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运河

  由于年代久远，邗沟开筑的具体过程，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无从考证。站在古邗沟遗址上问默默的河水，河水无声；问瑟瑟的堤岸，堤岸无言。20世纪50年代，在宝应县一户农民家的猪圈里发现一通汉碑，碑身残破，字迹依稀。仔细辨认得知，在开筑紧挨博芝湖一段河道时，由于靠湖的堤坝在河道尚未挖成时垮决，汹涌的湖水突然袭来，正在河道中挖掘的士兵和民夫逃避不及，2500多人被席卷而亡。两千多具尸体漂浮水上，充塞河道，相接十余里，惨绝人寰。
  运河，你注定要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才肯绽开日后的华采、绝世的容颜吗？
  在开挖邗沟的一年里，伍子胥没有回过一次京城，没有离开过工地一步。他穿行在邗城至末口之间，不断地催促着挖河的民夫们。终日奔走在泥水里，伍子胥脚上的指甲被水泡得脱落了，十指路出鲜鲜的血肉。公元前486年，当邗沟得以最后贯通，伍子胥回到京城向吴王复命时，吴王夫差根本不敢认了：眼前黑瘦黑瘦的人，真的是我的行人伍子胥吗？。
  ——邗沟旁曾建过一座“财神庙”。这座“财神庙”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在邗沟故址上消失。有意思的是，名字叫“财神庙”，可庙里供奉的并不是“财神”，而是吴王夫差。因吴王夫差之后的结局很不好，不好公开祭祀，只是以“财神庙”的名义为他立祠。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庙的庙门一反扬州地带一般朝南的习俗，而是将它开向朝北，用意就是让他面对也是由他下令在北面蜀冈上建筑的邗城故址。精细的扬州人有情有意啊。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邗沟水道的开通，吴人从吴都出发，得以由此运河轻松地进入泗、沂、济三水，将他们的矛尖剑锋直指齐人的床榻。
  秦汉之后，统一的帝国陷入了长达近400年分裂的深渊中。
  从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四海之内权欲之斗如火如荼，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铜雀春深，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既久的华夏，坠入了一段最不堪回首的荒唐岁月。
  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并不能真正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
  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不会长久，愈是黑暗，期待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大的代价。
  代价再大，光明也会到来。天下势乱久了，到了该治的时候了。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定都长安（今西安市），再一次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隋。
  公元605年，杨广与朝廷大臣密谋，害死文帝，矫诏缢死太子杨勇，踏着血腥之路，坐上了隋朝皇帝的宝座，改年号“大业”，史称炀帝。
  登位之初，炀帝“发天下丁男，年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去筑河。“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鉴•隋纪四》）。两项开凿运河的浩大工程自大业元年（605）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完成了，历时不足半年，工程规模之大，进度之快，堪称中外工程史上的奇迹！
  其中固然有黄淮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开挖，沿途又充分利用天然河道和历代开挖的人工河道，在工程量上大为减少的原因；其中固然有此时冶铁技术已经普遍应用，开凿运河所需的工具制造有保障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隋炀帝不顾民生，滥用民力，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乃至苦难，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无名氏在《开河记》中这样记载此时筑河的情景：“男丁不供，始役妇女”，以至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唐代文人韩偓描写过隋朝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
