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琴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人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修理、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便变了方向,走到邻垸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打得生痛。他爬起来,拿上书往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垸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垸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有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屋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垸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当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垸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育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育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育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育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后要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育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育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育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育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么?”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育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片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岔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育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育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育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育梅一左一右背靠背地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育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育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育梅的老婆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育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育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育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育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育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育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育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怕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育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疸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育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育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育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杆上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邓育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不止。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至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育梅插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转正。”张英才的情绪就被破坏了,他扭头进屋去刷牙洗脸。
    拿上毛巾牙刷牙膏,走到屋子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站在边上说:“你不该动那凤凰琴。”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那凤凰琴的。”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是在余校长家吃的。是昨夜的剩饭加上野芹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一根白菜杆,拿着嚼。旁边的想学他,伸手捞了几下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种猪食一样的东西,涮干净后,独自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句,一只影子现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见到滚落溪中的是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太自作多情了,见你吃不惯余校长家的伙食,就留了几个红芋给你,没料到你自己备有山珍海味。”他把手中的红芋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走。
    张英才捡起红芋,来到孙四海的门口,有意大口大口地吃给他看。孙四海见了不说话,埋头劈柴。红芋吃光了,张英才只好去开教室的门。孙四海在背后叫:“张老师,今天的课由你讲。”张英才毫不谦虚:“我讲就我讲。”连头也没有回。
    山里的孩子老实,很少提问,张英才照本宣科,觉得讲课当老师并不艰难,全凭嘴皮子,一动口就会。孙四海从头到尾都没来打照面,他也一点不觉得慌。先教生字生词,再朗读课文三五遍,然后划分段落,理解段落大意、课文中心思想,最后是用词造句或模拟课文做一篇作文,上学时老师教他们用的一套他记得一点没走移。余校长在窗外转过几回,邓育梅装作来借粉笔,进了一趟教室,他拿上两支粉笔后道:“张老师一定得了万站长真传,课讲得好极了。”
    挨到下学,张英才看到孙四海一身泥土,从后山上下来,钻到屋里烧火做饭。他也尾随着进了屋,见孙四海不大理他,讪讪地说:“孙主任,干脆我上你这儿来搭伙吧?”孙四海冷冷地说:“我不想拍谁的马屁,也不愿别人说我在拍谁的马屁。其实,你没必要和人搭伙,自己屋里搭座灶就成。”张英才说:“我不会搭灶。”孙四海说:“想搭?我和班上的叶碧秋说一下,她父亲是个砌匠,让他明天来。”张英才说:“这不合适吧?”孙四海说:“要是你自己动手做,那才真不合适,家长知道了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说着话旁边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挺招人喜爱,身上衣服虽然也补过,看起来却像天然的。女孩笑笑径直到灶后帮忙烧火。张英才问:“这是谁家的女伢儿?”孙四海答:“她叫李子,她妈就是王小兰。”说时把目光直扫张英才,仿佛说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张英才由于听邓育梅说过孙四海与王小兰的事,见孙四海这么直爽,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转过话题,说:“灶没搭起来,我就在你这儿吃,你撵不走我的。”孙四海怪自己主意出坏了,说:“让你抓住把柄了。先说定,灶一做好就分开。”张英才连忙点点头,孙四海正在切菜,吩咐李子给锅里添一把米。
    吃饭时,孙四海和李子坐在一边,张英才越看越觉得两人长得极像。他记起教室学习栏上有篇范文好像是李子写的,他便端上饭碗边吃边走到教室,范文果然是李子写的。
    题目叫《我的好妈妈》。李子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聚上一担,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可她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张英才看完后,没有回到孙四海的屋里,孙四海喊他将碗送去洗,他才从自己屋里出来,碗里盛着剩下的八只皮蛋。他对李子说:“放学后将这点东西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她好!”李子不肯接。孙四海说:“拿着吧。代你妈谢谢张老师。”李子谢过了,张英才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上抚摸了几下。
    下午是数学课,他先不上数学,将李子的作文抄在黑板上,自己先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学生们齐声朗读十遍。学校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上午上语文,下午上数学,这是全校统一安排的,目的是避免读语文时的吵闹声,干扰了上数学课所需要的安静。三四年级的大声读书声,搅得一二和五六年级不得安宁。邓育梅跑过来,想说话,看到黑板上抄着的作文,脸上有些发白,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余校长没进教室,就在外面转了两趟,也没说什么。
    放学后,笛子声又响了起来。老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英才站在一旁用脚打着拍子,还是压不着那节奏,那旋律慢得别扭,他有点不明白这两支笛子是如何配合得这么好。后来,他干脆就着这旋律朗诵起李子的作文来。他的普通话很好,在这样的傍晚里又特别来情绪,一下子就将孙四海的眼泪弄了出来。降了国旗,张英才拦住邓育梅问:“邓校长,李子的这篇作文你认为写得怎么样?”邓育梅眨着眼皮回答:“首先是你朗诵得好,作文嘛不大好说,你说呢,孙主任?”孙四海一点不回避:“只说一个字:好!”邓育梅逼问了一句:“好在哪里?”孙四海答:“有真情实感。”余校长这时踱过来说:“孙主任,我看你那块茯苓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孙四海说:“底下太硬了,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学生家长来帮忙挖一天。”余校长说:“也好,我那块地的红芋长得不好,干脆提前挖了,让学生们尝个新鲜。家长们来了,叫他们顺带把这事做了。”又说:“邓校长,你家有什么事没有?免得再叫家长来第二次。”邓育梅:“我没事要别人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话没说完,孙四海扭头走了,一边走一边狠狠甩笛子里面的口水。
    李子回家去了,放学时垸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她回去的,在平时,都是孙四海送她。张英才蹲在灶后烧火,几次想和孙四海说话,但见他满脸的阴气就忍住了。直到吃饭,两人都没开口。一顿饭快吃完了,油灯火舌一跳,余校长的小儿子钻进门来,冲着一点声响也没有的屋子叫道:“孙主任、张老师,我妈头痛得要死,我父问你们有止痛的药没有,有就借几粒。”孙四海说:“我没有,志儿。”张英才忙说:“志儿,我有,我给你拿去。”临出门,他回头说:“孙四海,你像个男人。”回到屋里,他将预防万一的一小瓶止痛药,全部给了志儿。
    夜里,张英才无事可干,又弄起了凤凰琴。偶然地,他觉得有些异样,琴盒上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与1981年8月这两排字之间,有几个什么字被别人用小刀刮去了。刮得一点墨迹也没剩,留下一片刀痕。
    外面的月亮很好,他把凤凰琴搬到月亮地里,试着弹了几下。弹不好,月光昏昏的,看不见琴键上的音阶。他好不扫兴,就用钢笔帽猛地拨动琴弦,发出阵阵刺耳的和声。忽然间余校长屋里有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宿在余校长屋里的学生惊慌地哭起来。张英才急步过去,大门闩得死死的,敲不开,他就叫:“余校长!余校长!有事么?要人帮忙么?”余校长在屋里答:“没事,你去睡吧!”他趴在门上,从门缝中听到余校长的老婆在低声抽泣着,那情形是安静下来了。他想了想就绕到屋后,隔着窗户对屋里的学生们说:“别害怕,我是张老师,在替你们守着窗户呢!”刚说完,山坡上亮起了两对绿色的小灯笼,他死死忍住没有惊叫,脚下一点不敢迟疑,飞快地逃回自己屋里。
    进屋后,才记起将凤凰琴忘在外面,还忘了解小便。他不敢开门出去,在后墙根上找了个洞,哗哗啦啦将身子放干净了,就去床上捉蚊子睡觉。凤凰琴在外面过一夜,明早再拿不要紧。
    捉完蚊子,再看几页小说,困意就上来了,这是昨夜没睡好的缘故。他本打算吹灭灯,嘬起嘴巴,又变了主意,从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将煤油灯拧小了。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手臂凉丝丝的。他想父母这时一定还在乘凉,大山杪子上就只有一宗好处,再热的天也热不着。
    虽然困,心里总像有事搁着睡不稳。迷迷糊糊中,听到窗口有动静,一睁眼睛,看到一只枯瘦的白手,正在窗前的桌子上晃动着要抓什么。张英才身上的汗毛一根根都竖起几寸高,枕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本小说集,他抓起来隔着蚊帐朝那只手砸去,同时大叫一声:“抓鬼呀!”那只手哆嗦了一下,跟着就有人说话:“张老师别怕,是我,老余呀。见你灯没熄,想帮你吹熄。睡着了点灯,浪费油,又怕引起火灾。”末了补一句:“学生们交点学杂费不容易呀!”一听是余校长,张英才就没好气了:“这大年纪了,做事还这么鬼鬼祟祟的,叫我一声不就行了!”余校长理拙地应道:“我怕耽误了你的瞌睡。”
    这事过去不一会儿,张英才刚寻到旧梦,余校长又在窗前闹起来,叫得有些急:“张老师,赶快起来帮我一把。”张英才被惊醒后有些烦躁:“你家水井起火了还是怎么的?”余校长说:“不是的,志儿他妈不行了,我一个人动不了手。”张英才赶忙一骨碌地爬起来,跟着余校长进了他老婆的房。前脚还没往里迈,后脚就在往后撤。明爱芬光着半个上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满屋一股恶心的粪臭。余校长在里面说:“张老师,实在无法,就委屈你一回!”张英才看看无奈何了,只有进去。
    一看明爱芬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上憋得像只紫茄子。余校长分析一定是吞了什么东西憋在喉咙里,并简要地数了她以前吞过瓦片、石子和小砖头等东西,张英才心里一动,脸上发愣,想这女人命真大,自杀多次仍还活着。余校长和他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一个人扶着明爱芬,另一个人用手拍她的背,看看能不能让她吐出什么东西来。明爱芬大小便失禁,身上脏得很,余校长自己习惯了,就上去扶,露出背心让张英才拍。张英才不敢用力,拍了几下没效果,余校长就叫他在床沿上练练,连连拍几下余校长不满意,要他再用力些。他心一横,想着这是下谁的黑手,一掌下去,打得床一晃。余校长说:“就这样。非得这样才出得来。”张英才看准那地方猛地一巴掌下去,只见明爱芬颈一哽,哇地吐出一只小瓶子来。正是刚天黑时,志儿去借药,张英才给他的那一只。余校长将明爱芬安顿好,看着她睡过去。明爱芬喉咙一咕哝,说了一句梦话:“死了我也要转正。”
    出得屋来,余校长将志儿从学生们睡的那间屋里,一把提到堂屋,朝屁股上打了几巴掌,骂他多大了还不开窍,又将不该给的东西给他妈。志儿不哭,全身缩成一团。张英才上去讨保,余校长才将他送回床上,并对那些吓醒了的学生说:“没事,明老师又闹病了,大家安心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升国旗呢!”
