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版倚天屠龙史

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并非毫无怀疑。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分江湖势力的支持。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攻占了太平，并直抵应天城下，要占领朱元璋的都城。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无法进入秦淮河水道的舰队被迫退回长江，并在那里的一处港湾登陆休息，在那里他们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袭击并退走。这次失败让陈友谅丢失了江西，朱元璋随后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驻守南昌。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
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陈友谅所计划的方向发展。南昌并未轻易被攻占。一向被认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朱文正和他的将士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度不得不以吃木炭为生。因为这场艰苦的战役，朱文正后来被同僚们亲切地称为“朱坚强”。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亲率水木军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在战斗的最初几天，水木军所面临的前景十分黯淡：卫明军的战舰远比他们的高大，它们并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墙一样，将自己的战线不断逼迫后退。
朱元璋的旗舰“特快号”也受到了对方的炮击，被炸得粉碎，朱元璋本人在周颠的拼死救护下才幸免于难，但是已经有多名大将战死。最后，水木军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密集舰队。这是自公元三世纪的赤壁之战以来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战术。卫明军不可能对此没有防范。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资深武术家们的协助。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卫明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一样燃烧起来为止。(奇*书*网.整*理*提*供)
鄱阳湖战役并没有摧毁陈友谅的主力。但是卫明军损失惨重，而水木军乘机封锁了通向扬子江的湖口。在又僵持了一个月后，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下令全力突围，夺取通向扬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为俞莲舟用箭所射杀。周芷若带着她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了武昌，在那里她让陈理继位称帝，而自己成为了摄政太后。但是她的统治只维持了半年。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这是系统地征服汉政权从前领土的开端。
《英雄的国父传奇》中记载了在鄱阳湖战后不久一位道教神灵和朱元璋的相见，这可能是以隐讳的形式记载了张三丰和朱元璋的第二次会面。张三丰现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迈进。1364年中国历新年，朱元璋称“吴王（The Prince of Wu）”，并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统治机构，向未来的明帝国又迈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朱元璋再次率水木军亲征武昌，卫明军全军覆没。周芷若自杀，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朱元璋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他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间，“吴王”朱元璋投身于对另一位“吴王”张士诚的战争中。
张士诚本可以在1360‐1364年的“水木‐卫明”战争中同陈友谅联合起来对朱元璋前后夹击。
但他抱着让明教徒们两败俱伤的意图而袖手旁观，现在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比以前强大一倍以上的朱元璋已经对他具有了绝对优势。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进攻张士诚在扬子江北的控制区，另一方面派殷野王率天鹰旗进攻浙西，最后两军南北夹击，合围苏州。虽然张士诚已经注定失败，但是朱元璋在这场战争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抵抗主要来自江南士绅对明教红色恐怖的厌恶。在天鹰教肆虐的时代，他们曾经饱受蹂躏。虽然朱元璋已经竭力向儒家传统靠拢，但在江南上层阶级眼中，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而张士诚已经受到帝国的招安，反而成为正统的象征。对苏州的围攻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殷野王也战死在苏州。
最后，常遇春的军队打开了苏州城门。随后苏州遭到了残酷的屠杀。战后，朱元璋命令将城中富户迁徙到北面的荒凉地带，并对整个地区课以重税。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显示了他暴戾的性格。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整个中国将反复感受到这一点。
在扫清了南方的几个强敌后，剩下的几个野心家已经无力和朱元璋对抗。朱元璋现在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北方。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
诚然，朱元璋所号称的“吴国”，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纪初短暂地取得过中原的霸权地位，但其覆灭也同样迅速。对于汗八里的统治者来说，刘福通北伐的失败，不啻于再一次证明了北方的决定性优势。因此，朱元璋在长江流域和陈友谅及张士诚的战争，更多地被他们视为南方叛乱者内讧和覆灭的前兆，而非一个新帝国的兴起。但是如果不是帝国政府本身在北方的分裂和内乱，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对南方的叛乱者们加以打击。
在察罕死后，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职和军队——以及汗八里政府空穴来风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