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

韦铭：“作为市长家的公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满脑子风花雪月。”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彼得堡透明夜（11）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我说：“毕业班，所以注重实践。”
我爸说：“你给中国的杂志写这些稿子有长远的意义吗？无非是现在挣点稿费当零花。我们希望你学好俄语，在俄罗斯工作定居。找一份踏踏实实、低调稳定的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太奔波太危险了，你还调查贪污犯？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狠？你出了事怎么办！”
不要做记者？那我入新闻系干什么？我说：“你们以前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现在说了，不希望你做记者，你马上停止这个调查。”他的语气不由分说地强硬。
我刚体会到做调查型记者的乐趣，他们竟然要我停止调查。我闷闷地说：“以前你们总说我没正经，现在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你们又拖后腿。”
“你要是受到打击报复怎么办？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你就不想想你妈？不想想我们的心情？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我爸换成了慈父策略，想要软化我。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们就等着买杂志，看我的精彩报道吧。”
我爸急了，命令道：“不许做。没什么可商量的，你马上停止。”
电话明明是双向交流的工具，他却当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他负责指示，我负责服从。我发言也多余，便不声不响地挂了电话。但电话马上又响了，我接起来，听筒里传出我爸震耳欲聋的怒吼：“我还没说完！”看来听众连关闭广播的权利也没有。
“这事没什么好说的。”我没好气地说。
“调查的事，我和你妈妈的态度很明确，你自己考虑，不多说了。”他专横地下了结论。
“那你又打来干什么？国际长途很贵。”我有些不耐烦。
“你留意一下怎么加入俄罗斯国籍。”他又下达了新命令。
“为什么要入籍这个鬼地方。”我很诧异。
“你也知道是鬼地方？当初让你去美国，你非跑俄罗斯。”他跟我翻起旧账。
“你当初也没有说过要入籍啊，就算美国好，我也不要入籍。我们做中国人不好吗？”
“希望你有所作为，所以送你出国。”他认真地说。
这像是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说的话吗？我反问道：“在中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能，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叹了口气。
“代价？”我不解。
“做中国男人，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在脸上抹一把灰，以示与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不然他将一事无成。晚上回家，又要把脸洗干净，不然久而久之心就黑了。吴奕，爸爸不希望你脸上有灰。”他前半句晓之以理，后半句动之以情。
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你太夸张了。”
“以后你会懂的。有精力多想想移民的事，不要调查什么贪官，对你没有好处。”话题又回去了，但他这次用了语重心长的劝慰。手段真丰富，我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反对, 我可能不会决绝地扑进这个调查里。我并不是多么想成为调查型记者，只是在这场角力中，我输不起。我的人生，怎么能演绎他们编排的剧本？
                  逃亡者（1）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你却不爱我
你这个习惯性逃逸症患者
——致艺术家
【万紫】
我的生活里闯进一个陌生人。他说我在*上对他一见钟情，然后努力考取莫大新闻系成为他的学妹，故意到教室找他，再到宿舍厨房请他照相，安排旅行，在车票上做手脚让他和我并排睡在火车上，深夜莫名触及情感话题……他一口咬定我费尽心思在追求他。
多么荒唐的指控，我像是个有计划性、策略性和持久性的人吗？真是高估了我。但巧合太多，就真的不像巧合了，经他这么归纳总结，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难道冥冥中真的有谁安排了这个过程？
事情的开端在2003年十月革命纪念日，我当时迫切地需要投靠一个组织，以便参加一场真正的*。*这种活动，一定要打人海战才有气势。要是作为散户，哪怕再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也像是遛弯儿的。
在街角电线杆上获得一情报，某组织招募年轻队员，我打了个电话过去表达了一下我渴望参加*的殷切愿望，他们给我啰嗦了一堆宗旨章程什么的，我也没听，就统统答应了，管他什么门派呢，让我置身他们的方阵中，一起打标语喊口号，经历一场百分百的游行就行。
我参加十月革命*，是想体验一下当共产党员的感觉。我曾经生长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当一回共产党，就觉得欠自己一个时代烙印。人活一世，一定要留下自己时代自己社会的特殊烙印。我要是头猪，在变成分割肉之前，必须在屁股上敲一个章，证明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当过一头家猪。
我爸是一个有共产党情结的人，即使他因为犯了大错被开除党籍，即使流亡在外。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情愫如此根深蒂固？
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我站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队伍里，准备和大家一起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呢，谁知窝火的事成双成对地来。
始料不及的是，这个队伍与普京为敌，领头的戴了普京面具，装成一只精神分裂的恶狗爬行在队伍前面。我出离愤怒，想要为了我的普京和这群愚蠢的反动势力殊死搏斗，但不知怎么的，我不仅没有站出来进行一场圣战，甚至都没有离开队伍和反动派划清界限，我依旧浑浑噩噩地跟着队伍向前行进，我的灵魂在激烈反抗，并鄙视我那与反动派同行的肉体。但我真的是太想参加一场胜利日*了，哪怕站错了队伍，我也不舍离开。
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红殇”要知道我参加了这支队伍，肯定要上纲上线地批斗我。“红殇”是一个四人团伙，成员有：魏何、克拉拉、大周和我，我们有一支乐队，名为“红殇”。对于普京，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痴迷。我和克拉拉、魏何是情敌，三个人都梦想着和普京有一腿。后来一首俗气的流行歌《嫁人就要嫁普京》唱红俄罗斯，“红殇”自视清高的音乐情操一时间全线崩塌，几个人没事就哼哼这首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歌曲：要嫁像普京一样的男人，强而有力、不打架、不酗酒、不吸毒、不伤我心、不弃我而去……
补充一句：魏何是男的，浑身散发着忧郁王子的气质。他举着小提琴演奏《嫁人就要嫁普京》时，您最好把画面和声音割离开来欣赏，情到深处自然浓的画面和无厘头的三俗旋律，如果音画同步，怕您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会厮打起来。
                  逃亡者（2）
大周也爱普京，但是是崇拜，不是爱情，他的爱情给了克拉拉，而克拉拉爱着普京，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足以证明大周对普京的崇拜有多么狂热和病态，病态到可以泯灭雄性动物为争夺配偶杀红眼的天性，他甚至可以接受他心爱的克拉拉想嫁普京而不想嫁他。
若是知道我参加过反普京*，“红殇”会制裁我的，我无法解释说我不小心站错队了，事实上只要我头脑足够清醒，今天*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可预料的——解体后的十月革命日，*口号早有惯性，从最初的“打倒叶利钦，审判丘拜斯！”到如今“打倒普京，恢复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