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传

明年改年号为天聪。努尔哈赤发丧后，葬于沈阳福陵，又称沈阳东陵。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汗位交接，出现一些小的摩擦，没有发生大的震荡。大妃阿巴亥的殉葬，是这场政治摩擦的一曲悲歌。后金八旗贵族集团仍然团聚力量，共同对付大明皇朝。    
  袁崇焕得到努尔哈赤死讯后，立即奏报朝廷。并经请准，派遣人员，前往沈阳，进行吊丧，兼贺新汗皇太极继位；同时打探后金内部的虚实。这是明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到后金都城进行政治活动。皇太极派官接待袁崇焕的来使，又派使臣前往宁远。明朝与后金，使节往来，书信传递，这在明朝与后金关系史上，打破隔绝，实属首次。袁崇焕同后金“议和”，想了解后金的实情，又想拖住后金而修城备战，建立关（山海关）、宁（宁远）、锦（州）军事防线。皇太极同明朝“议和”，想巩固新汗的地位，又想拖住明朝而乘机出兵朝鲜。    
  明朝获得宁远大捷后，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驻宁远。辽东巡抚袁崇焕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立关宁锦防线。    
  皇太极致袁崇焕书    
  明军建立的关宁锦防线，是一个复杂的辽西军事防御系统。先是，明朝在辽东陆路设镇、路、卫、所、堡防御体系。明朝辽东都司共设有两个镇，辽河以东为辽阳镇，辽河以西为广宁镇。明失陷辽阳镇和广宁镇之后，其陆路防御体系被后金军打破。明朝为阻遏后金军南犯，需在关外辽西走廊建立一道从山海关、经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系统，这就是关宁锦防线。关宁锦防线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山海关到宁远，约200里；北段，从宁远经松山、锦州至大凌河，也约200里。关宁锦防线是以山海关为后盾总枢、宁远为中坚关城、锦州为先锋要塞，诸城堡台成为联防据点的串珠式防线。早在宁远之战以前，当时的明辽东经略高第主动撤离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城堡，使得关宁锦防线的北段即宁远到锦州的防线未能巩固，且遭破坏。幸赖袁崇焕坚守宁远，取得宁远大捷，保住了关宁锦防线南段的关宁防线。袁崇焕在取得宁远大捷后，奏报旨准，集中力量，建立关宁锦防线的北段——宁远到锦州的防线，防御后金进攻。    
  明军重建关宁锦防线，始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关宁锦防线，南北两段，为抢时间，加紧用工，分别进行。先修建其南段即山海关到宁远的关宁防线。以辽东巡抚袁崇焕在同月疏陈战守布置大局中，奏报修缮山海四城——榆关、前屯、中后、中右为始。此四城为关宁锦防线的南段，分作两期整修。第一期，为同年四月至七月中，刚缮修之城，被豪雨冲毁：“淫雨为灾，山海关内外，城垣倒塌，兵马压伤。宁远、前屯、中后等城修筑者，既成复坏。”于是又进行第二期修缮，自雨季过后至同年末，山海四城，缮筑完工。    
  关宁锦防线北段即宁锦防线，在宁远之战前，或被后撤的明辽军所自毁，或被败退的后金军所焚毁。关宁锦防线北段四城——宁远、中左、锦州、大凌河，自同年九月进行酝酿，袁崇焕奏报此事言：“适内臣刘应坤、纪用至宁远，遂与镇臣赵率教四人，并马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而东。其诸城堡向臣经灰烬之余，尚见颓垣剩栋，今止白骨累累，残冢依稀而已。”锦州、右屯、义州、广宁等地，残垣一片，白骨蔽野，急需修城，戍兵聚民。自七年正月至五月，即后金军进攻宁远、锦州之前，宁远、锦州两城，修缮基本完工。其他大凌河城、小凌河城等及诸堡城多未修完。在此期间，袁崇焕遣使持书，前往后金议和，以和缓彼，藉机修城。及彼探知，城已缮竣，负山阻海，固若金汤。袁崇焕在修城的同时，又遣将、派军、治械、备粮、屯民，进行备战。经过紧张而有序的部署，重建的关宁锦防线北段——宁锦防线基本完成，为宁锦之战胜利准备了条件。    
  关宁锦防线的北段宁锦防线，南起宁远，北至锦州，以宁远为后劲、锦州为中坚、大凌河城为前锋，又以所城、台堡作联络，负山阻海，势踞险要；配以步营、骑营、车营、锋营、劲营、水营诸兵种，置以红夷大炮、诸火炮等守具，备以粮饷、马料、兵械、火药；并屯田聚民，亦屯亦筑，且守且战，相机进取，从而形成沿关外辽西走廊上，纵深400里，以宁远为中坚，榆关为后盾，锦州为前锋，其间中前、前屯、中后、中右、中左、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形同肩臂，势如联珠，新旧城堡，选将设兵，从而形成一道军事防御体系，遏制后金军南进，保卫辽西，驻防宁远，御守关门，以固京师。