    送他回屋的路上,两人站在月亮地里说了一会儿话,余校长解释,他家过去发生这类事,从不请别人帮忙,现在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才求他。张英才很奇怪,怎么过去不叫孙四海帮一帮,余校长说自己天黑以后从不去孙四海屋里,怕碰见不方便的事。说了之后又声明,孙四海是少有的好人。张英才请他放心,孙四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任谁也不告诉。张英才又追问邓育梅为人怎么样,余校长表态说这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张英才于是说:“你果真是和事佬一个。”余校长问:“谁告诉你的!”张英才供出是邓育梅,余校长听了反而高兴起来道:“我怕他会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张英才抓住机会问:“那凤凰琴是谁送你爱人明老师的?”余校长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张英才道:“问问就问问呗!”余校长叹口气:“我也想查出来呢,可明老师她死不说明。”张英才不信:“你俩一个学校里住这久,还不知道?”余校长说:“我比她来得晚,最早是她和你舅舅万站长两个。之前,我在部队当兵。”
    张英才有些信这话,分手后,他顺便将凤凰琴拿进屋。到灯下一看,凤凰琴琴弦被谁齐齐地剪断了。
    天刚现亮,就有人来敲门。张英才以为是余校长叫他起来升国旗,开开门,门口站的是怯生生的叶碧秋。叶碧秋说:“张老师,我父来了。”这才看见旁边站着一个模样很沧桑的男人。叶碧秋的父亲很恭敬地道:“张老师,我来打扰了。”张英才忙说:“剥削你的劳动力,真不好意思。”叶碧秋的父亲连忙回答:“张老师你莫这样说,烂泥巴搭个灶最多只能用个十年八载,你教伢儿一个字,可是能受用世世代代的。”张英才不解:“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哪能用世世代代的?”叶碧秋的父亲说:“过几年,她找了婆家,结婚生孩子后,就可以传到下一代,认的字不像公家发的这票那证,不会过期的。”张英才听了心里一动:“你这孩子聪明,婚姻的事别处理早了,让她多发展几年。”叶碧秋的父亲说:“我是准备响应号召,让她搞好计划生育的。”
    听出这话是言不由衷的。叶碧秋的父亲放下工具,也不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就开始搭起灶来。他本来在别处做屋,将人家的事搁一天,先赶到这儿来,到外面两支笛子吹奏国歌时,灶已搭到齐腰高。张英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备着锅。他问孙四海哪里有锅卖,邓育梅一旁听着接腔应了,说自己家里有口锅闲着没用,给他拿来就是。到上课时,邓育梅果然顶着一口黑锅来了。张英才只有谢过并收下。
    大约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张英才从窗户里看到山路上走来了父亲。父亲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和一罐头瓶猪油,还有一瓷缸腌菜。他对父亲说:“正愁没有油炒菜,你就送来了及时雨。”父亲说:“我还以为学校有食堂,带点油来打算让你拌菜吃。”他问:“妈的身体好么?”父亲说:“她呀,三五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张英才见父亲说了一句很文气的话,就说:“父,没想到你的水平也提高了。”父亲说:“儿子为人师表,老子可不能往你脸上抹粪。”张英才嫌父亲后一句话说得太没水平了,就去拆信看。
    信是一个叫姚燕的女同学写来的,三页信纸读了半天才读完。前面都是些废话,如同窗三载,手足情长等等,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姚燕在信上说,毕业以后,除了这一次给他以外,她没有给任何男同学写过信。虽然这话的后面就是此致敬礼,张英才仍读出许多别的意思来。姚燕的歌唱得特别好,年年元旦、元宵、三八、五一、五四、五二三、七一、八一、十一等时节,只要县文化馆举办歌手比赛或晚会,她就报名参加,为此影响了学习,但她总说自己不后悔。姚燕长得不漂亮,但模样很甜很可爱。所以,张英才想也不想就趴到桌子上赶紧写回信,说自己也是第一次给女同学写信等等。
    想到姚燕唱歌,就想到自己将来可以用凤凰琴为她伴奏。他去动一动凤凰琴,才记起琴弦已被人剪断了。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张英才将琴打开后,搁在窗台外面,让断弦垂垂吊吊的样子,去刺激那做贼心虚的人。
    因是第一次来校,余校长非要张英才的父亲上他家吃饭。灶还没有搭好,没理由不去。吃了饭出来,父亲直叹息余校长人好,自己的家庭负担这重,还养着差不多二十个学生,还说:“你舅舅的站长要是让我当,我就将他全家的户口都转了。”张英才说:“你莫瞎表态,舅舅那小官能屙出三尺高的尿?转户口要县公安局长点头才行。”
    说着话,忽然山坡上有人喊余校长派人到下面垸里去领工资。余校长便拉上张英才做伴。到了垸里才搞清,乡文教站的会计给这一带学校的老师送工资和民办教师补助金时,在路上差一点被抢了,幸亏跑得快,只是头上被砸破了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走到垸里后就再也走不动了。余校长签字代领了几个人的补助金,走时安慰那会计说:“这案子好破,你只要叫公安局的人到那些家里没人读书的户里去查就是。”张英才拿了钱后,随口问:“补助金分不分级别?”余校长说:“大家一样多。”张英才默默一算,竟然多出一个人的钱来,心想再问,又怕不便。回校后他就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要舅舅查查为什么这里只有四个民办教师,余校长却领走五个人的补助金。
    两封信都交给了父亲。还嘱咐父亲将姚燕的信寄挂号,怕父亲弄错,他说邮费涨了价,现在挂号得五角。父亲要他给钱。他有点气,说:“父子之间,你把账算得这清干什么,日后有我给钱你用的时候。”父亲听出这话的味:“好好,谁教恩往下流呢!”父亲走时,他正在上课。听见父亲在外面叫一声:“我走了哇!”他走到教室门口挥挥手就转回来。刚过一会儿,叶碧秋的父亲搭好了灶也要走。张英才放下粉笔去送他,他对张英才说:“你父让我转告你,他将那一瓶猪油送给余校长了,他怕你生气,不敢直接和你说。他说他中午在余校长家吃饭,那菜里找半天才能找到几个油星子。”
    这天特别热闹,放学后,国旗刚降下,呼呼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家长。总有十几个,也不喝茶,分了两拨,一拨去挖孙四海茯苓地的排水沟,一拨去帮余校长挖红芋。大家都很忙乎,没人注意到张英才,更没人注意到断了弦的凤凰琴。张英才到孙四海的茯苓地里转了转,大家都在议论。孙四海这块地的茯苓丰收了,地上裂了好些半寸宽的缝,这是底下的茯苓特大,涨的。孙四海头一回笑眯眯地说,自己头几年种的茯苓都跑了香。张英才问什么叫跑了香。孙四海说,茯苓这东西怪得很,你在这儿下的香木菌种,隔了年挖开一看,香木倒是烂得很好,就是一个茯苓也找不到,而离得很远的地方,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窖茯苓来,这是因为香跑到那儿去了,有时候,香会翻过山头,跑到山背后去的。张英才不信,认为这是迷信。大家立即对他有些不满,只顾埋头挖沟不再说话。张英才觉得没趣,便走到余校长的红芋地里。几个大人在前面挥锄猛挖,十几个小学生跟在身后,见到锄头翻出红芋来,就围上去抢,然后送到地头的箩筐里。红芋的确没种好,又挖早了,最大的只有拳头那么大。余校长说,反正长不大了,早点挖还可以多种一季白菜。张英才看见小学生翘屁股趴在地上折腾,初始,心里直发笑,而后见到他们脸上粘着鼻涕粘着泥土,头发上尽是枯死的红芋叶,想到余校长将要像洗红芋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洗干净。他喊道:“同学们别闹,要注意卫生,注意安全。”余校长不依他,反说:“让他们闹去,难得这么快活,泥巴伢儿更可爱。”余校长用手将红芋一拧,上面沾的大部分泥土就掉了,送到嘴边一口咬掉半截,直说鲜甜嫩腻,叫张英才也来一个。张英才拿了一个要去溪边洗,余校长说:“莫洗,洗了不鲜,有白水气味。”他装作没听见,依然去溪边洗了个干净,他不好再回去,只有回屋烧火做饭。
    走到操场中间,听见有童音叫张老师,一看是叶碧秋。他问:“你怎么没回家?”叶碧秋答:“我细姨就住在下面垸里,我父让我上她家去为张老师要点炒菜的油来。”果然,半酒瓶菜油递到了面前。张英才真的有些生气了:“我又没像余校长一人照顾二十几个,怎么会要你去帮我讨吃的呢?”叶碧秋吓得要哭。张英才忙变换口气:“这次就算了,以后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叶碧秋忙放下油瓶,转身欲走。张英才拉住她说:“你帮我一个忙,问问余校长的志儿,他知不知道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见叶碧秋点了头,他就送她回细姨家。进垸后才知道,她细姨就住在邓育梅的隔壁。
    邓育梅见到后又留他吃晚饭,他谎称已吃过,坚决地谢绝了。往回走时,张英才记起叶碧秋刚才走路时款款的样子,很像那个给他写信的女同学姚燕,他有点担心父亲会不会将他的回信弄丢。他又想,可惜叶碧秋比姚燕小许多。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学校里的事几天就熟悉了,每日几件旧事,做起来寂寞得很,凤凰琴弦断了一事,便成了真正的大事件。等了几个星期不见叶碧秋找他汇报情况,反而老躲着他,一放学就往家里跑。星期六下午一上课张英才就宣布,放学后叶碧秋留下来一会儿。叶碧秋果然不敢抢着跑。
    张英才问她:“你问过余志儿没有?”叶碧秋说:“问过,他说是他干的,还要我来告诉你。”张英才说:“那你怎么迟迟不说?”叶碧秋说:“他说他知道我是你派来的特务汉奸。我要是说了,就真的成了特务汉奸。”张英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叶碧秋说:“我父说,是你问我、要我说就不一样。”他说:“我不相信是志儿干的。”叶碧秋说:“我也不相信,志儿尽冒充英雄。”他说:“那你再去问问他。”叶碧秋说:“我不敢问了。上一回,他说他吃了蚯蚓,我说不信,他就当面捉了一条蚯蚓吃了。”眼看谈不妥,张英才就放叶碧秋走了。
    星期六的国旗降得早些,原因是老师要送那些路远的学生回家。尽管降国旗时,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了,但由于太阳还很高,天空还很灿烂,邓育梅和孙四海的笛子吹不出黄昏时的那种深情,气氛也就没有往日的肃穆。降完旗,邓育梅、孙四海和余校长各带一个路队,往校外走。学校里显得特别冷清。张英才试过几回这种滋味了,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夜里,学校就像山顶上的一座大庙,寂寞得瘆人。余校长总说他路不熟,留他看校。张英才这回耍了个小心眼,悄悄地跟上了孙四海这一路。直到走出两三里远,才从背后撵上去打招呼。孙四海见了他有点意外,嘴上什么也没说,依然牵着李子的手,一步步稳稳地走着,还不断提些课堂上的问题,让李子回答。李子若是到路边采山楂时,孙四海必定在旁边紧紧守护着。这一路队有六个学生,到第一个学生的家时,已走了近十里路。张英才走热了,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背心,说:“这十里路,相当于我们畈下的二十里。”孙四海说:“难走的还在后头呢!”
