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死去的人

  他们又到了三楼，尽管已经知道娜塔莎不在病房里。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他自己推着娜塔莎在散步。”一位护士告诉他们，“他说，同事会开车来接他，他现在有空，把我替换下来了。”
  侦查员走出大楼，不慌不忙地在偌大的公园里溜达着寻找多岑科和娜塔莎·捷列辛娜。时间流逝，林阴道空了，病人们都返回了自己的病房，探视的人也已经回家，但是没有见到穿医生白大褂的高个子黑眼睛的男人和坐残疾人轮椅的美丽苍白的姑娘。
  “大概是走岔了没有遇上？”他们恍然大悟，赶快返回大楼。
  “就是嘛，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利，一个也没有盯上，找谁漏谁。”
  但是到了科部才知道，娜塔莎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多岑科散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们不露声色，似乎什么意外情况都没有发生，侦查员又走到楼外，这才像换了个人似的。
  “赶快找，”个子矮些的那个发令道，“出事了，没有枪根本对付不了多岑科，他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男子汉，不可能不声不响地把他从这里带走而不让人发现。”
  半小时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米沙躺在灌木丛中。他失去了知觉，娜塔莎·捷列辛娜失踪了。
  他们就像两个一年级小学生似的受骗了，现在这一点非常明显。随便塞给他们一个人，这个人接近描述的模样，像肖像上画出来的样子。这件事情不难，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他们明白，侦探一定能对他的出现做出反应。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当然，这个男人有真正的证件和天衣无缝的履历，没有破绽，对此可以不怀疑。他堂而皇之到医院来肯定有完全正当的、经得起审查的理由。多岑科看见他在儿科旁边，应该放下一切，专心去对付他，拦着他检查证件。也许，把他带到科里去，直到验明身份，接下来道个歉再放他走。孩子们在此期间没有“保护”也不要紧。
  实质上不完全如此，但刻板的公式就是这么安排的。多岑科的确对酷似肖像的陌生人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但是他不是置娜塔莎于不顾，把她交给一个不懂事的护士，从他的后面猛冲上去，而是相反，让护士走开，自己留下来陪着姑娘。但是这也没有挽回局面，因为戏剧性的场面的导演和上演原本是指向轻信的护士的，还实施得非常专业。结果却把米沙蒙了。之所以蒙了，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萨沙叔叔”，五分钟前看见的，当时他想，他去儿科要干什么，他通知上阵的侦查员是否来得及截住他。心理谋划很准确。
  绑架者用加了烈性毒药的瓦斯气瓶，迷倒了米沙，然后大摇大摆地推着娜塔莎的轮椅上了大街。多半也让她“吸进”了毒气，让她不能发出喊声。对一个健康人使用瓦斯气瓶，必须拿在手上或者用车拉着，这当然不能不让周围的人发觉。一个失去知觉的坐在残疾人轮椅上的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他反正坐着不能动，如果他的头偏向一边，大概是他习惯这样，或者是在新鲜空气中打瞌睡，因为毕竟是病人。至于用小汽车把这个人从医院送到别的地方去——这太平常了。人们往这家医院送来这类摔伤病人——糟透了。有的人经过手术和治疗，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出去，大量的就是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今后全部时光。而多岑科叫侦查员下车来帮忙追踪，等于让自己的空间失去了监视，无意中自己帮了绑架者的忙。
  “这样的失误连我都想不起来，”娜斯佳心情沉重地对戈尔杰耶夫说，“通过这件事可以教育年轻侦探，工作中忌讳什么。错上加错。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不明白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环节。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神奇的医生就是‘萨沙叔叔’，他因为某些纯粹个人的动机杀死了阿尼斯科维茨。然后开始消灭一切可能认出他并且向我们提供证据证明他同捷列辛家的关系的人。他为什么要隐瞒这层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曾经相信，他隐瞒关系的动机也仅仅是个人计划。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只是一个单干的杀人犯。在私事中没有帮凶或者同伙。然而现在如何？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哎，哎，”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阴阳怪气地随声附和，“好吧，你见多识广。依你高见，现在倒过来了？”
  “是的，他有个帮凶。还不是一个，他们有一伙人。这一伙人在干什么？帮助自己的头头为隐私排忧解难？不会是这样。”
  “我自己知道不是。”“小圆面包”嘟哝说，“我不需要你的推测，我要你的结论和建议。”
