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那么，我们怎样来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呢？作为一个军人，在20―30年代的内战期间，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也表现出对战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战略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