    路的确越来越难走。草丛中的蛇蜕也越来越多,孙四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将拣到的蛇蜕小心地装进去。张英才看到一只蛇蜕,鼓起勇气把手伸了出去,刚一触到那发糙的乳白色东西时,心里就一阵阵起疙瘩。李子在旁边说:“张老师怕蛇了!”孙四海说:“李子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李子想了想说:“杯弓蛇影。”孙四海轻轻抚了一下那片微微发黄的头发。张英才不由得尴尬起来。蛇蜕有许多了,塑料袋装得满满的。孙四海不让学生们再捡,要他们赶紧走路。张英才站在山梁上还以为离天黑还有会儿,一下到山沟,就很难看清路了。
    学生们陆续到家,只剩下一个李子。最后李子也到家了。李子的母亲就站在家门口,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孙四海将塑料袋递过去,李子的母亲也将一只装得满满的袋子递过来。都交换了,孙四海才说:“李子这几天夜里有些咳嗽。”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张老师,以后由他带李子的课。”张英才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只有点点头。李子的母亲也在点头,点得很深,像是在鞠躬。然后问:“不进屋坐会儿?”孙四海忧郁地答:“不坐了。”黑暗中,张英才似乎看清这女人是个哀戚戚的冷美人。
    女人身后的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呼唤:“李子回来了么?”孙四海立刻说:“我们走了。”女人什么话也没说,牵过李子倚在门口伫望着离去的黑影。
    远远望去,山上有一处灯火很像学校。一问,果真是的。张英才奇怪:“李子回家不是多绕了十里路么?”孙四海说:“路是绕了点,但能多采些草药,她愿意。她不绕别的学生就要绕。”张英才壮壮胆后,忽然说:“李子她妈不该嫁给她父。”孙四海愣了愣说:“谁叫她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地喜欢她,她抗拒不了。谁知搞责任制后,他上山采药挣钱,摔断了腰。”张英才胆子更大了,追问一句:“那你当初怎不娶她?”孙四海叹口气:“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她娘家就将我请的媒人撵出大门。”
    正待再问,前面有人**着唤他们。听声音是余校长。他们走拢去,见余校长拄着一根树枝靠在路边石头上。余校长解释自己是怎么成了这样子的:他送完学生返回天就黑了,路过一个田垅,明明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着,还叼着一只烟头,火花一闪一闪的,他走快几步想撵上去做个伴。到近处,他一拍那人的肩头,觉得特别冰凉,像块石头。他仔细一打量,果然是块石头,不仅是块石头,还是块墓碑。他心里一慌,脚下乱了,一连跌了几跤,将膝盖摔得稀烂。余校长说:“我想等个熟人做伴,回去看个究竟。”孙四海说:“也太巧了。我们去看看,你丢下什么没有。”张英才知道这风俗,人走黑路受了惊吓,一定要赶忙回去找一找,以免有精气或魂魄失散了,不然迟早要大病一场。张英才不信这个,他胆子特别小,家里人总说这是受了惊吓找得不及时的缘故,所以,有时他又有点相信。
    回去一找,果然是座墓碑。看铭文知道是村里老支书的。学校就是老支书拍板让全村人,那时叫大队,勒紧裤带修建的。过去余校长常叹息说若是老支书在世,学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破样子。这时,孙四海开口说:“老支书,你爱教育爱学校我们都知道,可你这样做就是爱过头了,你要是将余校长惊出毛病来,事情可就糟了。你要想爱得正确,就请保佑我们几个人早点转正吧!”余校长一旁说:“孙主任,你可别像邓校长,为了转正,不论是神是鬼,见到了就烧香磕头。”孙四海苦笑一声:“余校长放心,我这是开玩笑。”
    大家又说墓碑的事,一致认为是余校长看花了眼,再有另一种可能是遇上了磷火加上心里太紧张的缘故,引出幻觉。末了,余校长说,这种事山里常发生,不用大惊小怪。边说边走,走到邓育梅的家,门外喊了一声,他老婆出来应,才知道他还没有回来。邓育梅送学生的路最远,有个学生离学校足有二十里,来回一趟整四十里。三个人进屋去说了一会儿话,邓育梅在外面叫门。开门进屋,四人一凑情况,不由得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余校长遇上怪事,而是邓育梅撞着一群狼了。说巧都巧到一块儿去了,邓育梅刚绕过一座山嘴,狼群就迎面冲过来,他吓得不知所措,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那狼也怪,像赶什么急事,一个接一个擦身而去,连闻也不闻他一下。
    说到底,大家都笑。邓育梅的老婆揉着泪汪汪的眼睛说:“真是应了老古话,穷光蛋也有个穷福分。”余校长添一句:“穷人的命大八字小。”
    星期天,张英才就起床往家里赶。从山上往山下走,几乎是一溜小跑。二十里山路走完,山下的人才开始吃早饭。路上碰见了蓝飞,他也是星期天回家看看。两人只是见面熟,走到岔路上自然就分手了。一进家门他就问:“妈,父呢?”母亲说:“你父一早就到镇上拉粪去了。”他正想问她知不知道父亲寄过一封挂号信没有,一扫眼发现灶头上搁着一封写给他的信,也是挂号。拆开一看,只有一句话: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他先是一怔,很快就明白了意思,心里高兴地说,没有料到姚燕还这么浪漫有诗意。
    母亲给他做了一碗腊肉面,正吃着,舅舅从外面走进来,见面就说:“听说你回了,就连忙赶来,有个通知,正愁送不及时,你就赶紧带回学校去。”张英才说:“刚到家,就要返回?”舅舅说:“这是大事,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下下个星期要到你们那儿搞扫盲工作验收,一天也不能挨了。”张英才知道舅舅一定又在蓝二婶那儿,听蓝飞说他回了,就跑过去抓他的公差。不过收到了姚燕的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早回校迟回校都是一个样。他便从舅舅手里接过了通知,回头扒完碗里的面条腊肉,提上母亲匆匆给他收拾的一些吃食就上路了。
    上山路走得并不慢,歇气时,他忍不住拿出姚燕的信来读,信纸上有一种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一闻就是好久,这样就耽误了,还在半腰上,就看见路旁独户人家开始吃午饭。他也不急,从包里抠出两只熟鸡蛋,剥了壳咽下去,依旧走走停停。走到邓育梅家的后山上,他弃了正路,从砍柴人走的小路插下去。
    邓育梅家门口的粪凼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将粪凼里的土粪一担担地往一块地里挑,地头上已堆起了一座黑油油的土粪堆。张英才认出其中两个人,是上次帮孙四海挖茯苓地排水沟那帮家长中的。邓育梅也挽着裤腿在一旁走动,脚背以上却一点黑土也没粘。
    见张英才来,邓育梅不好意思地说:“马上要秋播了,我怕到时忙不过来,昨天和家长们随便说起,没想到他们就自动来了。其实,这土粪再沤一阵更肥些。”张英才说:“现在你和余校长、孙四海摆平了。”邓育梅说:“其实,那天我那话没说清楚。”张英才抢白道:“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教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邓育梅说:“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张英才说:“你不是怕我,你是怕我舅舅。你洗洗手!”邓育梅眉毛一扬:“是不是有转正的名额下来了?”张英才说:“可不能先透露,等大家当面了再说不迟。”
    邓育梅走在前面,乐得屁颠颠的,这个样子让张英才觉得很好笑。余校长不在家,领着志儿他们上菜地浇水去了,只有孙四海坐在门口吹笛子,曲子是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又是将快乐吹成了忧伤。邓育梅冲着他喊:“孙主任,到张老师屋里来开会。”孙四海放下笛子:“星期天开什么会?这地方,抓得再紧也不能提前达到小康水平。”邓育梅说:“来吧来吧,这回亏不了你。”在等余校长期间,张英才将熟鸡蛋分给他俩一人一个,他自己也吃一个。边吃边说:“我有个俗语对联,看你们能不能对上: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邓育梅和孙四海想了一阵,认为这没有什么,再想想就能对出来。这时余校长来了,手也没洗,满是泥土。邓育梅说开会。张英才不急,要余校长帮忙对对联。余校长听了就说:“这个上联很难对,主要是那个你字。”邓育梅忙插嘴:“你能对的字太少了,只有我和他两个字。”余校长说:“是原因之一,主要的还在之二,这个你字用在这里表示两人在互相盼望,下联只能用一个我字,就是这个我字来对也很勉强,所以,在这里是难有很好的下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服了气,张英才心中有苦不便说出来,就岔开话说:“我舅舅让捎个通知给你们,要你们按通知上的要求,尽快执行,做好准备工作。”
    余校长接过通知看了看,就手递给将颈伸得老长的邓育梅,让他读读。邓育梅接过去,咳一下,清清嗓子响亮地读道:“西河乡文教站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迎接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刚读完标题,邓育梅脸就变色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能听出一些哭腔。余校长问:“邓校长,你怎么啦?”邓育梅实在忍不住沮丧:“我还当它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前几次的文件总是这个季节发下来。”邓育梅不愿再读。孙四海不用人叫,自己拿过去,自己读起来。读得余校长一脸的严肃。
    孙四海一合上文件,余校长就说:“满打满算才剩十天时间,没空讨论研究了,今天我就独裁一回,从星期一起,咱们四个人作这样的分工,张老师正式带三四年级的课,孙主任将一二和五六年级的课一担挑了,抽出邓校长和我突击搞扫盲工作。”张英才打断余校长的话:“我不懂,十天时间怎么能扫除文盲呢?”余校长头一回用不客气的语气说:“不懂的事多得很,以后可以慢慢学,现在没空解释,这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一点也放松不得。”余校长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山里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山里的孩子,一切为了学校的前途。张英才听不懂这叫什么纪律,他想说这倒像是誓词。余校长这一认真,显得像个领导者,让张英才生出几分畏惧,不敢乱插嘴。
    余校长话不多,说完后就叫大家补充。邓育梅提出,要村里派个主要干部参加准备工作。孙四海说:“来个人又不能帮忙做作业、改作业,不如乘机让村里将拖欠的工资补给我们。”邓育梅连声叫好。余校长苦笑一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过各位也得出点血,借此机会请支书和村长来学校吃餐饭。每人十块钱,怎么样?”邓育梅说:“可以是可以,在谁家做呢?”余校长每人看了几眼,才犹豫地说:“就在我家吧,明老师做不了饭,就另外请个会做饭的女人来帮帮。”孙四海低声说:“我没意见,还可以让村干部感受一下学校里艰难的气氛。”至于请谁,商量半天唯有王小兰合适,她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这一切都定下来后,天就黑了。
