建议使乔伊及代表们大为震惊。他们答复克拉克，“我们认为，提供给共产党的任何新数字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重复一下，确定的数字。而不是阁下信件中所计划的那个大约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绝对必要。联合国军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个新的、庞大的不确定数字，必将使其倍受鼓舞，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谴责行动。而由此造成的对问题的拖延，又要迫使联合国军再次增大刚刚提交的数字。总之，提交一个新的不确定数字，关系到联合国军能否坚持其鲜明的立场。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为提防将来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或逃跑，波特纳构思出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首先，逐渐控制拥挤超员的所有战俘营；第二，拆毁那些不适宜居住的战俘营和难民村；第三，将参与骚乱的战俘驱往新落成的小型集中营，每营至多不超过500人。最后一步几星期后实施，而头两步必须立即执行。“我还对战俘施以手腕，旨在使北朝鲜人与中国人相互为敌。我先到中国人那边。为诱其上钩，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言辞迷惑他们，让他们觉得似乎他们得听北朝鲜人的。后来中国人发觉在我面前丢了‘面子’，于是，他们和北朝鲜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另一方面，北朝鲜人试图压我谈判，但我需要时间来建立管理规章。因此，我让部下将战俘们写给我的信全都交到我手上。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觉得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于是大吼了一声，‘战俘岂可谈判！’结果反把副官吓了一跳。” 
  随着战俘营内紧张局势与日剧增，一些观察家对波特纳的推土机策略提出了抗议。美联社报道说，波特纳是以“沙袋、掩体和重新配置的火力”来支持其政策的。在各个战略据点都修筑起掩体，“每个掩体都由2至3名联合国军士兵24小时轮番执勤。车箱四周架设着50毫米口径机关枪的卡车在集中营门口警戒。22辆坦克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一俟命令下达，即可马上出击。波特纳还下令将位于集中营区角落里的岗楼向外挪移50英尺，给机枪手们以更为广阔的射击视角。”不用说，波特纳来前，岗楼是位于集中营区里面的。为避免侵扰，他就把它们移到外面。一周之内，波特纳整顿了管理局，剔除了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动员起全部军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命令他们枪不离手。他向各个集中营下达命令，让战俘们降下旗帜，涂掉带侮辱性字眼儿的标语，并捣毁共产党领袖的塑像。不过，他往往留出一个恰当的时间，以让他们从容照办。 
   “我们从未使他们感到意外，”波特纳追述道，“所有的命令都以书面形式下达。有关内容不仅通知他们的头头，还通过广播让所有战俘知晓。为不暴露我们的意图，所有参加行动的士兵都是分批分步进行演习。因此，当我们发起行动时，战俘们都对行动的突然性和细微之处的准确性深感惊讶。我勒令营房顶上打信号的战俘限期撤走，他们果然进行抵制。直到从不远处射来一颗8号滑膛枪弹击中一个人的大腿，他们才最后撤离。我的下一道命令是禁止战俘们倚靠环状栅栏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距栅栏5码以内。结果他们服从了。” 
  波特纳还竭力提请美国兵们注意：对他们的战俘给以人道待遇，或许能为在北朝鲜战俘营里的自己人换来较好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