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

这个姑娘还是有新闻点的，老年人纪念十月革命，是为他们光荣且痛楚的回忆。可是这些年轻人搞*是为什么？他们又为什么愤怒？通过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反映些新问题。”
我回绝道：“不想写。”
韦铭不解：“为什么？”
那姑娘说的是一堆逻辑混乱的毁灭性短语，要我怎么写？但除此之外，我有更重要的原因。我说：“为什么要配文字？照片是世界的本身，具备多面性，一加文字解释，就变得片面了，只凸现出写字人偏听偏信的世界。照片比文字真实多了，新闻不就是要真相吗？”
我收拾起散漫，端出专业态度与他对话，韦铭有些吃惊，但他显然喜欢并擅长这种对话方式，认真地回答我说：“新闻的确是要记录真相，但媒体总是有价值取向的。一张照片，读者看了会有所感触，会情感泛滥，但是这些情绪原本就藏在读者心里，只是被你唤醒了而已，你并没有向他传递任何价值观……”
                  中指姑娘（3）
我说：“不需要价值观，我们是记者，又不是传教士。现在的新闻产品，我拍片、你写稿、他编辑……每一篇稿件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要怎么传递？干净利落地告知事实就好了，读者又不傻，他们自己会做判断的。”
“你说的是一种生产新闻产品的方式，但那适合财大气粗的通讯社，不适合我们。我们两个实习小记者，情报有限，设备简陋，要做纯资讯，咱俩会死得很惨。人家可以开着飞机玩航拍，照片搞得气势磅礴，我们呢？不做出特色，我们只能被海量信息淹没。”韦铭流露出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
“什么特色？”我问。
“注入人文情怀。 ”韦铭用了一个很高级的学院派词汇。
我无语，本以为自己说话已经够晦涩了，谁知他更涩。我只能掰碎了问：“怎么注？”
韦铭解释说：“比如一张‘9·11’的照片，美国人看到罪恶，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胜利，想要再接再厉搞恐怖主义。显然第二种情绪不是媒体应该传递的，必须要配上文字谴责恐怖主义，唤醒善良，感化邪恶。”
说到“唤醒善良，感化邪恶”时，他表情神圣，我仿佛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万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师兄弟一场，他为何总是热衷于客串师父的角色呢？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感化”我。
“我为什么觉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韦铭接着说，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释起来，“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写十月革命纪念日，却不敢奢望采访俄共领导人，写不出宏观庞大的稿子，还好我也不稀罕写那种稿子。我只想坚持人文特色，讲一个故事，刻画一个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报道中，谁能记住谁的？我们只要有一个眼神被读者记住，就够了。她就有这种眼神……”韦铭情意浓浓地看着中指姑娘，我想圣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准备唤醒他，他突然又换上严肃的面孔，冷冰冰地说：“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达什么，想好了吗？快去写，解释是必要的。”
说完跑步冲回自己宿舍赶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这个新闻疯子，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疯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独自留在房间，与“中指姑娘”无奈对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要竖中指？我要写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我走到窗边，看着满天狂乱的雪花，臆想一个愤怒女孩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想开一个玩笑挑衅公众。我们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时政杂志，我想知道当他们翻开杂志，赫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朝他树立中指，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们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激发他们原始的情绪，而不是用文字将他们引导向同一种情绪。
没有文字，这张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终究还是被韦铭舍弃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新闻图片展上，“中指姑娘”大获好评。
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2005年，夏。