    吃过饭后,张英才就趴在煤油灯下冥思苦想,如何写上一句话,才能在姚燕的那句话上来个锦上添花。他将那本小说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竟没有一点现成的可供参考。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回去。他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了,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写了这句话后,张英才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刚敲一下,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他悄悄地退回去,身后孙四海醒了,问:“谁呀?”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
    村长、支书和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王小兰的菜其实做得不怎么的,就是作料放得重,他们都说这菜做得有口劲。吃饭之前,干部们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村里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先将拖欠教师的工资支付五个月,同时还希望全体老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村党支部和全村人民增光添彩。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老婆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然后吃饭喝酒。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学校的人都为她说好话,说她真的不会喝酒。会计不答应,不喝酒他可以代她喝,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也不等王小兰分辩,会计端起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便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孙四海的脸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余校长怕出事,用手连连扯孙四海的衣角,邓育梅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很硬的亲戚做后台,大家对他很客气。他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就挺枪出马杀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说:“我代王大姐和你连干三杯。”也不管会计同意不同意,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会计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一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就连忙甘拜下风。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会计叫起了头昏,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啵?”张英才答应了,会计真的趴到地上去。村长见了道:“行行,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张英才心里对村干部本是有意见的,自己来这儿教书都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来看看他,如此见村长在他面前打官腔,就来了气。他也不说话,绕到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对面坐着的孙四海,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档,让张英才将会计推到桌子这边来了。会计恼羞成怒,爬起来时手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支书连忙抱住他,口称:“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笑话我们!”
    送走了村干部,张英才看见王小兰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孙四海的屋子。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第二天早上,见到孙四海时,人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挨着的地方都是凹凹。升完国旗,余校长吩咐,三四和五六年级,各抽十个成绩差的学生,交给他和邓育梅安排。按照成绩单倒着排,叶碧秋应该是前十名,这倒数前十名轮不上她。张英才不理解余校长搞扫盲工作,要抽成绩差的学生做何用处。问又得不到回答,因而多了个心眼,把叶碧秋派了去。
    隔天,他问叶碧秋:“余校长安排事你都做了么?”这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说话时绕了弯。叶碧秋果然很坦白地回答:“余校长安排我代替余小毛的一年级的作业,我很认真地做了,余校长还表扬了我。”张英才问:“你认识余小毛么?”叶碧秋说:“认识。前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一年级,上了两天课就没有再来,今年报名余校长又动员他来了。只报个名就回去了。他家困难,读不起书!”张英才说:“我们班的同学,总共要代多少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做作业?”叶碧秋说:“余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的。做完了,每个学生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张英才说:“明天放学时,你把给余小毛做的作业本拿给我,我替你改一改。”叶碧秋一点也没怀疑,点头答应了。
    过了一天,叶碧秋果然将作业本带来交给他。他一看,完全和一二年级已经做过的作业一模一样。由于成绩差,哪怕是高年级学生了,做一年级的作业还是常出差错。张英才一点也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转眼十天过去,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检查团来时,余校长又要孙四海将五六年级的课,也交给张英才,理由是孙四海也要参加一部分接待工作。所以,张英才直忙得团团转,连和舅舅打招呼的工夫也没有。他只是觉得一二年级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却难得有空想其中的缘故。
    检查团在学校待了一天,下午总结时,张英才给两个班的学生布置了同一个作文题《国旗升起的时候》,三四年级要求写五百字,五六年级要求写八百字,自己抽空去听了一下总结报告。报告是县教委的一个科长讲的,他认为,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几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他还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几大堆作业本。张英才听完报告才明白。这次检查只是查扫盲工作最迫切的问题:适龄儿童是否入学。张英才的舅舅只是检查团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发言说:“老万我不怕大家说搞本位主义,如果界岭小学这次评不上先进,我就不当这个文教站长了。”余校长带头鼓起了掌,检查团的成员也都鼓了掌。
    山上没地方住,检查团看着余校长指挥学生降下国旗后,就踏黑下山了。临走时,张英才对舅舅说:“舅舅,我有情况要反映。”舅舅边走边说:“你的情况我知道,等回家过年时,再好好聊一聊吧!”舅舅走出两百米远,张英才记起忘了将写给姚燕的信,交给舅舅带到山下邮局寄出去。他喊了两声,撒腿追上去。跑了百来米,看到舅舅在那儿拼命摆手,他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一行人,在黑沉沉的山脉中隐去。
    检查团走后,张英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平时各处弄虚作假的事他见得多,那些事与他无关,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这回不同,不仅他是当事人,舅舅也是,而且学校里其他人明摆着是串通一气,怕他泄露玄机,事事处处都防范他,把他和舅舅都耍了,就像他耍叶碧秋一样。这一想就有气往上涌,他忍不住拿起笔给舅舅和县教委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详细地述说了界岭小学和界岭村,在这次检查中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伎俩。信写好后,他有空就站到学校旁边的路边上,等那个三天来一趟的邮递员。等了四天不见邮递员来,也不知是错过了,还是邮递员这次走的不是这条路线。他不愿再等下去。拦住一个要下山去的学生家长,将两封信托他带下山寄出去。不过姚燕的信他没交给他,他只会将它托付给像父亲和舅舅这样万分可靠的人。
    这几天,学校里气氛很好,村干部来过几趟了,大家一道每间屋子细细察看,哪儿要修,哪儿要补。村长表态,发下来的奖金,村里一分钱不留,全部给学校作修理费,让老师和学生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余校长将这话在各班上一宣布,学生们都朝着屋顶上的窟窿和墙壁上的裂缝欢呼起来。余校长还许诺,若是修理费能省下一点,就可以免去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的学费。
    大约过了十来天,下午,张英才没课,到溪边上洗头和晚上换下来的衣服,边洗边吹着口哨,也是吹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一边想孙四海和邓育梅的笛子里,这一段总算有了些欢乐的调子飘出来。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四处一打量,才看见舅舅站在很高的石岸上。他甩甩手上的泡沫,正待上去,舅舅已跳下来了。舅舅走过来,铁青着脸,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就是几个耳光,打得张英才险些滚进溪水中。