  隋炀帝派遣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
  主管修河的酷吏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
  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为此运河，多少家破，多少人亡！
  运河啊，你的堤岸是由民夫的白骨筑起，你汨汨流淌着的是河工的血和泪！
  公元618年5月，炀帝在江都被叛将令狐行达用巾带缢死的消息传到长安的当天，李渊立即废掉了杨侑，自己称帝，是为高祖，国号唐，定都长安。——一个新的王朝，在战乱与血泊中诞生。
  在全世界所有的大河中，惟有黄河的身躯里是“一石水，六斗沙”。在它冲出黄土高原一路东下时，每年挟带而来的泥沙高达16亿吨。有人计算过，倘若将黄河携带的泥沙堆成两米高一米宽的墙垣，它的长度可绕地球20多圈！辽阔的华北平原，就是它古老的得意篇章；而六千平方公里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则是黄河自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改道后百年中的即兴之作；直到今天，它仍然借着丰水季节的肆意横流，每年在入海口的地方信手捧出约三万余亩的“小品”！
  这样的黄河对汴渠的影响是巨大的。只要黄河稍一感冒，整条汴渠就会跟着打喷嚏：淤积壅塞，漕运中断。
  唐代初年，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的男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治渠道。
  开元十五年正月（727），面对汜水堵塞，漕运不畅的问题，洛阳人刘宗器曾上奏：请塞汜水归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
  玄宗照准。
  工程自从2月上马，开挖至6月成渠。没有想到的是，“新渠填塞，行舟不通”。玄宗一听，急了：看来必须动大手术才行啊！他当即令将作大将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唐会要》）。
  自黄河入渭水的漕运路线，黄河三门峡是必经之地。黄河至壶口，一声短吟，撩起泻天瀑布；及抵龙门，换成一阕长吼，搅出的是动地狂飚！这里的砥柱之险，历代都视为畏途：
  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露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船舟，自古所患。
  郦道元《水经注》
  西汉、魏晋对三门峡都曾经进行过修治，但虽世代加功，都以失败而告终。开皇元年隋大将郭衍、开皇四年隋杰出工程专家宇文恺修筑的广通渠曾抵达这里，为这一水流漰湃、涛波尚屯阻碍漕运的险流工程，付出了巨大代价，虽然得以通航，但商舟是次，踟蹰难济，险关重重。大业元年隋炀帝迁都洛阳以后，这段险流就再也没有修治过，漕路已经不通。
  无奈，唐初的漕运袭隋旧制，从洛阳至陕州一段以陆运为主：“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旧唐书》）以陆运的方式，绕过黄河三门峡段的砥柱之险。
  唐初，对关东、河北及江南漕运依赖不是很大，一段陆运还能应付。然而，自唐高宗之后，官俸军需急增，西运关中的漕粮、物资，仅靠陆运至陕，再也无法能满足关中的需要了。而且，陆运至陕，虽然才三百里，可所付的佣金要比水运昂贵得多，如果变陆运为水运，能够节省很大的一笔运费：“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旧唐书》）（附：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图）
  形势所迫，形式所逼，唐王朝决心修治三门峡航路。
  决心是一回事，能不能筑成则是另一回事。显庆元年（656）10月，苑面西监禇朗上书请开砥柱三门，凿山架险，拟通路运。唐皇恩准，降旨：“发卒六千人凿之。”
  禇朗领着这三千人大干了一个月，工程完成了，“后水涨引舟，竟不能进。”（《唐会要•漕运》）
  官员领导的开凿天险失败了。
  砥柱天险，阻挡着漕运，也激发出人们征服它的欲望和冲动。中宗神龙年间，将作大匠杨务廉上书请开砥柱三门。如果说禇朗只是官员请开天险，这次则是专家出马。作为将作大匠，我们相信杨务廉在上书之前一定早已深思熟虑：怎么开，有多大把握。是的，杨务廉想到的是以往谁都没有采用过的以险制险的招数，就是在砥柱的峭壁上开凿三门峡栈道，“以挽漕舟”。
  然而，使杨务廉始料不及的是，栈道凿成后，艰难地攀爬在这三门峡栈道上挽漕舟的挽夫很多人坠死在峡崖下和黄河里。开始时，漕运管理部门面对挽夫坠死多“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新唐书》）”——瞒报事故真相，古已有之。
  面对这样的近于是死亡之路的“三门峡栈道”，设计、开凿者——将作大匠杨务廉羞愧难当。
  专家领导的开凿天险也失败了。
  历史进入了唐开元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