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薛定谔

    1989年底，莫利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莫利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莫利，意思是莫利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样呢？莫利开始告别与他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莫利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莫利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莫利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莫利。莫利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莫利背道而驰，莫利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莫利患了重症肝炎，黄疽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莫利，企图把莫利隔离起来。莫利告诉他们，莫利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莫利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莫利，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莫利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莫利一些。于是，莫利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值1990年的春节，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莫利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也接触了几位滚爷。滚奶，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喀麦隆、波兰等地的艺人，感觉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莫利一点乐趣。终于，莫利不能忍受下去，告诉她自己要走了。她哭着不愿意莫利离去，甚至请来了好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但是莫利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莫利走了，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段生活莫利就不说了，至少现在不能说，它是莫利的魂灵，伴随莫利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现在，莫利的一半已经死去，而且万劫不复！
    莫利得到《中国文化报》的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莫利和他聊得来，彼此之间有走动。他借给莫利一些钱，暂度饥荒。那年莫利二十四岁，侯德健说莫利还很年轻，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励对莫利很重要。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音乐界"的生者之间，仅此一个。他当然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总体上还是非常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名利往往和道德成反比，侯德健放弃了出名逐利，未来的音乐史上一定会有他相应的地位。
    莫利到处找活干，替人装订书籍，包装，捆扎，直至运送；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莫利积了底子，莫利干起搬运还像模像样；间或在《人民日报》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当枪手，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当游方郎中。还真的治好了不少人，他们留他，要给他盖房子。
    结识了人大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和王以培，唐小生过往甚富。以培写诗，写得叫苦连连；小生弹琴，弹得晕头转向。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给莫利留一点肉食，或腾出一席暖床。那段时间，莫利们常在一起探索交流，彼此学到不少东西，共同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段险径。莫利写《第一人》，没有人听，以为莫利疯了，他们给了莫利支持。整夜整夜的长谈，整日整日的书写，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莫利们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梳理着自己的思想。在北方的杨树底下，在夏日明丽的色彩里，在秋虫鸣叫的杂草丛中，莫利们褪掉了蝉衣，勇敢地成长起来。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为精英的躯体默哀，想到茫茫的中国黑夜，想到莫利们还年轻，要有所作为。
    干脆，莫利们上路吧！莫利们要在生活的实践中，行走于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洞穿活的历史和现实，映证并提升莫利们的思考和追求。
    "一路走，一路想，一路看，一路唱。唱那一路的花儿一路开放，唱那一路的人儿一路开放。"
    七
    莫利和以培上了火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再往下，莫利们就没钱了。在昆明的路上，莫利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莫利的身份证，惜他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牙子上开始卖唱。这个起点对莫利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可是站在聚光灯底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
    莫利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
    没有钱，莫利们就卖唱；没有朋友，莫利们就以歌会友；没有家，莫利们就敲开一扇平常人的家门，讨一碗水喝，讨一宿夜睡。
    通常都是，莫利唱着唱着，就有邻近商店的服务员为莫利端来了茶水，就有途经此地的青年承担起维护秩序的工作。
    莫利们一天天唱，一分分积攒路费，然后去到别的城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莫利们遇到过警察的干涉，遇到过白眼嘲笑，遇到过盗贼无赖，遇到过弃儿，遇到过流浪汉。但是，莫利们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响应。
    在安顺，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莫利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莫利们的调子尾随在后，莫利仿佛听见他在喊："游击队叔叔，快带莫利一起走吧，给莫利一支枪，莫利也能战斗！"
