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士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因为郑国擅自攻打许国，违背了晋楚之间刚刚缔结不久的‘弭兵之盟’，因此楚共王派楚司马子反率楚军北上伐郑；子反率军北上后，围攻了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改道攻入了卫国，一直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郑国国君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卿士子罕（公子喜）率军南下，偷袭楚国边境城邑，乘虚攻占了楚国边境上的新石。
    楚、郑两国混战一气时，另一个霸主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晋国执政栾书建议国君晋厉公即刻发兵，以惩罚楚国伐郑之过。因此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共同商议，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朝会中，晋下军将韩厥劝晋厉公暂时等一下，等楚国君臣不断地犯错后，再行征伐也不迟。另外，晋国的国人们也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恢复被耽误了的农事，让国家有所积累，军民百姓恢复元气；到那时候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战争也不迟。
    同时参与朝会的中军佐士燮也表示赞同韩厥的意见，暂缓出兵。可同样参与朝会的晋国郤氏家族成员（郤錡、郤至、郤犨），却积极支持中军将栾书的意见，要求尽快出兵与楚军交战。
    而郤氏之所以要鼓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只有战争爆发，郤氏家族成员在作战方面的才能才可以派得上用场，郤氏也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权力。
    争辩双方争执不下时，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出面劝说晋厉公，表示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以待将来’意见，坚决反对郤氏的‘出兵攻楚’决议；他还对晋厉公建议，说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此次伐郑属于师出有名（郑国先攻打许国），不算对晋国无礼。晋国可以派使者去楚国，与楚国君臣进行交涉，而不必在战场上相见；晋国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之私所要挟和左右。
    听完卿士们的意见后，晋厉公觉得出兵与楚军作战的行动对恢复国家元气、积蓄军事力量确实没有什么帮助，还要耽误重要的农事；于是，晋厉公做出了决断——暂缓出兵援郑、改为着重准备今年的农事，以让国人们休息、积蓄物资；待恢复了元气、养足了精神后，再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另外，晋厉公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去‘要求’楚共王遵守之前的休兵盟约，从郑国撤军。
    还在对战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楚国），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郑双方不约而同地同时撤军、结束了两国间的对阵。
    随着晋厉公的一锤定音，郤氏家族想要出兵对楚作战、以求取得更多战功、由此扩张郤氏在晋国内部更大的权势的意图就落空了；对于主和的韩厥、士燮，三郤（郤錡、郤至、郤犨）还不敢过多得罪，以免为郤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与韩厥、士燮相同意见的大夫伯宗，三郤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如果连区区一个伯宗也处置不了，那么郤氏家族今后在晋国的地位和权势可就再也保不住了，其他有心对付郤氏的卿士家族（比如栾氏、中行氏），也将摩拳擦掌地准备侵蚀、挤占威慑力大减的郤氏家族利益，在晋国新一轮的侈卿倾轧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三郤在没能达成出兵攻楚的目的后，对‘坏事’的伯宗充满了怨恨；不久后，在郤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商议中，现任郤氏家主郤錡就开始准备对伯宗发难，他首先提出对伯宗的疑问，说：
    “伯宗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屡屡反对我们的意见，每次与楚国将要用兵时，他都会站出来唱反调呢？”
    郤錡对伯宗的这个疑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宋国国君宋文公遣使向晋景公求救；对宋国的求援，晋景公起初准备履行盟主职责，出兵援宋；可此时身为晋景公亲信的伯宗却出面阻止了晋景公，以‘马鞭再长，也达不到马肚子下面’（即‘鞭长莫及’成语的出处）的说辞，成功阻止了晋景公援宋的计划。
    对上一次伯宗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的往事，当时已经是上军大夫的郤錡记忆深刻，而还没入朝堂的郤至、郤犨对此事也很有印象；而这一次，又是伯宗阻止了三郤想要与楚国开战、以此获取军功利益地企图，因此，参与家族会议的郤至也恨恨地附和郤錡的话，说：
    “伯宗不会是楚国的间谍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太可恨了！”
    郤犨也不甘落后，继续补刀说：
