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阳/迈克尔·克莱顿

  “去南加州大学的视频实验室。我还在想办法复制这些录像带。”
  康纳停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了。”
  “好。10点半再见。”
  “干吗那么早？”
  “10点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电话。
  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你该给我打电话的。”这是《时报》的肯·舒比克，他的声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对不起，给别的事情缠住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帮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顿了一下，“你离这儿不远吧？”
  “大约5个街区的距离。”
  “那么你就过来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电话里谈？”
  “唔……”
  “说吧，肯。你总是喜欢和我在电话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时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桌跟前，头戴耳机，从早到晚打电话。他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输入电脑。我担任新闻发布官那阵子，我的办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时报》大楼仅两个街区。而像肯这样的记者宁愿和我在电话里交谈，也不愿当面聊天。
  “来吧，彼得。”
  这再清楚不过了。
  肯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谈。
  “好吧，就这样，”我说道，“10分钟后见。”
  
  
27
  《洛杉矶时报》是美国赢利最高的报纸。报纸的新闻编辑室占了整整一层楼，面积有一个街区那么大。但是整个区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个部分，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想，它的实际面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个人在那儿工作。标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两两地放在一起，桌上摆着荧光闪闪的电脑，不断发出信号的电话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绕所有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兴许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行。
  肯的工作地点在大楼东侧的城市新闻部。我发现他在办公桌前踱着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说道，“我们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不愿别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吗？”
  “不，别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个韦塞尔。他到这儿来勾引国际部那个新来的姑娘。她还压根儿不了解他。”肯点点头，指着新闻部编辑室的另一头。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户旁，站着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韦塞尔·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电脑终端前的金发女郎调笑，那张狭长的、雪貂般的脸上堆满笑容，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对方，好像戴着一张面具。
  “很逗人喜爱。”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兰人，”肯介绍道，“才来一星期，对威利一无所知。”
  大多数机构里总有像韦塞尔这样的人：他们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对当权者百般奉迎，尽犬马之劳，但其余的人却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威廉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个韦塞尔就像大多数无耻之徒一样，把别人尽往坏处想。对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尽其丑化之能事，因为他坚持认为掩盖是没有必要的。他对别人的弱点特别敏感，对耸人听闻的事件津津乐道。他对事实真相不屑一顾，认为公正的评价是软弱的表现。对韦塞尔来说，真理属于强者，而他就是为强者服务的。
  《时报》的其他记者都对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进中央过道。我跟着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却把我领进了图书馆。这层楼的中央是《时报》的图书馆，它比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还大，设施还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问他。
  “他昨天夜里在这儿，”肯说道，“剧院散场后，我来这儿拿一下采访提纲，准备早上在家里进行采访。我看到韦塞尔在图书馆里。当时大约是深夜11点钟。你知道那个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满脸通红。当然啰，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啰。”我说道。韦塞尔擅长于暗箭伤人。一年前，他曾设法使《星期日纪事》的编辑丢了饭碗。只是到头来，他自己也没有谋到这份差事。
  肯说道：“于是我悄悄地问图书馆夜间管理员莉莉：‘怎么回事？他在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阅警察局关于某个警察的报告。’于是我想，这没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开始感到纳闷。我是说，我仍然是城市新闻部的高级记者，每个月依然要写两篇关于帕克中心的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说不定，这该是我的报道范围呢。因此我就问莉莉，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着。”
  “不错，”肯说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11点钟。”
  “真不赖。”
  “我以为，你想知道呢。”肯说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对莉莉说——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说：‘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无孔不入，不放过报社资料室的任何一份旧日剪报。而且，他显然在帕克中心有内线，会把内部事务的记录透露给他。听说是关于一场儿童性骚扰的审讯，两年前的指控。”
  “嘿，胡说八道。”我说道。
  “那是真的？”肯问道。
  “有过审讯，”我回答道，“但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看着我。“给我说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说道，“我还在当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档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大打出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让我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当我拒绝时，她就说她丈夫对她不满周岁的女儿性骚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还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骚扰。当时进行了预审，由于没有法律证据，指控被撤销。”
  “那好吧，”肯说道，“那么，你当时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皱起了眉头。“旅行？”
  “韦塞尔昨天夜里在设法查阅你的旅行记录。飞机旅行，野餐，旅馆开支……”
  我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摸错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个人照管，你不会去野餐的。”
  “没法去。”
  “那好。”
  我们往图书馆里面走去，来到一个角落上。从那儿透过玻璃可以见到新闻编辑室的城市新闻部。我看到韦塞尔还在和那姑娘聊着，逗她说话。我说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和我过不去？我是说，我可没有得罪过谁，和谁都没有红过脸。我已经3年没干警探了。我是联络官。我是说，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时报》的记者干吗要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