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

魏何是个奇男子，不多言语，但他了解每个人，并知道快速制服他们的方法。万紫需要的无非是个体面的台阶。
                  中指姑娘（8）
车里播放着红殇乐队的歌曲，克拉拉听到自己的声音，吃了一惊：“这是我？这个音响太棒了，万紫的破旧音响里我像个沙哑的老太婆。这车真好，贵吧？”
我说：“不清楚，父亲的朋友借给我开的。”
我爸的朋友老陈在俄罗斯做生意，当年我执意要来俄罗斯，我爸规劝无效只能放行，将我托付给老陈照顾。老陈不常在俄罗斯，却偏偏在莫斯科置下了一房一车，闲着也是闲着，他对我说：“吴奕，车子借你开，然后你帮我看房子，作为报答。”听起来很公平交易，可是仔细一琢磨，我似乎占了大便宜，我马上打电话回家和爸妈讨论这个交易的合理性。我爸不假思索地说：“不行。”语气像一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老红军。我妈犹豫起来：“老陈那脾气，你要是拒绝了，他铁定不高兴。”我爸说：“虽说是老朋友，借车看房子都是朋友间的小事，可我毕竟坐在这个位置上，要避嫌。”我妈想了很久，拿出一个新办法：“儿子，不如这样，以后陈伯伯去俄罗斯谈业务，你积极点，给他做免费司机和翻译。劳动所得，我们心里也坦然点。”老陈觉得这个方案极好，在他的坚持下，我爸勉强同意了。
听说这车是借来的，克拉拉赞叹：“呵，这朋友真仗义。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公务员。”我怕他们误会，又补上一句，“跟职业无关的。他俩是发小。”
“公务员？万紫的父亲也……”说到一半，克拉拉突然收声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看她，只见万紫用力地使了个眼色，示意克拉拉打住。
我问万紫：“你父亲也是公务员吗？”
万紫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她好像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故意转过头看向窗外说：“前面景色不错，下车吧。”
此时，我们正行驶在莫斯科河沿岸，一侧是克里姆林宫的绿树红墙，一侧是母亲河的浓情蜜意，河道里有游船悠然航行。风景独好，但马路上车流很急，我说：“这里可不好停车。”
万紫觉得败兴，不悦地说：“算了，继续逛。”那口气就像军阀家的小姐在使唤黄包车车夫。
一直逛到日落西山，也没找到一处四人都满意的地方。暮色中，他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倾巢奔赴彼得堡拍摄，因为莫斯科确实不够华丽和性感，彼得堡才能衬托他们浓墨重彩的音乐。
这个主意平复了内部矛盾，却完全不询问摄影师是否愿意前往。
“对不起，我不出远门。”我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群人，在莫斯科逛了一天，毫无收获，我才不要再跟他们去彼得堡浪费时间。
“不行啊，你不去怎么拍啊？”克拉拉最先反弹。
万紫瞥我一眼，说：“我付你钱，五百美金，够不够？”豪气的腔调，稚嫩的小脸，颇具冲突感。
我觉得好笑：“不是钱的问题。”
“一千美金！”她利落地加价，像在参加一场志在必得的拍卖会，就差举个牌了。
她不会以为我在运用菜市场策略讨价还价吧？我不得不严肃起来，正色道：“我说了，不是钱的问题。”
大周不耐烦了：“行了，摆什么架子？离了他还不行了？万紫，你拿那钱买个相机不行吗，咱自己拍。”
“自己拍？那不是始终三缺一？”万紫不看好这个方案。
“拍四人合影时，就设定*功能，带着三角架就行。”大周补充道。
“那不是摆拍？那不是刻意设计的画面？”克拉拉嘀咕道。看来我这一天还是有收获的，我那“摄影不设计”的学说已经传承下去，克拉拉成了我的门徒。
                  中指姑娘（9）
大周不屑地说：“少听他鬼扯。”
这伙人实在不好接触，不如帮助他们独立作业，以后都不用来麻烦我，于是我附和大周：“大周的主意很好，不摆拍只是我的个人恶习而已，你们不要学啊。帮忙帮到底，我给你们推荐几款合适的相机。”
“不用了。”万紫漠然地说，刹那间我感觉到陌生人般的冰冷气场。她分明看着我，视网膜上却没有我的投影。我想她的大脑配置一定很低，仅仅一张A4纸、一只铅笔、一块橡皮擦而已，她把生活中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轻轻地写在上面，戏一落幕，便迅速用橡皮清除干净。因为下笔时虚弱无力，所以在擦除后，甚至找不出笔尖与纸的划痕。
莫斯科一日游就这样尴尬散场。我想，我跟这红殇乐队的缘分还真是来去匆匆啊。