    张英才捂着脸委屈地说:“你凭什么一见面就打我?”舅舅说:“打你还是轻的,你若是我的儿子,就一爪子掐死你!”张英才说:“我又没有违法乱纪。”舅舅说:“若是那样,倒不用我管。你为什么要写信告状?天下就你正派?天下就你眼睛看得清?我们都是伪君子?睁眼瞎?”张英才说:“我也没写别的,就是说明了事实真相。”舅舅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这儿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几?你知道我在这儿教书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入学率才达到多少么?臭小子,才百分之十六呀!我告诉你,别以为自己比他们能干,如果这儿实际入学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他们个个都能当全国模范教师。”舅舅要他洗完衣服后回屋里待着,学校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几巴掌打怕了,张英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屋里。天黑前,笛子声一直没响,直到余校长用异样的声音喊:“奏国歌!”笛声才沉重地响起来。之后,孙四海开始拼命地劈柴,用斧头将柴连劈带砸,弄成粉碎,嘴里一声声咒骂着:“狗日的!狗日的!”直到余校长叫他去商量一件事。
    舅舅很晚才到张英才房中,灯光下脸色有些缓和了,叹口气说:“你花两毛钱买一张票,弄掉了学校的先进和八百元奖金,余校长早就指望这笔钱用来修理校舍。其实,这儿的情况上面完全清楚,这儿抓入学率,比别处抓高考升学率还难,都同意界岭小学当先进,你捅了一下后就不行了,窗纸捅破了漏风!”张英才想辩几句,舅舅不让他说:“我让余校长写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情况汇报,做个补救,避免受到通报批评。我和他们谈了,让他们有空将每个学生入学时的艰难过程和你说说,你也要好好听,多受点教育。”话音刚落,人就睡着了。
    舅舅的鼾声很大,吵得张英才入梦迟了。早上醒来一看,床那头已没有了人。
    早饭后,张英才拿着课本往教室那边走,半路上碰见孙四海,对他说:“你休息吧,课我上!”张英才说:“不是说好,这个星期的课由我上么?”孙四海不冷不热地说:“让你休息还不好么!”张英才听了不高兴起来:“休息就休息,累死人了,我还正想请假呢!”说着转身就走。第二天,几乎是在头天的同一个地方又碰见了孙四海,孙四海说:“你不是请假了,怎么还往教室跑!”张英才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是真生气了。
    从舅舅走后,他很明显地感到大家对他的反感。孙四海见他时,只要一开口,那话里总有几根不软不硬的刺。邓育梅干脆不与他对面,看见他来就躲到一边去了。余校长更气人,张英才向他汇报,说孙四海剥夺了他的教学权利,他竟然装聋,东扯西拉的,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自己的耳朵一到秋冬季节就出问题。开头几天,张英才还以为只是孙四海发了牛脾气,闹几天别扭也就过去了,过了两个星期仍没让他上课。余校长和邓育梅也不出面干涉,他就想到这一定是他们合谋设下的计策,其目的是撵他走。
    晚上,他看见一只手电筒灯光往余校长屋里走。到了门口亮处,张英才认出是邓育梅,随即,孙四海也去了。他猜一定是开黑会,不然为何单单拉下他一人!越想越来气,他忍不住推门闯进会场。进屋就叫:“学校开会,怎么就不让我一人参加?”孙四海答:“你算老几?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张英才一下子愣住了,退不得,进不得。最后还是余校长表态:“就让张老师参加旁听吧!”张英才就不客气地坐下来。听了一阵,搞清楚是在研究冬天即将来临,如何弄钱修理校舍等问题。
    大家都闷坐着不说话,听得见旁边屋里,学生们为争被窝的细声细语的争吵。闷到最后,孙四海憋不住说:“只有一个办法。”大家精神一振,盼孙四海快点说,孙四海犹豫一番,终于说:“只有将我那些茯苓提前挖了,卖了,变出钱来先借给学校,待学校有了收入时再还我。”余校长说:“这不行,还不到挖茯苓的季节,这么多茯苓,你会亏好大一笔钱的。”孙四海说:“总比往年跑了香强多了。”余校长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代表全校师生愧领了。”一直低头不语的邓育梅抬起头小声嘟哝:“要是评上了先进,不就少了这道难关!”说了之后,又一副后悔的样子,恨不能收回说出口的话,赶紧重新低下头。余校长问:“还有事没有,没有事就散会。”张英才说:“我有件事,我要求上课。”余校长说:“过几天再研究,这是小事,来得及。”张英才说:“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回个话。”孙四海开口说:“张英才,你别仗势欺人。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先出去,等研究好了,再将结果通知你。”
    张英才无话,只好先行退出,他又没胆子候在门外的操场上,回到自己的屋里,用耳朵和眼睛同时注意着外面的动静。不一会儿,孙四海过来,隔着窗子对他说:“我们研究过了,决定下一回再研究这事。”这话让张英才气得直擂床板,用牙齿将枕巾咬成团,塞在嘴里狠命嚼才没哭出来。
    学校一如既往,不安排张英才的课。哪怕是请了学生家长来帮忙挖茯苓,孙四海不时要跑去张罗,也不让张英才替一下。茯苓挖到第二天,中午山上一片惊哗。张英才以为出事了,心里有些幸灾乐祸。没过多久,孙四海兴冲冲地从山上下来,手里捧着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嘴里叫着:“稀奇,真稀奇,茯苓长成人形了。”张英才忍不住也凑拢去看,果然,一只大茯苓,长得有头有脑,有手有脚,极像一个小娃娃。余校长从孙四海手里接过茯苓人,细看一遍后,遗憾地说:“可惜挖早了点,还没有长成大人,要是长得分清男女,就值大价钱了,说不定还能成为国宝。”
    孙四海愣怔之后,手一用力,将茯苓人的头手脚一一掰下来,一下一下地扔到张英才的脚下。张英才见孙四海的眼里冒着火,不敢吱声,扭头回屋,将自己反锁起来。
    他想,老这么斗也不是事,回避一阵也许能使事情有所转化,他就向余校长交了一张请假条,余校长立即签了字,还说一个星期若不够,你还可以延期一两个星期都行。张英才拎上一只包,装上牙刷毛巾和给姚燕的信,外加那本小说集就下山了。
    下山后,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乡里。想见舅舅,舅妈拦在门口,告诉他舅舅到外地参观去了,一点也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他心里骂:难怪舅舅会偷偷和蓝二婶相好——这个母夜叉!嘴里依然道了谢。
    出了文教站,看见回县城的末班客车停在公路边上。车上人不多,有不少空位,他摸摸口袋里的钱,打定主意,干脆上一趟县城,将信直接交给姚燕。他一上车,车就开了,走了三个小时,在县城边他叫了停车。姚燕家在城郊,父母是种菜的,问了半天路才找到。找到和没找到一样,她一家人全上黄州走亲戚去了,大门上着锁。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原以为晚上可以住在姚燕家,现在要掏住宿费了,便觉得囊中羞涩。
    他记得县城有家下等旅社,过去父亲来学校看他总住那儿,同学们尽拿此事笑话他,他和父亲说了几次,父亲不肯改,仍住那农友旅社。张英才找到农友旅社,交了两块钱,登记了一个床铺,也不去看看,拿了牌牌就出门瞎逛。几个月没来,县城就变了样。别的没有,主要是人们穿的裤子,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不论男女统统穿一条绷得紧紧的牛仔裤。他想搞清这裤子的叫法,就走到一个成衣摊子上,远远地用手一指,要摊主拿条裤子来看看,摊主拿着取衣杆,碰一下说:“是要牛仔细裤?”又碰了一下说:“还是要萝卜裤?”他知道这种裤子叫萝卜裤,便说:“算了,这式样不好。”
    转到天黑,找个小吃店买了碗面,三下两下吃完,就回到农友旅社,蒙头睡了。后半夜,农民赶早去占集贸市场上好位置,将他吵醒,他没表不知几点,跟着起来去车站搭车,到了候车室一看那钟才三点一刻,候车室里只有几个要饭的躺在那儿。
    好不容易回到乡里,刚下车就碰上蓝飞。相互简单说了些情况,蓝飞就替他出主意,要他回去装作准备进行转正考试的样子,不信那几个民办教师不来巴结他。张英才对这个主意很满意,抵消了先前对蓝飞的不满。
    张英才回家吃了顿中饭,又让母亲准备几样可以存放的菜,就赶着回校。
    回到学校,他就将初高中的课本以及学习笔记,全部铺开,陈列在桌面上,窗户也用报纸糊死,不露一点缝隙。一连两天,除了大小便和必要的室外活动,譬如升降国旗等,其余时间决不出屋,即使要出屋也将门随手锁上。第三天早上,他去厕所回来,发觉窗纸被人抠了一个小洞。他什么也没说,找了一块纸,把那个小洞又补上。
    中午,他闩着门在屋里做饭,听见有人叫门,打开了,是叶碧秋。叶碧秋站在门外说:“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搞不懂,你能教我么?”张英才说:“什么问题?”叶碧秋说:“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张英才一愣:“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叶碧秋说:“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两个人一起来考我的,还说若不懂可以问张老师。”张英才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说:“你进屋来等着,我查查资料。”装模作样地将一本本书都露给叶碧秋看过,他才拍了一下头:“记起来了,不用查,最小的个位数是一。”叶碧秋说:“谢谢老师。”张英才故意说:“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要再来敲门,我要复习,准备考试。”叶碧秋走后,他忍不住一阵窃笑。
    下午放学后,他听到笛子的响声有些三心二意,就有意走出去。邓育梅立即放下笛子,冲他极不自然地笑一笑,他视而不见,嘴里喃喃地背着数学公式。
    天一黑,他还要闩门,孙四海来了,对他说:“明天我要下山一趟,配副眼镜,课就由你去上。”张英才说:“我请了一星期假还未满呢!”孙四海说:“我这是私人请你帮忙。”张英才说:“如果是公对公,那可没门!”孙四海走到桌边,拿起那副近视眼镜:“你这眼镜是几多度的?”张英才说:“四百度。我告诉过你。”孙四海说:“我记性差,忘了。”边说,眼睛狠狠地将每一本书盯了一下。
    孙四海果然是下山去了,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回来,背着一大摞书。张英才问李子,孙老师背回的是些什么书,李子告诉他全是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孙四海背书回来后,就没有在半夜吹过一回笛子。每次张英才夜里起来小便,都看到一个读书人的影子,映在窗纸上。
    邓育梅也请假下山去了一趟,回来后神情忧郁,背后和余校长嘀咕:“可能是这次转正的面很窄,名额很少,所以上面有意保密,一点口风不透。”邓育梅回来的当天,余校长就亲自来找张英才,询问他近来工作安心不安心。张英才矢口否认自己有过不安心。余校长就单刀直入,指着桌上的书本问他这是干什么。张英才用准备参加明年高考的理由来应付。见问不出什么,余校长走出去,对着守在一边的邓育梅仰天长叹。后来几次,张英才听到余校长恍惚地自语:“邓育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后门,孙四海可以凭本事硬考,张英才又有本事又有后门,我老余这把瘦骨头能靠点什么呢?”
