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

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41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42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43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44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第57节：学生与军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45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第58节：学生与军警
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1《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3页。2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8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4《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上册，第184—185页。5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6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95—496页。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8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页。9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0页。10《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五四爱国运动》(上)，第515页。11蔡晓舟等:《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0—461页。12《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0—192页。13《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4页。14《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5—196页。15《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7页。16《学界风潮纪》，《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80—382页。17李先闻:《李先闻自传》第1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18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2页。19《北京档案史料》，第31页，1994年第2期。20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4页。21蔡晓舟等:《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6页。22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3、314、315页。23《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2页。24《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3页。25《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7页。26《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13页。27《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8页。28《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9—400页。29《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8页。30《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1页。31《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0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32方传桂等:《砸昌言报馆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05—708页。33李澄之:《五四运动在山东》，《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60页。34张树元1919年7月22日致北京急电，《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9页。35《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62页。36张影辉等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16页。37《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4—225页。38张影辉等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14页。39《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7—228页。40《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9页。41周恩来:《警厅拘留记》，《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2—28页。42周飞飞:《检厅日录》，《五四爱国运动》(上)，第67页，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