回到宿舍，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整理今天零零落落的几张照片，刚一上线，韦铭从MSN里跳了出来。他已经学成归国了，正式加入我们曾经打临工的那家时政周刊，做了编辑。我本以为他离开后，我可以脱下记者外衣，专心做我的收藏家，岂料韦铭不肯让我金盆洗手，誓要将我培养成拍摄写稿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我欲逃脱，他却频频在MSN上与我约稿。
今天，他的MSN签名换成了：“祝贺安娜凯旋。”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名字，被公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良心”。韦铭是安娜的狂热粉丝，并发生热传递，把我也焐成了温热。安娜以报道车臣战争而闻名，比如：战俘营虐囚事件、国家试图掩盖未成年人枪杀、车臣非法占有私人企业事件、对国防部和俄罗斯驻车臣部队司令部贪污现象的调查……近两年媒体在车臣的采访受到限制，她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争地区，最近，她又带着骇人的真相从战区归来。韦铭兴奋极了,就像一个追捧超女快男的17岁少年。
韦铭此时出现，又是约我写稿。
我说：“险些被一个女流氓绑架去彼得堡，不然我就没时间帮你写了。”
韦铭艳羡地说：“被女流氓绑架？我当年在莫斯科怎么没遇到这等好事？”
我飞快地敲打键盘，哭诉这两日的不幸经历，MSN的对话框被我一页页地刷屏，有点罄竹难书的架势。
韦铭一听“中指姑娘”再现江湖，大喜，对我说：“我这次要的稿子也不是三五天能写好的。不如你就随女流氓去吧，不枉你整两年对着她的照片眉目传情。”
我一听三五天都写不好，被这工作量吓到了，抱怨起来：“什么报道这么麻烦？”
韦铭说：“我这种新入行的小编辑，整天帮记者们改错字，顺句子，实在乏味。想干一票大的，怎奈天下太平，我思来想去，唯有主动出击，制造不太平。”
制造不太平，这不是恐怖份子炒作新闻话题的伎俩吗？我战栗：“你，想干吗？”
韦铭说：“我做了一个选题，必然轰动，但很难采访。你愿意帮我吗？”
我谨慎地问：“什么？”
韦铭说：“调查外逃贪官及其子女，或者裸官家属的海外生活。我会找世界各地的记者分别调查，最终组成一个全球范围的贪官逃亡地图，俄罗斯部分就拜托你了。”
我松了口气，原来他是要反贪官，不是反人类。我在他滚烫的宏愿上浇上一瓢冷水，说：“扯淡嘛，但凡有银子懂享受的主，谁来俄罗斯啊？又艰苦又危险。咱身边哪个不靠打工攒学费？你亲眼目击过权二代、富二代吗？”
                  中指姑娘（10）
韦铭说：“目击过呀，我还摸过呢，你不是市长家的公子吗？”
我说：“我才是苦出身，全靠卖点照片糊口，还被你剥削，我拍的照片，在我老家的报社都卖到上千一张了，他们还拿去做成明信片和挂历呢。怎么到你那里总是廉价批发？”
韦铭辩解说：“谁让你爸是他们上级领导呢。”
“你丫的借口真无耻。”我狠狠地敲出几个字，“我是得过国际民俗摄影文献奖的，你到底是不识货，还是故意宰熟？”
“呵呵。”韦铭发来这两个字敷衍我，然后硬转了话题：“你的中指姑娘，用纪梵希打火机，没事自费出唱片玩，刁蛮任性，目中无人，动不动拿钞票砸人，典型的富二代嘛。”
我说：“可她还真不是富二代，据说她爹是公务员。”
韦铭好奇道：“公务员？什么级别？”
我说：“不清楚，她们都避而不谈，很诡异。”
韦铭说：“公务员这么敢花钱？太可疑了，没准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说：“得了吧，开个破宝马，都快散架了，有这么不惜命的贪官子女吗？”
韦铭说：“像极了，你跟他们去彼得堡，贴身调查。”
我说：“洗洗睡吧，别胡思乱想了。”
韦铭说：“干媒体的，作息时间这么规律，你羞不羞啊？”
嘿，他壮志难酬，跑来羞辱我。我说：“我只想做一个没事上街闲逛的摄影师。”
韦铭说：“调查记者才是王道。你想想安娜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时与恐怖分子谈判；她调查联邦军队，著书批评普京政府；她在法庭上为阵亡士兵的母亲们提供援助。你不嫉妒吗？这才是记者！”
我再次强调：“我只想做个摄影师。”
韦铭专横地摊派起任务：“从中指姑娘开始查吧，从彼得堡回来与我联系。”说完，他的头像暗了，不给我推辞的机会。
我一边整理万紫的照片，一边回想韦铭提出的系列问题，它们串连成一个悬疑故事：公务员的后代怎能如此奢靡？她为什么有意回避父亲的职业？一个中国人为何会去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日*？她在俄罗斯生活多久了，怎会说得一口纯正的莫斯科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