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

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上。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①出身的。”——
①牛劲，“牛津”的讹音。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以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认识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讪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系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说道：“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津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卜的时候，沃尔大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爇情。沃尔大山姆光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躁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躁纵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躁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津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来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人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罗，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处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抬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地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寒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乱摸了一会，掏出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贴身女佣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水澡。她死死捏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们让她问阿摩尼亚津，把冰放在她脑门上，然后又替她把衣裳穿好。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没事儿似的跟汤姆-布坎农结了婚，然后动身到南太平洋去做三个月的旅行。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①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么迷恋丈夫的。如果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工夫，她就会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嘴里说：“汤姆上哪儿去啦？”同时脸上显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她往往坐在沙滩上，一坐个把钟头，让他把头搁在她膝盖上，一面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眼睛，一而无限欣喜地看着他。看着他们俩在一起那种情景真使你感动——使你人迷，使你莞尔而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一天夜晚在凡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把他车上的前轮撞掉了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