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满清

    说到张廷玉，大部分人心里第一个词就是配享太庙，这足以说明这位汉臣在清朝的地位之高、能力之强、贡献之深。
    张廷玉，字衡臣，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十一年生于京师，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卒于故里，共享年八十四岁。
    张廷玉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职南书房。此后更是授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历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还多次兼任敕撰典籍的总裁官。经历康雍乾三朝，可谓元老，深得玄烨、胤禛、弘历三帝信任。
    康熙中叶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康熙盛世的初期了，张廷玉开始步入仕途。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召他去畅春园，询问其父大学士张英的近况，并命他赋诗，他以两首七言律诗深得玄烨喜爱。当天就被玄烨下旨入职南书房，特旨带数珠，着四品官服色。由此，张廷玉身居内廷，承袭父业。张廷玉自己也说：“穷边绝漠，余皆珥笔以从”。
    张廷玉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整个“康乾盛世”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封建社会晚期的诸种政治制度已然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在君主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权柄不假于人。玄烨的智擒鳌拜、平定三番、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准噶尔等；胤禛的密设储位，实行密折制度，设立军机处，变革八旗制度，打击“朋党”，实施“摊丁入亩”，推行“改土归流”等；弘历的“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兴兵边陲，“十全武功”，经营开发边陲等。
    康熙六十一年崩于京郊畅春园，皇四子胤禛继位大统。慎重地选了张廷玉作为辅佐自己的肱股之臣。至于胤禛如何看重的张廷玉，一是因为学问优长，“气度端凝，应对明晰”；二是因为他是自己恩师张英之子，有这样一份情谊在。康雍之交，政务可谓繁忙不已，谕旨每日下数十次，皆是由张廷玉承命应办。如果遇到紧急的事务，胤禛命他进入大内，口授大概意思，而命他草拟谕旨，御览无碍后下发。从此，张廷玉跻身枢臣之列。
    胤禛执政初期，继续深入地调整八旗制度，虚弱下五旗的势力。然后就是开始收拾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们，对于胤禩、胤禟、胤禵这样的皇子党，该杀的杀，改圈禁的圈禁，这都是当初“夺嫡”的后续。
    康熙晚年，政治斗争不断，尤其是诸皇子互相明争暗斗，角逐储位，政局动荡不安，胤禛鉴于这样的教训，决定改革以往历朝历代的“立嫡立长”的继位制度，实行秘密建储的办法。雍正元年的时候，留下总理事务大臣的胤禩、胤祥、马奇和隆科多，将密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为预防不测，另书写一份收藏于内府。雍正八年九月，雍正将密旨的内容给张廷玉阅览，十月正月，又给鄂尔泰看了一下。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崩于圆明园，张廷玉和鄂尔泰告知诸王大臣“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外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雍正能够将极为重要的储君之事让张廷玉预先知道，说明张廷玉是已经被胤禛视为肱股之臣。特别是雍正三年和五年的时候，胤禛先后处理了助他夺嫡的内外得力心腹年羹尧与隆科多后，张廷玉成为了雍正的首席智囊，“赞画军国大政不可数计”。
    弘历继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弘历对张廷玉也格外器重，每逢外出巡幸的时候，总是让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科举也参与殿试，选拔人才，考察检举官吏。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张廷玉眷注至深，荣冠臣僚，也由此出现了整个满清（除了清末）看似不可能存在的局面：党争——满汉臣僚的党争。
    胤禛生前对他的左膀右臂汉臣张廷玉、满臣鄂尔泰宠爱有加，甚至给予身后“配享太庙”的殊荣。而张廷玉和鄂尔泰两股势力的形成应该说是与雍正帝对他们的殊荣有直接关系。雍正十年的时候，张廷玉回到故里去祭奠其父张英，胤禛在其谢恩折子上写道：“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即使有言官参奏张廷玉和鄂尔泰，胤禛也会予以保全，不必入议。
    鄂尔泰入朝后，因为清廷“首崇满洲”，旧的制度之下，满洲大学士鄂尔泰应该按照位序在张廷玉之前。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纳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说纳亲应该在他之前，但在心里也难免有微词。弘历自己都说：“若以任用之先后为次序，则当日鄂尔泰即不应在张廷玉之前”。
    如果追溯满汉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朝建立之初，而清廷后面的种种做法，实际上也加深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明争暗斗。在雍正朝以前，哪怕是康熙朝也没有汉臣可以和满洲的臣僚相比的局面，汉臣见到满臣需要自降半级，甚至需要下跪（后来由于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合适，跪的礼仪也就免了）。
    张廷玉和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只要有所过失，哪怕是小错误小问题，他必要言语讥讽，使得鄂尔泰无地自容。比如暑假的有一天，鄂尔泰曾经脱帽乘凉，嘴上自言自语嘟囔道：“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微微一笑，说“此帽还是在自家头顶上为妙”。鄂尔泰当即不悦，又无可奈何，神色凝重达数日之久。
    乾隆初年的时候，鄂尔泰和张廷玉相国秉政，门下之士互相推奉，渐渐形成朋党之势，“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弘历对此当然也有察觉，又不好对于这两位元老明说，只好用世宗的《朋党论》告诫，但是未尝所愿。
    官僚依附和朋党问题其实更多的是与科举有很大联系，唐代的牛李二党，宋代的朋党更是鼎盛，明代的东林党争之事还依稀在眼前浮现。乡试主考官、会试知贡举与及第者成为终生师生，他们常常相互提携、彼此偏袒、剪除异己，终成朋党把持朝政。张廷玉屡次主持乡试、会试，参与殿试，门下生员可谓众多。而鄂尔泰呢，用人亦不择门生贤否，不训伊子以谨防，罗识党羽，“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讽”。朝廷中也正式形成了“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的局面，在朝廷中，可谓是分门相互，衣钵相传。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弘历为此专门降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天终老之理？”，传旨慰留。第二年正月，弘历更是命张廷玉如宋代文彦博为例，十天去一次都堂议事，四五天去一次内廷备顾问。结果当年冬天，张廷玉再一次乞求归老，弘历批准以原官致仕。结果张廷玉自己却上疏表示雍正帝去世前曾经说过自己配享太庙，想让弘历写个凭证。弘历听到这个要求，心中实在是不悦，但还是颁发了手诏，并且写了首诗给予他作为恩荣。张廷玉派自己儿子过去谢恩，弘历很是不悦，责备张廷玉不亲自谢恩，传旨令他明白回奏。结果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传写谕旨，旨还没到，张廷玉就到内廷来谢恩，弘历更为不快，认为军机处泄露消息，责备了傅恒和汪由敦。廷臣召开会议，请求剥夺张廷玉官爵，罢去配享，弘历下令削去他的伯爵。
    直到乾隆五十年，弘历亲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又重新评价他：“以今观之，则廷玉之议为当”。“夫廷玉既有此卓识，何为见及？朕之必不动与浮言，遵皇考遗旨，令彼配享太庙。”于是终清一朝，汉臣中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张廷玉这样的官场老油子也难免遭到打击，甚至从此汉臣权势又低落了下去，直到清末的西太后被逼无奈，让权与地方的督抚汉臣，从这一角度来说，张廷玉又何尝不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的牺牲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