莫斯科的冬季太著名了，于是全世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的夏季必然仓促而潦草，想必太阳发出的光与热刚刚以光速冲刺入俄罗斯的国境线，热力尚未来得及辐射遍其过分辽阔的幅员，源头的太阳已经打着哈欠准备退场。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很有质量，太阳早出晚归，格外勤勉。
                  中指姑娘（4）
傍晚，阵阵晚风携着夏日树木旺盛的鼻息袭入房间。我掐灭了香烟，跳上宿舍的窗台。我想要是正巧楼下有人看见我，一定很惊慌，以为一个悲情人物要自由落体寻求超脱了。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要呆坐在窗台上目送太阳归去。从主楼望出去，漫天的晚霞，如天边飘来绚丽的纱幔盖在莫斯科的肩头，湮没了城市的浮躁与喧嚣，莫斯科在霞光的呵护中变得恬静安详。夕阳慵懒地，一点一点地滑进天际边彩云层叠的纱床里。在莫斯科，我喜欢一个人的黄昏，但如此黄昏不会也不应被我独享，不知主楼五千多套房间中，此时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窗格子里与我一起欣赏这道风景呢？
主楼是莫斯科大学的标志。二战后，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了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建筑，莫大主楼是七姐妹中的大姐大，因为她最巍峨，还因为她站在高岗上。这个高岗地位了得，是莫斯科之巅，虽然此巅海拔仅220米，大名起得像绰号一样草率——“麻雀山”。其实苏联时期它一度有个威严的名字——“列宁山”，可是苏联散伙了，列宁也不威风了，“麻雀”又复辟了。个人觉得首都的至高点还是应以英雄命名，好比一个名叫“二麻子”的人和姚明一样都是高个子，可听上去二麻子比姚明矮了一大截。说这话我也不怕得罪麻雀小兄弟，毕竟它们也没什么民族荣誉感，一旦飞上枝头，就自称凤凰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座远在莫斯科的楼房印象更鲜活些，更有共同语言一些，我不得不提这件事，有位著名的人曾经在这座楼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话音一落，礼堂里热泪纵横，掌声雷动。
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冲进屋来，说走廊上莫名出现了一只名贵的俄罗斯蓝猫，她想去戏弄一番，需要我去厨房替她照顾甜汤。俄罗斯人喜欢猫，主楼里到处是猫的身影，不过这群猫咪的先祖多半是被学生收养的野猫，莫大学生用好鱼好肉制成糖衣炮弹攻击野猫，灭其斗志，将其驯化成百依百顺的宠物，在碉堡般的主楼里安身立命，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再被更多的爱猫人士领养，分居在主楼的各个房间。主楼猫多，但皆草根出身，一只高贵血统的俄罗斯蓝猫确实罕见。
我叉腰站在厨房中间，哈欠连连，实在看不出甜汤有被照顾的需要。黄豆大小的火苗，脸盆口径的汤锅，怕是加热快不过散热，再熬一两小时也沸腾不了。这时有人捧着一小盒木炭进了厨房，冤家路窄，是去年*时的“中指姑娘”。虽然我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与她眉目传情，但这一年，她变了很多，以至于我几乎无法辨认出她就是我的桌面女孩。我的桌面上是一个焦灼、狂躁、金属质感的少女，而眼前这位一袭白色纱裙，麻花辫从脑后绕到胸前，不施粉黛，淡泊恬静如一汪清水。烈酒变清水，这是多激烈的质变啊，正常情况下，此时照面，我顶多多看她两眼，依稀觉得似曾相识，却始终雾里看花，拍扁了头也判断不出识还是不识。可现在，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因为今天早上，她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硬生生地往我脑子里烫了个无法修复的疤。
……早上，第一堂课尚未开始，这个清水气质的姑娘冲进教室找我，我见她好生面熟，遂作宝玉状暗地感叹：“这个妹妹我见过……”正要检索大脑里存储姑娘的数据库，回忆这是何时何地哪一段艳遇，冷不防她已跳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一阵痛骂，俨然一失控的女纳粹。猝然、震撼、杀气腾腾，堪比德军“闪击战”突袭苏联。我惊诧：人竟可以表里不一到如此地步！过滤掉连篇脏话，提取了主要内容，我终于明白这场闪击战的导火索是我未经许可拿她的照片参加了新闻图片展。照片挂在新闻系大半年，老师同学秘书工人都熟视无睹了，突然一天有人跳出来捍卫肖像权，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中指姑娘（5）
导火索燃得太久了，等你已经忘记这枚炸弹，它突然爆炸，炸开花的不是战场，而是生活……
现在，在宿舍厨房里，我竟然又碰到她。难道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房管也太会开玩笑了吧，虽然我深爱她的照片，但不代表我喜欢活生生的她，我不希望生活中和任何易燃易爆的物体近距离接触。我佯装记忆受损，不动声色，全身心的关爱那锅甜汤。她更是悠闲自在，哼着小曲，点燃炉子顺手把打火机放在厨案上。是一只银色树皮纹路的纪梵希，有钱人的玩意儿，我不由得快速打量她，衣着饰品都十分考究，贵族气派，难怪如此飞扬跋扈。她用小镊子把盒里的木炭整齐排列到天然气炉火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木炭一点点由漆黑变得灰白再变得通红赤亮。突然，她扭头看看我，说：“你很会照相，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