    张英才实在服了蓝飞这一招,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这个学校的宝贝,被人或明或暗地宠着。他想,民办教师转正这一关,实在太厉害了。
    往后的一个月中,邓育梅往山下跑了七八趟。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可见了张英才仍要做出笑脸,口称又见到了万站长,万站长真是个好领导等等。这天晚上,余校长踱进了张英才的屋,寒暄一阵,就把目光转向凤凰琴:“最近一段怎么没听见你弹琴,是不是弦断了?”张英才说:“弦断了不要紧,主要是没工夫。”余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琴弦:“我还有四根旧琴弦,不知合适不,你上上去试试看。”张英才也不推辞,伸手接过来,并说:“只怕过不了两天又会弄断的。”余校长说:“不会的,再也不会的,以前主要是明老师听不得这琴响,听了就犯病。现在我将门窗堵严实了。”支吾几句再转过话题:“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特别的人,譬如像——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张英才说:“这次转正?没听说,一点消息也没听说。”余校长忧伤地转过脸:“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到孙主任那里去转转。”走了几步又回头:“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向上报你当教导处副主任。”张英才心里想笑,嘴上说:“多谢余校长的栽培。”
    余校长敲不开孙四海的门。孙四海声明过,这一段放学后,他谁也不见,连王小兰这一个月也没见来。余校长本也无事,隔着门说几句就打了回转。
    正在这时,黑洞洞的操场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余校长,余校长喂!你快救救伢儿他父,救救我的育梅吧!”邓育梅的女人跌跌撞撞地扑过来,一把抓住余校长。余校长有些急:“你放开我,有话慢说,这黑的天,叫别人看见了如何说得清!”邓育梅的老婆仍不放手:“我不管这些,育梅他让派出所的人抓去了,你要想法救他出来。”张英才这时从屋里钻出来:“派出所的人怎么会抓他呢?”邓育梅的老婆答:“还不是为了转正的事,别的人不是有学问就是有靠山,育梅他什么也没有,就想找路子走走后门,家里又没钱,送不成礼。没办法,育梅就到山上砍了几棵树,偷着卖了。没想到被查了出来,余校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哇!”余校长一听急了:“这不是丢学校的脸么!上次先进没评上,这次又来个副校长偷树,真是斯文扫地哟!”
    见余校长又急又丧气,张英才就一旁劝:“事已至此,还是得想个办法为妙。”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邓育梅的老婆坐在地上干号,声音又长又尖。张英才不耐烦地说:“你哭得难听死了,像死了人一样,搞乱了别人的心怎么想主意呢!”经这一说,哭声低了很多。余校长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只能这样了,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理校舍,又拿不出钱,只好代学生忍辱负重,做此下策之事。”张英才说:“行倒行,就怕孙四海不同意。”余校长说:“你去喊他来一下,我刚才去过,他不开门。你敲门,他会开的。”张英才过去一叫,门就开了,说了经过,孙四海露出一脸鄙夷相:“没本事就认命罢了,干吗一人做鬼,还拖着大家陪他去阴家呢?”余校长说:“行还是不行,你表个态。”孙四海说:“我没态可表,就当我不知道这事行了。”余校长说:“这也算个话,你就把一切推给我得了。”邓育梅的老婆叫起来:“姓孙的,别以为自己就那么清白,想坐在黄鹤楼上看帆船,是人总有栽跟头的时候!”孙四海将门掩到一半停下来,低声说:“我同意,就算是学校决定的吧!”
    余校长连夜独自下山,第二天下午才和邓育梅一道回来,邓育梅脸上有几道疤痕,开始还以为是让派出所的人打的,说过后才知道,是自己钻到床底下去躲时,被床底的杂物划伤的。邓育梅整个灰了心,一连几天,见人就说自己教一生的民办算了,再也不想转正,吃那天鹅肉了。
    会计又送补助费来,还透露说,上次被抢一案有线索了。会计刚走,邓育梅的弟弟就被抓走,他一见到派出所的人就说:“前几天你们来抓我哥哥时,我就以为是来抓我的。”他做木材生意亏了本,就横了心,专搞不义之财。这两件事一发生,邓育梅的背驼了许多,还向余校长递交了辞职申请。
    只有孙四海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复习。星期六下午放学,照例是老师送学生回家。余校长见邓育梅情绪不好,怕出事就叫张英才跟着邓育梅。一路上很顺利,返回时,碰上了王小兰。王小兰慌慌张张地往学校里去找李子。张英才记得很清楚,站路队时,孙四海是牵着李子的手出发的。王小兰仍不放心,她心里感觉似乎要出事了,非要到学校看看。
    到了学校,孙四海的窗口亮着,有人影一动不动地透出来。叫开门,王小兰气喘喘地问:“李子呢?女儿呢?”孙四海说:“她不是回家了?”王小兰说:“你们是在哪儿分手的?”孙四海说:“半路上,我想赶早回来复习,就没把她送到门口。”一听这话,王小兰哇哇地大哭起来,扭头就往门外跑。余校长也来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分成两路:一路是孙四海和张英才,顺着路队走的路找;一路是余校长和邓育梅,沿近路往前找。孙四海跑得飞快,不一会儿就超过了王小兰。张英才跌了几跤,还是跟不上。幸亏孙四海要到沿途路边人家问问,才时断时续地跟住。跑到张英才头一回跟路队走时天黑的那道山岭上,月亮出来了,孙四海站在山梁上不动,等张英才跟上来后,就说:“李子在那边树上,被一群狼围着。”张英才一看,那棵黑黝黝的木梓树上,果然有李子嘶哑的哭声,树下有十几对绿莹莹的狼眼睛。
    孙四海吩咐张英才,看准路后,两人大叫着往那树下冲,千万不能停,然后迅速爬上树去,等余校长和邓育梅来。说着,孙四海大叫:“李子——别怕——我来了!”张英才有些怕,不知叫什么好,嘴里哇哇地乱吼出一些声来,狼群吓得往后退了些,他们趁机爬上木梓树。孙四海一把将李子搂在怀里,李子没哭,他自己先哭起来。狼群又将木梓树围起来,但只过了半个小时,就被余校长带来的一大群人撵跑了。
    回到学校,已是后半夜。孙四海不肯去睡,谁劝也没有用,一个人坐在旗杆下吹着笛子,一个个音符流得非常慢、非常缓,沉沉的,苍凉得很,一如悼念谁或送别谁。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是焦黑的纸灰,他拣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孙四海仍坐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出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育梅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都是一夜未眠。
    晨风瑟瑟,初霜铺在山野上,褪得发白的国旗,被衬出一种别样风采。张英才对余校长他们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懂了国歌。”他这话含有多层意思,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搞的这场恶作剧很悔恨。他不敢说明白了,只想找机会报答一下,做一种补救。晚上,他将自己上山后的所见所闻,如升国旗、降国旗、李子的作文、余校长家的十几个孩子,以及孙四海仅有的一次疏忽就能使学生遭到危险等,写成一篇文章叫《大山·小学·国旗》,又亲自下山送到邮局,寄给了省报。在门口正好和跑界岭这条线的邮递员走对了面,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又是姚燕的情意绵绵的话,写了几页纸,他没读完就塞进口袋里,心里一点谈情说爱的兴趣也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调查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人扔下,自己回去了。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育梅和孙四海谈了话,张英才问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来了,说是到下面垸里去看看风土人情。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相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才说了实话,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的高级记者。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报社的人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文章中所写每一点都是真实的。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张英才接过报纸,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育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待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余校长、邓育梅、孙四海都说希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最后问张英才,张英才呛呛地说:“请领导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领导将这些话都记下才下山。