  第三部分吊丧修城（2）
  关宁锦防线的内涵，以宁锦战前为例，略析如下：    
  第一，指挥。明获宁远大捷后，辽西指挥，发生变动。时魏忠贤窃权，内监势焰嚣张。天启帝以“率循旧制、断在必行”，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月初四日决定，特命内臣镇守：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莅朝，仍俱在山海关驻扎。他们任务虽为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但奉旨将“声息缓急、进止机宜，务要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魏忠贤用意在于：内监出镇，收揽兵柄。闻旨，廷议纷纷，人心惶惶，内外百官，纷上驳疏。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迩者宁远一捷，中外稍稍吐气。当事者且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fén）乎？万一袁崇焕瞻回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又上疏：“此六臣者，与崇焕等为同乎，为异乎？将为同，则无用往也；使为异，则害有不可言者！”袁崇焕也具疏言：“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其结果是：君命难违，圣旨必遵。袁崇焕抗疏不允，便善处同内监之关系，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并马巡历锦州、右屯地带，所见各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白骨遍野，残冢依稀，“内臣见所未见，感倍于臣。遂邀镇臣与祝于北镇山神，誓图所以恢复者”。后袁崇焕奏请内监纪用等“移巡阅关外，与袁崇焕料理边事”。袁巡抚同监军太监周旋，得到了他们的一些理解。镇守内监奏报袁崇焕重建的宁锦防线，城势更高，堡垒更固，设备更严，军力更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袁崇焕在极力协和与内监关系的同时，还调整同督、将的关系。    
  明获宁远大捷后，督师王之臣、巡抚袁崇焕、大将满桂之间，先是“同心戮力，共保宁城”；至是产生“廉蔺之隙”。他们或相互参劾，或乞移别镇，或上疏求去，或面和心异。朝廷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任京师。王之臣疏求把满桂留下，调到山海关。但袁不同意，奏请“乞休”。王之臣也疏请“引避”。庙堂谕言：“始因文、武不和，而河东沦于腥膻；继因经、抚不和，而河西鞠为蓁（zhēn）莽——覆亡之辙，炯然可鉴。”朝廷鉴于督抚生隙、文武不和的教训，决定王之臣加衔回兵部，命袁崇焕兼制调度关门兵马。但是，事过不久，改变主意。朝廷要他们“鉴不和之覆辙，破彼此之藩篱，降志相从，和衷共济”。经过廷议，袁、王留任，但袁管关外防务，王管关内防务，分辖信地，同功同罪。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后，从大局出发，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六年（1626年）七月，令满桂为征虏将军、驻山海关、兼管四路。调总兵赵率教由前屯移驻宁远，总兵左辅先代居前屯。    
  明军辽西诸城官将做出调整，遣将分守。于山海关，由满桂任征虏将军，统兵镇守。于前屯，以其系辽东南路前屯路城，合宁远卫城，而称为宁前路，由总兵赵率教带关内兵马，出壁前屯，以捍关门，并援宁远，后改任左辅镇守前屯。于宁远，袁崇焕在《战守布置大局疏》中，做出周详而切实的部署，甚至对城上设置西洋炮及司炮官员、对街道牌甲的守兵饮食等都做了安排，并将中右所画入宁远防守汛地，还将觉华岛水师策应做出安排。袁崇焕则驻守宁远，并率总兵满桂（后移镇关门），副总兵王牧民、左辅、刘永昌、朱梅，参将祖大寿，中军何可纲（又作何可刚）等分信协守。于锦州，由太监纪用和总兵赵率教（后移镇于此）镇守。后袁崇焕擢祖大寿为前锋总兵官，“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四月，命原宁夏总兵杜文焕为总兵，调赴宁远。总兵尤世禄驻锦州，总兵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河城；满桂照旧驻关门，节制四镇及燕河、建昌四路，赐尚方剑，以重事权。当后金兵渡辽河的警报传来时，明朝迅即调整各将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满桂移镇前屯，原驻此地侯世禄同三屯总兵孙祖寿移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山海关城。