    “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真正有种！”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因为郑国擅自攻打许国，违背了晋楚之间刚刚缔结不久的‘弭兵之盟’，因此楚共王派楚司马子反率楚军北上伐郑；子反率军北上后，围攻了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改道攻入了卫国，一直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郑国国君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卿士子罕（公子喜）率军南下，偷袭楚国边境城邑，乘虚攻占了楚国边境上的新石。
    楚、郑两国混战一气时，另一个霸主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晋国执政栾书建议国君晋厉公即刻发兵，以惩罚楚国伐郑之过。因此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共同商议，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朝会中，晋下军将韩厥劝晋厉公暂时等一下，等楚国君臣不断地犯错后，再行征伐也不迟。另外，晋国的国人们也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恢复被耽误了的农事，让国家有所积累，军民百姓恢复元气；到那时候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战争也不迟。
    同时参与朝会的中军佐士燮也表示赞同韩厥的意见，暂缓出兵。可同样参与朝会的晋国郤氏家族成员（郤錡、郤至、郤犨），却积极支持中军将栾书的意见，要求尽快出兵与楚军交战。
    而郤氏之所以要鼓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只有战争爆发，郤氏家族成员在作战方面的才能才可以派得上用场，郤氏也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权力。
    争辩双方争执不下时，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出面劝说晋厉公，表示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以待将来’意见，坚决反对郤氏的‘出兵攻楚’决议；他还对晋厉公建议，说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此次伐郑属于师出有名（郑国先攻打许国），不算对晋国无礼。晋国可以派使者去楚国，与楚国君臣进行交涉，而不必在战场上相见；晋国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之私所要挟和左右。
    听完卿士们的意见后，晋厉公觉得出兵与楚军作战的行动对恢复国家元气、积蓄军事力量确实没有什么帮助，还要耽误重要的农事；于是，晋厉公做出了决断——暂缓出兵援郑、改为着重准备今年的农事，以让国人们休息、积蓄物资；待恢复了元气、养足了精神后，再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另外，晋厉公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去‘要求’楚共王遵守之前的休兵盟约，从郑国撤军。
    还在对战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楚国），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郑双方不约而同地同时撤军、结束了两国间的对阵。
    随着晋厉公的一锤定音，郤氏家族想要出兵对楚作战、以求取得更多战功、由此扩张郤氏在晋国内部更大的权势的意图就落空了；对于主和的韩厥、士燮，三郤（郤錡、郤至、郤犨）还不敢过多得罪，以免为郤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与韩厥、士燮相同意见的大夫伯宗，三郤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如果连区区一个伯宗也处置不了，那么郤氏家族今后在晋国的地位和权势可就再也保不住了，其他有心对付郤氏的卿士家族（比如栾氏、中行氏），也将摩拳擦掌地准备侵蚀、挤占威慑力大减的郤氏家族利益，在晋国新一轮的侈卿倾轧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三郤在没能达成出兵攻楚的目的后，对‘坏事’的伯宗充满了怨恨；不久后，在郤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商议中，现任郤氏家主郤錡就开始准备对伯宗发难，他首先提出对伯宗的疑问，说：
    “伯宗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屡屡反对我们的意见，每次与楚国将要用兵时，他都会站出来唱反调呢？”
    郤錡对伯宗的这个疑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宋国国君宋文公遣使向晋景公求救；对宋国的求援，晋景公起初准备履行盟主职责，出兵援宋；可此时身为晋景公亲信的伯宗却出面阻止了晋景公，以‘马鞭再长，也达不到马肚子下面’（即‘鞭长莫及’成语的出处）的说辞，成功阻止了晋景公援宋的计划。
    对上一次伯宗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的往事，当时已经是上军大夫的郤錡记忆深刻，而还没入朝堂的郤至、郤犨对此事也很有印象；而这一次，又是伯宗阻止了三郤想要与楚国开战、以此获取军功利益地企图，因此，参与家族会议的郤至也恨恨地附和郤錡的话，说：
    “伯宗不会是楚国的间谍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太可恨了！”
    郤犨也不甘落后，继续补刀说：
    “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真正有种！”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