    又过了十来天,邮递员给学校送来一只大麻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信。是从全省各地寄来的,除了表示慰问敬佩和要求介绍经验外,还有二十多封信是说要和界岭小学一道开展手拉手活动。张英才不知道什么叫手拉手活动,余校长就解释,这是团中央一个什么基金会搞的,富裕地区的学校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的活动。这么多的学校都愿意来帮助界岭小学,大家自然很高兴。当即决定分头写信,一人分了一大堆。
    忽然,邓育梅叫道:“这么多信,都写回信要几多邮票钱呀?”大家受到提醒,忙点了点数。一共是三百一十七封,需邮费六十三元四角整。四个人都傻了眼,呆了半天,余校长说:“先将重要的挑五封出来回信,其余的以后再说。”大家一挑,发现几封专门写给张英才的。
    张英才一一拆开看,都是差不多的意思,称他有文才,将民办教师写活了,也有说他敢于为民请命,有良心和同情心的。只有一封信很特别,只有一句话:速借故请假来我处一趟。开始还以为是姚燕写的,再看落款,方知是舅舅。他不敢再撒谎,舅舅说有事又不能不去,便想了个主意,写了个请假条,只写“因事请假一天”六个字,趁天没亮,余校长还未起床之际,塞进余校长的门缝里。
    日上三竿时,张英才到了舅舅家。舅妈正蹲在门口刷牙,一只又肥又大的屁股将门堵得死死的,见人来也不挪出道缝。张英才只好等她刷完牙,进门时,见地上的白泡沫中有些血样,心里就骂了句活该。舅舅正在屋里洗女人的内衣,满手的肥皂泡。见了他,用手一指厨房:“没吃早饭吧,还有两个馒头。”张英才也不谦让,自己进了厨房,一只大碗盛着两只肉包子和两只馒头。他懂得舅舅话里的意思,肉包子肯定是留给舅妈的,就用手移开上面的肉包子,拿出碗里的馒头,一手一个,捏着站到舅舅身边,望着他吃。张英才咽了一口问:“什么事?这急的!”舅舅望了一下房门小声说:“等忙完了再说。”于是,他知道这事得瞒着舅妈。舅妈从房里整整齐齐地出来,用纸包上肉包子,拿着就出门去了。他问:“她这是去哪儿?”舅舅说:“上班去呗!”
    接下来就入了正题。张英才的那篇文章受到上面的重视,除了拨给界岭小学一笔三千元的专款以外,还破例给了一个转正的名额,并点名将这名额给了张英才。这不仅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还因为只有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合适,其余四个相差太远了,既超龄,学历又不够。
    舅舅说:“你把这表填了,快点的话,下个月就可以批下来。”张英才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看了舅舅半天才说:“这没搞错吧?”舅舅将登记表摊在他面前:“白纸黑字,还错得了?”张英才终于拿起笔,正要填写,又止住了:“舅舅,这表我不能填,应该给余校长他们,事情都是他们做的,我只不过写了篇文章。”舅舅说:“你别苕,舅妈为了她表弟转正的事,都和我闹了几次离婚。这次的机会一生不会有第二次。”张英才说:“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我不会让的,现在我想还是让给他们一次机会,我比他们年轻二十多岁,就算像你一样十年遇到一次,也还有两次机会呢!”
    舅舅听完他说了自己假装准备转正考试,弄得他们差点出了大事故的经过后,心也动了:“其实,我也想将他们转正,只是没有这个权力。”张英才说:“你可以找领导做做工作。”舅舅想了想,态度又坚决起来:“不行,姐姐把你交给我,我要替你的一生负责。你想想,转正后得马上到县里去读两年师范,这时就快二十一岁了,然后干上三五年,积蓄点钱正好可以结婚成家。”张英才说:“你这样做,我是不会同意的。”舅舅说:“你这伢儿!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让蓝飞去界岭,把这个机会给他!”张英才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些话我可是没向舅妈漏一点风声哟!”舅舅气得往门外走:“你倒要挟我起来了!好好,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看着办去!”过了几分钟,舅舅又从门外转回来:“外甥风格高,舅舅当然不能拉后腿。不过你得回去问你父母同意不同意,免得到时弄得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张英才坐在舅舅的自行车的后架上,半个钟头不到,两个人就进了张英才的家门。舅舅先说,张英才补充。刚说完,父亲就说:“伢儿,这一年复读的确没白读,你思想也提高了,做人就得这样,该让的就要舍得让!”母亲还没开口,眼泪先流出来:“伢儿,这样做当然对,只是你自己不知要多吃多少苦。”舅舅叹口气:“你们都这样想,倒是我先前不对了。”张英才边给母亲擦眼泪边对舅舅说:“我也是为你做牺牲。你想想,堂堂的万站长,不将转正名额给自己那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外甥,反给一位条件不如他外甥的人,说出去不等于给你脸上添光么,说不定因此将你提拔到县里当个局长、主任什么的呢。”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两人随后上山去界岭小学。一路上舅舅说了几次,到了学校后名额肯定不好分,只能搞无记名投票。他搞过几次这种投票,有一百人参加,就有一百人能得到票,参加投票的都是自己投自己的票。这次投票张英才的票千万不能投给别人,投给了谁,谁就是两票,就是多数。舅舅要他给自己也留一点机会,同时也可以检查一下别人的风格如何。
    三千元拨款加一个转正名额,弄得界岭小学人人欣喜若狂。投票时,舅舅坐在张英才身边,看见那笔在纸上写下余校长的名字,他气得恨不能给外甥一个耳光。他以为这个名额非余校长莫属了,不料唱票结果,仍是一人一票。张英才马上明白,余校长投了他一票。舅舅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不自禁地说:“看来我还没能力将每个人都看透。”按照规定,投票无效时,就进行公开评议。
    大家坐在一起,半天无话。张英才忍不住先说:“我看这次的名额,大家就让给余校长吧!”过了好久仍没响应,他又说:“不谈别的理由,余校长是学校元老,吃的苦最多。”又过了好久,孙四海低声说:“给余校长我没意见。”邓育梅只好也表态:“我也无话可说。”一直耷着眼皮的余校长,抬起头来,张英才以为他会说几句感激话来接受评议结果,听到的却是一句意想不到的话:“万站长,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听到这话,邓育梅、孙四海和张英才起身要往外走。舅舅忙说:“你们人多,还是我和老余到外面去说话。”余校长也说:“我们到外面去说话方便一些。”他俩起身出去,站在操场边上,面对面说了一会儿。余校长像是流了些眼泪,张英才的舅舅嘴唇动也没动,只是在最后时候点了点头。
    舅舅招手叫张英才他们出来。大家站成了一圈。舅舅声音沉沉地说:“余校长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老余,你说吧。你说了,我再说。”余校长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刚才大家投票时忘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老婆,她也是我校的一名老师。那年腊月她生下志儿的第三天,就到县里去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想到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了,为了赶车,她趟了冷水河,还没进考场人就病倒了。抬回来后,下身就废了。拖了这多年,她心还不死,夜里做梦都念着转正。我想,就是还没转正这口气憋在心里没散,所以她每回到了死亡线上又返回来。我想,若是真给她转了正,说不定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死的。现在这个样子,她难受,我也难受,连带着国家、集体和大家都不好办。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让她将这几步路走快点,走舒服点,让她这一生多少有点高兴的事。大家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转正的名额我不要,能不能把它给——给——明爱芬呢?”说完,他低下头,不敢看大家的神色。张英才的舅舅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才说:“明爱芬本来是不够条件的,给她挂个民办教师的衔,主要是因为照顾余校长的生活。所以,虽然只有四个人上课,站里仍给你们学校五个人的补助金。但是,我不是没有一点人性的人,只要大家同意给明爱芬转正,并且保守秘密不向外说她是个废人,哪怕是犯错误,我也要帮老余这一回。”孙四海什么也没说,缓缓地将手举起来,邓育梅也跟着举起了手,张英才见了,将自己的两只手都举起来。舅舅说:“老余,你抬头看看表决结果。”余校长抬不起头,泪水哗哗直往外流,喃喃地说:“我知道,天下尽是好人。”太阳挂在正当顶,地上的影子很清晰。
    大家跟着余校长进了明爱芬的房。张英才第二次进这间屋,觉得气味比以前更难闻。上次是夜晚,加上慌张,没看清,这次不同,清楚地分辨出,明爱芬的模样,完全是一张白纸覆在一只骨架上。
    余校长捧着表格,走到床前说:“爱芬,你终于转正了。”明爱芬眼珠一动:“你别骗我,你总是对我这么说。”余校长说:“这次是真的,万站长刚刚主持开了会,大家都同意转你。”张英才的舅舅说:“这次上面特别批给界岭小学一个名额。”邓育梅说:“这还得感谢张老师那篇文章舆论造得好。”孙四海说:“余校长,你快把表格给她填了吧!”