  “建议还没有想好。”娜斯佳有节制地一笑，“想像力不够。”
  “那结论呢？”
  “有三点。一个比一个复杂。第一，进行这一系列谋杀，他解决的不是自己私人的难题，而是其他的难题。不过我现在还弄不清楚这些难题是什么。但是我会弄清楚，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不要怀疑，我现在要稍稍小睡一会儿，否则头脑发晕。第二，娜塔莎·捷列辛娜一段时间内没有安全危险。因此，暂时可以不必担心。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寻找她，但是绑架者不会动她。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她。要不然，就在我们的米沙躺倒的那片灌木丛中杀死她算了。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想，绑架者为什么不杀死米沙？这不在话下，”她迷信地用指关节敲着擦得很亮的桌面，“愿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因为当时的情形非常合适，灌木丛很密，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瓶装的瓦斯与消音手枪有什么不同？一颗子弹更有把握。那么为什么要留米沙一条命？”
  “大概在想杀死一个警察的时候，他害怕了，”上校推测说，“他知道，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拧断他的脖子。”
  “不见得。第一，对所有的人而言，米沙是一位医生而不是我们的战友。第二，绑架者即便知道有埋伏，也不可能估计到他不得不从一位警察手中抢过坐轮椅的姑娘。他来抢人时只想到是护士推着姑娘散步。而假冒‘萨沙叔叔’这场戏正是为了把侦查员从娜塔莎的身边引开，如果他在附近转悠的话。绑架者准备从更容易得手的人手中带走娜塔莎，只要不是从警察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杀人？对于他来说这本不是难事，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可能，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一大帮人。”
  “那是为什么？”戈尔杰耶夫跟着她重问了一遍，“你提的问题你自己回答。我们是自我服务。”
  “我认为，是他不想吓着小姑娘，他害怕过分刺激她。往她的脸上喷一小点，等她清醒过来再细细向她解释是一回事，当着她的面杀死一个人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又必须在小姑娘昏迷之前，让这个人倒下丧失反抗能力。陪伴者必须是第一个牺牲品。否则看见绑架者针对娜塔莎的行为，他有可能喊叫、跑开、反抗等等。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绑架者都得首先让推轮椅的那个人失去威胁力。但是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出乎意料仁慈的意愿。因为照全部情形看来，他并不属于心慈手软的人。请看，他都杀害了哪些人，70多岁的阿尼斯科维茨，不幸酗酒的罗曼诺夫斯卡娅，与世无争一片善心照料患不治之症的病人的修女，儿科护士阿莉娅·梅利科娃，全部都是妇女。她们都没有防卫能力，也都不能给予反抗。他不怜惜她们，手都不抖一下。没有当着一个17岁残疾姑娘的面杀死下一个牺牲者，他怕什么呢？这是为什么？”
  “据我记得，工作中有一个说法是，娜塔莎·捷列辛娜是这位‘萨沙叔叔’的女儿。他之所以明显地把她与捷列辛夫妇其他的孩子区别对待，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很清楚，他是担心自己的亲骨肉。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这么吃惊，”戈尔杰耶夫耸耸肩，“这一切都很自然。”
  “那他绑架她干什么？干什么？她好好地躺在医院里，有医生看护。纵然不是经常，但也是定期来探视她，六年来一切都让他满意。即便假定她是他的女儿，他把她弄出医院干什么？何况还是困难重重。只是别对我讲那种伤感的故事，什么这些年来他备受折磨，不能同自己疼爱的惟一的女儿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现在这种痛苦变得不堪忍受，所以决定绑架她等等。这种胡话我连听都不想听。孩子们实际上是孤儿，父亲死了，加利娜·捷列辛娜只是个形式上的母亲，她应该丧失了行为能力，因为她对过去的生活和自己的孩子什么都记不起来，更不能关心他们，因为她自己就是个重残病人。娜塔莎还不到18岁，完全可以合法地没有任何麻烦地收她为义女，或者办理监护手续，借用法律程序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去，根本不用伤脑筋，也用不着杀人和绑架等一切恐怖手段。”
  “哼，照你看来都很简单，”上校哼了一声，“而姐姐伊利娜呢？万一她反对一个外人收养娜塔莎为义女呢？”
  “有意思，既然他不同伊拉往来，他怎么会知道伊拉反对呢？她从来没有见过他。”
  “也对。这么说，你不想听伤感故事。好吧，那请说说你的看法。”
  “不知道，”娜斯佳痛苦地叹口气，“我什么都不知道，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脑子里一片空白，乱成一锅粥了。”
  “你刚才好像说有三点结论。”“小圆面包”提醒她，“可是我只听了两点，第三点在哪里？”
  “只要你不笑话，”她哀求道，“我有个非常奇怪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