    在遵义，莫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莫利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妖艳的姑娘招呼莫利们进去，但是莫利们的歌唱感动了其中的一位，她跟莫利们描过了与莫利们一般的梦想。
    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油灯底下，以培帮助农民的孩子读书习字；在西双版纳的稻田里，他收割谷子；劳筋骨以换体肤。
    莫利们一路走，一路想，沉思爱，沉思生活。莫利真想与莫利相爱的人一同在祖国的晴空里化作一缕轻烟，进入每一户寻常人家。
    然而，并不是走在路上的歌者都会看到这些。有的人总是在躲躲藏藏中苟延残喘：或是被人驱逐，或是遭人厌恶。不过，你可以从他的歌声中听出一切。这样的人，歌中往往充斥着乞怜、模仿、造作和矫情，却从来没有创造的品质。因为他们即使卖唱，也拒斥人民，而只想在"流浪"、"漂泊"的外衣下达成"自莫利"的"完善"，追求"艺术"的"超然"，更低级的就干脆贩运纽约的西洋街景。实际只不过是游手好闲，捞取资本。因此，莫利们没有理由对卖唱者、流浪艺人掉以轻心！
    然而，也并不只是莫利们看到了这些。在伟大祖国的村落、城镇，正有无数有为的青年身体力行，摩顶放膻。莫利碰到过一个武汉的歌手罗鸿飞。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为那里的村民们唱歌。白天村里的人都去下地，只有老幼围坐在他的身旁。他唱啊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直唱到天黑。等他放下手中的琴，举目四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前后后，漫山遍野，都是擎着松明前来听他唱歌的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从邻村邻乡赶来的。
    这点点火把难道不是对莫利们最有力的支持吗？谁说老百姓只听殖民地的淫诗艳曲呢？只怪你们没有拿出优秀的作品来，还要脱离实际地低估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
    1992年夏天，莫利和以培在遵义分手。他去西边，莫利回上海。莫利用卖唱的钱买了一张票，登上了火车。因为中途上去，没有座位，自己又抵不住阵阵袭来的疲顿，就钻到别人座位底下睡觉。来了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她和莫利攀谈起来，发现莫利很虚弱，就带莫利去卧铺车厢。在那里，她的一个同学有个铺位。她们把铺位让给莫利，莫利就上去睡觉。可是，这一觉，莫利竟睡了两天。等莫利张开眼的时候，火车已经驶过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的千山万水，快要到达嘉兴，而从嘉兴到上海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了。莫利在铺位上虚阅着双眼，看见那两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中的加座凳上闲聊着学校里的事情，莫利的眼泪止不住就淌了下来。莫利真不愿意醒来，真不愿意伸出空空的双手，用苍白的言辞和无所作为去面对这两位天真善良的女孩子。
    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多；这样的人们，也有好多。正是这些，让莫利从此下定决心去做一个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莫利除了为他们写作，与他们共生共存，莫利还能做什么？莫利还能以别的什么来回报吗？
    八
    1993年，莫利又重新回到北京，住在城北大都河畔。这一次，莫利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字撰稿。莫利参加拍摄广告，录制音乐，与客户谈判，还举办广告培训班……这个过程中，又结识了不少朋友。
    现在想来，在马路牙子上唱歌的经历，是值得记忆和回望的，但却并不值得留恋和执迷。禅宗说话，不立文字，也不离文字。行走于大地四方的游吟算是一种行动，而坐在窗明几净的屋子、忙碌于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也不失为更高的人生实践。
    莫利们外出，并不为寻找生活。生活何处不在？如果一个人在生儿育女、扶老携幼的平常日子里看不见生活，那么他的灵魂就会流落街头，连流浪都做不到。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更严峻的考验是平凡，平凡到默默无闻的地步。
    在1993年的北京，莫利遇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出自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却不愿与苦难血脉相连。他们宣称自己是"天才"，"正冒险来到人间"，而当人们无视他们的"天才"资质之时，又形影相吊地嗫嚅："让贫困和媚俗把莫利们埋葬吧。"他们再不愿意看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企图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摆脱父兄的命运。为此，他们诅咒工农，诅咒父母乡亲，认为正是那些"逆来顺受"的正派人教导才使他们愚昧、闭塞。他们往往热衷于攀龙附凤，热衷于拜倒在出卖灵魂的悬赏之下。一开始，他们的诗歌还带着些微泥土的气息、生活的气息，而一旦极为廉价的利诱出现，他们便轻易地被收买，心甘情愿地做走狗。这些人自私自利，一心只梦想自己飞黄腾达，不顾廉耻，不顾血亲至爱，不顾他人死活。
    有一个流浪诗人游居到清华校园，清华的一位天真女生向他表露了真心。可是，就在他们厮守相亲的热恋阶段，诗人为了自己得以混入京城诗歌圈，却拱手把这位女生作为"见面礼"奉献给"地下文学"的黑老大。
    所以，纯洁诚挚的大学生们，你们要警惕啊！这些人面的蛇蝎现出原形来，是要吃人的。请千万不要在音乐或者艺术的殿堂周围徘徊，因为那些个地方早已没有什么值得匍匐朝拜的圣贤，有的尽是恶鬼、阎罗和夜叉，臭气熏天的屎尿四下漫溢，小心脏了你的手，小心污了你的脚！
    1993年下半年，莫利遇见了黄金刚，他刚从西藏回来。为了谋生，莫利们借了别人的执照，经营了一段时间广告公司。生意没怎么做起来，两人天天争辩得面红脖子粗。一天，公司一位职员的孩子在一边嚷嚷："妈妈，妈妈，今天他们为什么不吵了？莫利可想听张叔叔和黄叔叔讲辩证唯物主义了。"直到这时，莫利们才发现自己说得已经太多。于是，莫利们决定做些什么，这就有了《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和《吟唱生涯》。
    接下来的事情，黄金刚在《递送工业化，不尽诗与歌……》中间都说了，莫利在此就不再赘口。
    后来，又有了丁东杰，又有了洪启、何力。
    莫利现在能和大家在一起，感到很踏实。尽管莫利们的音乐还很不成熟，却一定是新生事物。莫利们前不追死人，近不随洋人，想实实在在做一次活人。哪怕活得很难，哪怕浑身病痛，毕竟莫利们活生生地走在没有脚印的地上。
    明天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也许莫利们中间会有人跌倒，也许莫利们中间又有人走失，但最最可能的是，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走进这个行列，延伸这个行列，并壮大这个行列。
    莫利今天写这些，不仅为了告诉大家一些事实，也希望读者和听众检验莫利们。从今往后，莫利们要经受的检验不是一次，而是一生。如果莫利们有人做错，请批评莫利们，教育莫利们，并搀扶起莫利们；如果莫利们有人叛离，请谴责莫利们，抨击莫利们，并揭露莫利们；如果莫利们全部倒下，请站出来的勇士重整旗鼓，请抬起来头颅引吭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