    明爱芬接过表格,从头到尾细看一遍,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她忽然说:“老余,快拿水我洗洗,这手哇,别弄脏表格。”张英才连忙到外面去端水,趁机猛吸几口新鲜空气。明爱芬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擦干,又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贫农,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那支笔忽然不动了。邓育梅说:“明老师,快写呀,万站长今天要赶回去呢!”明爱芬没有一点动静。在背后扶着她的余校长眼眶一湿,哽咽地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走的,爱芬,你也是好人,这样走最好,大家都不为难,你也高兴。”
    明爱芬死了。一屋的人悄无声音,只有余校长在和她轻轻话别。张英才忍了一会儿,终于叫出来:“明老师,我去为你下半旗致哀!”张英才走在前面,孙四海跟在后面。邓育梅把在教室做作文的学生全部集合到操场上,说:“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老师死了!”再无下文。张英才扯动旗绳,孙四海吹响笛子,依然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国旗徐徐下落,志儿、李子、叶碧秋先哭,大家便都哭了。
    余校长给明爱芬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点上长明灯,再赶到操场,见国旗真的降了下来,慌张地说:“这半旗可不是随便降的,你们可别找错误犯。”他伸手去升旗,使劲一拉,旗绳断了。张英才说:“这是天意。”余校长急了,对邓育梅说:“这是政治问题,不能当儿戏。你快找个人到乡邮电所,借副爬电线杆的脚扒来。”张英才的舅舅这时说:“老余,你去张罗明老师的后事吧,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停一停,又说:“明老师这一走,名额的问题还得重新研究一下。”余校长说:“万站长放心,这事我已考虑好了,保证不误你下山。”
    张英才的舅舅在山上待了好几天,一直到明爱芬葬好了。文教站会计送安葬费时,带来了舅妈的口信,要舅舅马上回家有急事。舅舅对张英才说:“屁事,一定是闻到风声了,想要我将这个转正名额给她表弟。”张英才说:“你就硬气一回,看她能把你生吃了!”舅舅答:“我是这样想的。”
    葬礼来了千把人,把余校长都惊慌了手脚,都是界岭小学的新老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亲属,操场上站了黑压压的一片。村长致悼词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爱芬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二十年教师生涯留下的业绩,将垂范千秋。”张英才见到村长说话时噙着泪花,就把上次喝酒时的不快扔在一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让他润润嗓子。来的人都送了礼,有布料、大米,也有送鱼送肉、送豆腐鲜菜的。孙四海摆个桌子在那儿登记,大家都不去那儿,说这么多的人情,余校长若是还起礼来,哪还负担得起?孙四海坐在那儿没事干就去厨房帮忙,王小兰在那儿,她被请来负责筹办葬礼后的酒席。孙四海刚进去,还没和王小兰搭上话,邓育梅就来喊他,说余校长要他俩去商量一件事。
    张英才和舅舅分别看到他们进了余校长的家,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脸上很平静。他们没料到这是在开校务会,专门研究那仅有的一个转正名额问题。舅舅随后进去看看,见余校长正在那儿填表,就没有打扰,出来对张英才说:“余校长转正后,这两年师范怎么个读法?三个孩子由谁来养活呢?一二十个住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又该怎么办呢?”张英才也没有答案,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谁能把后路看得一清二楚呢!”酒席在操场上摆了几十桌,桌子和碗筷都是从附近垸里借的,酒菜全是别人送礼送的。大家都说,就是上次老支书死,也没有明老师死得隆重热闹。
    酒席散后,就到了黄昏。张英才送完最后一张桌子回来,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他家门口争论着什么,两人都很激动。张英才想拢去又有些不敢。站了一会儿,孙四海和邓育梅也来了。舅舅见了,就喊:“你们都过来。”张英才走过去。舅舅递过一张表:“你看余校长是怎么填的。”张英才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张英才三个字。张英才结结巴巴起来:“余校长,你怎么能把转正名额让给我呢?”舅舅说:“我劝不转他,就看你的了!”余校长说:“谁来也没有用,这是校务会决定的。”张英才不相信:“真的么?”孙四海说:“是真的,从上次李子出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自己一走,李子一家怎么办?特别是李子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其实是无所谓的。”邓育梅接着说:“明老师这一死,我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张老师,你不一样,年轻,有才气,没负担,正是该出去闯一闯的时候。”张英才仍旧说:“我不信,这不是你们心里想的。”余校长正色道:“张老师,你这样说太伤人心了。邓校长和孙主任的确是自愿放弃的。只有一点,大家希望你将来有出息了,要像万站长一样,不管到哪里,都莫忘记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孩子上学还很困难。”张英才听不下去,大叫一声:“我不转正。”转身钻进自己屋里。
    舅舅随后进来,不理他,打开凤凰琴拨了几个音。张英才说:“你不要乱弹琴。”舅舅不管,又拨了几下:“你不是想知道,这琴的主人是谁么?就是我。”张英才一惊:“那你干吗要送给明爱芬?”舅舅只顾说自己的:“转正的事我不强迫你,我讲个故事,你再决定。十几年前,这个学校只有两个教师:我和明爱芬。那年,学校也是分到一个名额。论转正条件,明爱芬比我强一大截。我就想别的门路,迅速和你舅妈结了婚。你舅妈品行不好,已离了两次婚,但她却有一个军官叔叔做靠山。明爱芬当然明白这一点,她为了证明自己比我强,明知无望,又刚生孩子,仍硬撑着要去参加考试,想在考分上压倒我。结果就是前几天余校长所说的,将自己弄废了。我一转正就调到了文教站,走之前,我不敢见明爱芬,就想将凤凰琴作为礼物送给她,让她躺在床上时有个做伴的。写好字后,又怕自己的名字会刺激她,就用小刀把它刮掉。我将自己的东西全拿走了,就只留下凤凰琴,我想老余见了一定会拿回去的。没想到它一直搁在这里。”张英才听完了说:“这叫有得必有失!”舅舅说:“你真聪明,我就是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张英才坐在桌子前不说话。舅舅说:“我累了,先睡,你想好了就喊醒我。明天回去,还不知道你舅妈怎么跟我吵。”躺下后又补充:“这次转正要两步棋一步走。明天就随我下山,一边到师范报到,一边办手续。别人都是九月份入的学,晚了赶不上考试,拿不到学分就麻烦了。”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屋里不见张英才。舅舅开门一看,张英才独自靠在旗杆上出神。屋内他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学校依然在升国旗,张英才要余校长让他亲手升一回国旗,他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了凤凰琴声。他忍不住回头一看,见舅舅和余校长正在合作,弹奏着《国歌》。
    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时,大部分学生还未到校,这种天气余校长、邓育梅和孙四海都要到半路上去接学生,三人都为不能为他送行而感到不好意思。张英才将那副四百度的近视眼镜送给了孙四海。余校长将凤凰琴送给了张英才。然后,大家握手道别。各走各的路。
    张英才和舅舅下到半山腰时,遇见了邮递员。邮递员又给界岭小学送来了一麻袋信,还给了张英才一张汇票。看后,他对舅舅说:“是报社寄来的稿费,一百九十三元。”舅舅说:“真不少,比我一月工资还多。”他本想问问有没有姚燕寄给他的信,马上意识到问也是白问,又不能查,反正学校那些人会转给他的。舅舅忽然说:“今后你要努力呀!那时,我总想,到了你们这一代人百事都好办了,没想到难办的事还有那么多。”正走着,身后有人喊。是叶碧秋的父亲,他要进城找活干。叶碧秋的父亲告诉他俩,余校长在举行葬礼那天,和那些孩子还没上学的家长都谈了话,大部分人的思想通了,表态说,过了年一定让孩子到学校里来。张英才和舅舅走累了,想歇歇,就让叶碧秋的父亲先走了。
    雪越下越大,几阵风劲劲地吹过,天空就乱舞起来。转眼之间,地上没白的地方就白了,先前白了的地方变得浮肿起来。张英才望着雪景,不免说了句:“瑞雪兆丰年。”舅舅说:“别浪漫了,快走吧,不然就下不了山。”
    天地在一刹那间变得很静,只有雪花的簌簌声。突然间,那个外国女人的歌声又响起来了,雪野顿时一派肃穆。别的人都没动,只有白狗子和那几个知情的知青,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拼命地向地下低去。
    ——《大树还小》
    刘醒龙的作品向来充满着对乡土深沉的关怀,
    他既不是它浅俗的“粉丝”,也不是它的指手画脚者,
    而是将乡土当作自己一生的来源之根和最终归宿。
    《大树还小》就是这样一篇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之作。
    “知青运动”的历史,从来都是借由知青的笔来讲述。
    而我们却时常忽略了故事的另一半,
    即接纳他们的那片乡土。
    事实上,无论是静默的乡土,
    还是乡土中失语的农民,
    都不曾试图去言说自身。
    于是这段历史只留下了一面之词。
    而这篇小说,让这段特殊的岁月彰显出了别样的味道,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
    农民接纳苦难时的毫无怨言;
    看到了在面对城市强势文化冲击时,
    乡土文明的隐忍和宽容。
    这就是乡土,一个大辩无言、大音希声的世界,
    一片包容万物的土地,
    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
    赵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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